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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1日，2019年春运大幕正式拉开。

这40年来，中国形成了一个世界唯一的奇景。40天里，无数中国人提着大包小包，背负沉重行囊，像候鸟一般来回迁徙。

他们从经济发达的城市，返回经济欠发达的家乡。在短暂的休息与团聚后，就同家人告别，返回他们工作的地方。

在春运大军里，有一群人是主力。他们衣着并不新潮，甚至看着很是陈旧；裤子也洗得发白，有些还能看到修修补补的针脚。

他们，是农民工。这是一个平凡的群体，却是一个时代的象征。

不少人，尤其是不少年轻人，打心底认为农民是卑微的。

但他们却不知道，中国农民，曾三次拯救中国。

新中国刚成立时，是全世界最穷的国家之一。

不少人将其归咎于蒋介石，是他败走台湾时，将大陆的黄金储备一卷而空。

这是事实的一部分，却非全貌。国民党当年败的那么惨，倒台跟雪崩一般，根子是在经济。

1、法币之“苦”

自1928年后的20年，国民党先后换了3次财政部长。无论是宋子文、孔祥熙，还是王云五，无论是法币还是金圆券，都没能治好国民党的“经济病”。

蒋宋孔陈四大家族，腐败、权术是一套接着一套，搞起经济来，则是日益糜烂。

1935年，国民党发行法币，统一币制。1937年时，法币发行总数是14亿，1945年已经是5500多亿。8年抗战，法币发行数额增加逾392倍。

货币的价值，要同社会总生产力对上才行。有钱买不到货，和废纸没有区别。

1948年，金圆券发行前夕，市场中有604万亿元法币，但10亿法币只能兑换3400美元。

2、物价之“高”

货币不稳，物价崩溃地更快。法币发行的头一个十年里，重庆物价上涨1795倍，上海更多，约达到86000多倍。

这是什么概念？以委内瑞拉为例，其去年10月通胀率为830000% ，当地人吃一顿简单的快餐，就得花上2000万玻利瓦尔！

蒋介石在日记中曾提到：1948年2月底，每石米300万元，6月10日涨到700万元，而6月16日就成了980万元。

物价涨到最后，去市场买一筐鸡蛋，得提着比鸡蛋筐大得多的一提钱去买。1948年7月，上海工人月薪超过百万，却连一顿饱饭都吃不上。

3、金圆券之“罪”

至于金圆券，完全成了国民党搜刮民脂民膏的工具。从1948年8月开始发行，到1949年5月为止，金圆券发行量超过56万亿，收缴上来的黄金、白银和外汇全被运到了台湾。

上世纪台湾之所以能是“四小龙”之一，根本原因在于老蒋把整个大陆的财富给搬空了。国民党和西方资本主义一样，用巧取豪夺的手段完成了原始资本的积累！

到了新中国成立时，蒋介石一手造就的“烂账”，全扔到了我们手里。国家财政入不敷出，赤字不断扩大；各地通货膨胀也十分严重，物价高得吓人。

没有外汇，没有黄金，大陆的外贸基本断绝。

可就在新中国财政最困难的时期，不少资本家和食腐鸟一样，瞅着机会投机倒把。

1、投机金融

有的专门以倒卖金银为业，操纵金银黑市价一日三涨。

1949年，作为资产阶级大本营的上海，自解放日到6月9日的13天里，黄金上涨2.11倍，银元上涨1.98倍。

那时候，不少人私下交易还用的金条银元。金银价格上涨，就让物价随之上涨，涨幅在2.7倍以上。

解放初期，人民币立足未稳。人为造成贵金属和物价的浮动，对人民币通货地位和信誉造成严重冲击。

在这个形势下，资本家们甚至放出话来：“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进不了上海！”

2、囤积居奇

此外，还有不少资本家盯上了粮食、棉布等生活必须品。

金、银、物价都不稳定时，人为了保住自身利益，往往会用粮食和棉布等硬通货代替货币，充当价值更加稳定的筹码。

当时，“以货易货”在市场中很常见。不过，投机资本家就像闻到血腥味的鲨鱼一样，盯上了这些“硬通货”。他们囤积居奇、哄抬物价，想方设法捣乱市场。

从上海到南京，再到武汉、重庆，在1949年4月到1950年2月这10个月的时间里，发生了四次物价涨风。

资本扰乱了经济的两条“腿”，一是货币，一是大宗商品贸易。

这些问题其实在国民党执政期间就普遍存在，国民党高官们大多是既得利益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说，有不少人都亲自“下水”。

