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诞生九十九周年，距离它的百岁生日还有一年。

百年关头回顾历史，理解中国历史选择的内在逻辑，也就更能够洞察中国的前途命运。

 在我看来，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可以分成五个主要阶段。

从1921年创立到1935年遵义会议是第一阶段，从国外引入的马列思想与中国实践结合，期间经历多次失败和摇摆，可以称之为道路摸索阶段。

第二阶段从1935年到1949年是第二阶段。在“遵义会议”这一史上最强战略复盘会上，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指引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胜利，建立了新中国。

第三阶段是从1949年到1978年，一方面高举着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另一方面党的实践逐步偏离毛泽东思想的主旨，走向脱离实际，盲目激进的怪圈。

第四阶段从1978年到2017年十九大召开，这一阶段的起点是回归到毛泽东思想的主旨实事求是之上，将发展生产力，提升人们生活水平作为党的基本任务，推进改革开放。

第五个阶段是十九大至今，毛泽东思想全面回归，再次成为党的指导思想，一方面强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另一方面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为核心任务。

可以看出，百年党史基本可以总结为：将马列思想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归纳总结出毛泽东思想，再用毛泽东思想指导中国实践，其间不断试错、修正，实现理论和实践相互促进，不断进化升华。

这里所说的毛泽东思想并不是毛泽东本人的所有思想的总和，而是以毛泽东的思想内容为主，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毛泽东思想对于中国革命的伟大意义在此不必赘述，我主要谈一谈，为何毛泽东思想也是解决人类当前面临重大危机的关键钥匙？

要理解这个问题，必须要跳出中国自身的历史框架，从更大尺度的全球大历史中寻找内在逻辑。

1、英国工业革命与人口论

毛泽东思想继承马列思想，最初提出者是卡尔·马克思（1818年5月5日－1883年3月14日），他的一生处在十九世纪工业革命高峰期。

马克思的青年时代，英国已经通过工业革命跃居为欧洲霸主。英国作为欧洲的边缘国家，之所以能够率先点燃工业革命的“核反应堆”，是因为在长期的国家间争霸中，英国率先建立了工业生产、金融资本、战争机器循环驱动的“增长飞轮”。

英国的成功，本质上是商业模式的成功。

在新的增长模式之下，英国一方面对内无情摧毁以土地为中心的旧生产关系，令大量中小地主破产，将农民从土地上剥离出来，将这些土地、人口和资本作为工业机器的养料；另一方面对外进行战争和征服，将更多的原料、人口、市场卷入进来，以满足煤铁工业怪兽的贪婪胃口。

英国获得巨大商业成功的背后，带有深刻的道德悖论：工业发展必然会破坏原有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导致底层民众陷入悲惨的境地。依照传统伦理，政府应当为人民生活背负责任，有义务改善他们的生存状况。

但是资产阶级专政的英国，做法反其道而行之，出台一系列有利于更加残酷剥削工人的法案，在工业中心曼彻斯特，工人变成了消耗品，严酷的劳动强度之下，基本三年就会彻底摧毁一个人的健康。同时，大量底层人口被政府当成垃圾丢到海外殖民地，令其自生自灭。英国劳动群众反对失业和贫困的斗争日趋高涨。

顺应民意的呼声，英国出现了主张社会改革的思想，缩小贫富差距，给底层人民更好的福利。而英国的权贵阶层则迫切需要消除他们的影响。

英国牧师马尔萨斯于1798年写出《人口论》，为英国统治阶级的做法进行辩护。马尔萨斯直言不讳地说，他写作的目的 “是运用这原理来试验一下那些关于人类和社会完善性理论的真实性”，而他所揭示的“真理”的效用则在于，使下层阶级“永远不易受到煽动性出版物的影响”，让上层阶级“无须担心那种革命的过火行为”。

人口论基于如下三条假设：

如没有限制，人口以指数增长，如下图红线所示；

食物供应呈现线性增长。如下图黑线所示；

人类要靠进食维持生存。

由于指数函数必然会超越线性函数的增长，必然会出现人口超过资源承载的情况。上图中的交叉点就是社会经济所能承受的人口的最大值，人口超过这个数值，就会出现灾难性事件使人口减少。这个点被称为马尔萨斯陷阱的人口天花板，或简称为马尔萨斯天花板。

当时欧洲的主流观点是：“人口是度量一国富裕程度的最佳方式。一国幸福与繁荣的增进，最重要的标志就是人口的增加。”

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对这一观点加以否定。人口论揭示了人口增长必然要受到资源约束，即使超过，也会通过惨烈的手段回调。正因为如此，英国政府一系列手段压迫底层劳动人民，降低其生活水平，导致其生育率下降，死亡率上升，不仅无罪，反而顺应了客观规律，应当大力提倡。

马尔萨斯具体提出了如下应对之道：

1、极力鼓吹私有制，因为私有制可以有效控制人口增长。

马尔萨斯认为，社会中的贫穷和罪恶并不是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造成的，而是人口规律作用的结果。废除财产私有制，实行婚姻自由，改善和提高人们的生活，势必刺激人口增加，最终使建立起来的平等社会制度趋于瓦解。只有保持财产私有制以及各人担负起养育自己孩子的责任，才能使人们自制，不至于生殖过多的子女。所以，财产私有制是出自人性的人口自然规律的支配而产生，它是永恒存在而不能被推翻的。

2、竭力反对当时英国实行的济贫法，因为这是在鼓励穷人制造更多穷人。

马尔萨斯宣扬贫民产生的原因是他自身贫困，救济的手段在他自己身上，而不在于别人，政府和社会对此是完全无力的；济贫法给予穷人以福利，使不能独立维持家