（陈云坐镇上海）

可对于我党来说，这些事都是头一回遇上。面对一个让蒋介石垮台的“顽疾”，新中国手里恰恰就有“良药”。

建国初期，中国是一个农民人口占88%的传统二元结构。新中国的财政赤字，也主要集中在城市管理上。

这12%的城市人口，需要大量财政支出，去维护警察治安、教育医疗、街道卫生和工商管理。但由于物价飞涨、贸易瘫痪、金融不稳等原因，城市产出基本为零。

1949年前后，为何我们农业收入能占到总收入的68%？根本原因在于1947年时，我党就开始搞土地按人均分的“均田制”，使占总人口88%的农民恢复了小农经济。

发展传统小农经济，只需要满足两个基本条件：一是人，二是地。农民有了土地，生产就不会拉下。

新中国成立前后，恰逢资本家们脱实向虚，把粮食、棉布等生活必需品囤积起来哄抬物价。

为了支援新中国渡过难关，是广大的农民节衣缩食，尽可能多向国家交售农产品，让社会主义国营经济有了足够的底气，打倒投机资本。

新政权从农民那里得到了大量的粮食、棉布等“硬通货”供给，运到城市里去平抑市场价格，迫使大批囤积居奇的私商破产。

经济战的弹药是货币，在平抑物价的“战争中”，我党也只能选择增发货币。

货币作为交易工具，背后必须要有足够的实体做支撑。有钱却买不到相应的货，货币的信誉和价值就会大打折扣。

和蒋介石不同，新中国拥有广大农民的支持，有强大的生产力做保障。我党在平抑市场物价时，后方货物供给没出什么篓子。

农民出售的农产品，吸纳了近一半的超发货币。为了买地，他们还把这些毛票子储存到银行，而非再次进入市场流通。

这间接地帮助人民银行吸储回笼，新政权的财政赤字压力得到极大地减少。

1950年4月之后，全国财政收支趋于平衡，财政赤字不再扩大，货币也不需要再增发。到了6月，在4万万农民的支持下，物价基本稳定，人民币信誉得到确立。

新中国成立后只用不到1年时间，就完全渡过最初的财政危机，农民居功甚伟，功不可没。

我在之前一文里，曾提到改革开放的先决条件。

但我没有提到的是：改革开放里，农民是主力军。

改革开放的首要任务是什么？就是引进外来的先进技术和设备。我们被封锁了太长时间，生产水平和技术早就跟不上世界水平。只有先引进来，才能再走出去。

不过那时候，中国的外汇储备几乎为零。怎么办？借着中美关系好转的东风，找西方举债。毕竟黄金是战略储备，不到关键时刻动不得。

改革开放所需的第一笔启动资金，名义上是引进来的“外资”，实质上是我们借的“外债”。

这笔外债规模一点都不小，1974年，新中国财政赤字超过百亿规模。仅仅5年后，也就是1979年，这个数字突破了200亿。

5年，财政赤字涨了一倍。对于40年前脆弱的财政收入来说，这是一个看得见的危机。

1978年，按计划规划引进所需外汇180亿美元，国内投资1300元亿人民币。但1977年，全国财政收入仅874亿元人民币，整个外汇出口仅仅只有76亿美元。

“入不敷出”这个词，是最贴切的形容，可见整个国家财政之脆弱。

但这些外债是“刚需”，主要有两个用途。

（宝钢1号炉，我国首座成套引进的高炉）

一是用于大学恢复建设，公派留学生、聘请国外教师、购买计算机和实验设备，这些事情只能通过动用外债才能办成。

二是国内搞基础设施建设和重点工程，京津塘高速公路、大同到秦皇岛的煤运铁路和港口、大连石油输送管道和港口、以及宝钢等，都动用了大笔外债。

如此庞大的外债去哪了？全都压在了财政赤字上。赤字压力如此之大，可解决都是燃眉之急。压力必须顶住，问题也必须解决。唯一的路子就是想方设法改变财政支出的结构。

改革开放那年，农民占到总人口的82%以上，经济还是城乡二元结构。

1980年9月，中共中央下发了一纸公文，成了关键钥匙。《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肯定了包产到户的社会主义性质。

真正意义上的大包干，是从这时才开始的，而这正是解决赤字的良方。

一方面大包干之后政府又不用管农民了，三农财政开支直线下降，一度低于3%，赤字压力得到缓解；对于农民来说，每家每户都分到了田地，自然没有任何怨言。

另一方面，农民群体过剩的劳动力就地拉动乡镇企业发展，对于国内重工业和设备制造业的需求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市场，也就是拉动了改革开放最急迫的“内需”。

就拿纺织业来说，在那时候乡镇企业占了9成。

在改革开放之初，受限于技术与设备，劳动密集型的纺织业是我们外贸的急先锋，也是制造业的顶梁柱！

上世纪80年代，纺织业对GDP增长平均贡献率超过20%，而大多数从业者，就是农民！

轻工业发展，离不开重工业的支持。乡镇企业成长了，它们的需求也就增加了。各大城市发展的重工业也被拉动，给推着往前走！

是农民通过产业链的形势，形成了旺盛的内需，对我们重工业以及城市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1980年后，中国外汇储备飞速增长。1981年底首次达到27亿美元，1990年底首次突破100亿美元，达到110.9亿美元。

注意，在那个时代，乡镇企业是缓解国家外债压力的主力军。当时有85%以上的出口创汇，是来自农产品和以农业为原材料的加工品，这些可都是农民一毛一毛地攒下来的。

40年改革时期，头10年增长内需拉动作用极为明显，而乡镇企业同时还带来了乡村城镇化。

乡镇企业的兴起速度很快，到1988年的时候，全国上下共有1888万个乡镇企业，总产值达到4765亿元。

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配套的基础设施也得跟上。企业要充足的原料来生产，货物也要及时运出去，这就让公路、铁路网进一步密集。

农民收入增加了，对生活也会提出理所应当的要求。水、电、网络到村到户，是农民的需求拉动着建设。

我们都讲的三驾马车，请问内需驾辕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就是农民成了主力的那个80年代。

我国的环境问题排在各国的最前面，以最大规模的污染为代价，让工业产出和化学农业生产总量登顶，这真的是长久之道吗？

前车之鉴有太多太多，不需要戎评再去列举。而这些问题，我们在12年前就已经开始思考。

从2007年开始，我们就提出生态文明的包容性，提出可持续发展理念，要以生态文明为指导推动战略转型，最主要强调的是自然多样性与人类社会文化多样性之间的有机整合。

但是，任何战略转型的前提，是经济。2008年，外部环境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冲击，一点都不小。

自90年代中期后，中国经济增长就离不开外贸。尤其是2001年入世之后，是外贸让中国经济就此腾飞。

可2008年底，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其直接后果，是2009年的全球需求直线下降。紧接着2010年，欧债危机爆发，外部需求更少了。

这时候，我们产能过剩的问题就彻底暴露了。

当时我们全球的主要贸易伙伴，一是美国，二是欧洲。结果这两边经济同时熄火，需求崩盘，让我们的外需条件急剧减少。

外需急速下降，国际订单迅速减少，但生产线不可能短时间内全给停下来。一时间，中国制造产能过剩。

产能过剩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一着不慎就会满盘皆输。80多年前的美国大萧条，就是最好的反面教材。

此刻，农民第三次站了出来，再度拯救中国经济。

2010年时，我们城市化率接近半成，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49.68%。

城市消费水平再怎么提升，基础消费水平摆在那里，潜力不会太大。但占据了另一半人口的农村，可是一个尚待开发的庞大市场。

如何开发这个大市场？“家电下乡”是一次不错的尝试。

“家电下乡”是从2007年底开始，在局部进行试点；2009年初，逐步向全国推广。到了2010年，效果就显露出来了。

2010年，全国家电销售额近3000亿元，以旧换新销售累计3200万台，救活了一众中国家电厂商。

这两年中国家电企业在国际上呼风唤雨，基础就是那几年打下的！也正是农民的消费能力，有力支持了内需增长。

类似还有同期的“汽车下乡”政策，用不到两年的执行时间，让我们的汽车销售量一举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汽车市场。

在这一场转型中，农民是主力军！但是，农民拉动的内需不能是昙花一现，也得是可持续的，这就得让农民收入持续增加。怎么做？乡村振兴战略。

去年8月，中国出台了《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

看清楚，这是乡村振兴战略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有第一个，就会有第二个、第三个……换句话说，这将是未来的一项长期规划项目。

每一项战略，都是危机催生的。中美贸易战尚未结束，逆全球化浪潮不断蔓延，外部贸易环境积重难返。

正所谓“打铁还需自身硬”，无论中美谈判结果会转换成某些领域的让步，无论外部环境再怎么恶劣，我们都得练好内功，夯实基础。

这个内功就是“内需”，基础就是乡村振兴。

一方面，我们仍有超过4成人口在乡村，市场规模庞大，潜力深厚。这就是一座宝山，可不能空守着。

另一方面，生态经济中，乡村是极为重要的一环。乡村既能是第一产业，也可以发展第三产业。

生态旅游、农家乐等产业，既可以拉动城市居民消费，也能够提高农民收入。农民受益后，就可以持续拉动内需。

未来的中国经济中，农业是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未来的产业结构中，农村将成为新的一根支柱。

农村会越来越好，但我们仍需要着眼当下。

在中国，改革开放后涌现出全世界特有的一群人——农民工。

40年前，沿海地区建起了一片片电子厂。厂是谁来盖的？农民工；厂里谁来工作？还是农民工。

同样的场景也在山西煤矿上演，在全国各处工地上演。那时候的脏活累活，全经过农民工们的双手，洒满了他们的汗水。

但在城里，农民工是最底层的人。衣着光鲜的城里人很是嫌弃他们，直呼“乡巴佬”，却很少有人去思考，那些城里人不愿意做的工作，究竟交给了谁？农民！

改革开放至今的40年里，农民收入增加了，农民待遇增加了，但农民的社会地位，却没怎么动过。

城市，农村，没有城墙相隔，却被人心隔开；

城里人，农村人，同住一片土地，却被人制定了高低。

看清楚，碗里的米是谁种的？农民！

想清楚，身上的衣是谁制的？农民！

弄清楚，城里的楼是谁盖的？农民！

阿Q说：“老祖宗也曾阔过”，但谁家的老祖宗不曾是农民！

中国人都是农民的子孙，没有农民哪有今天的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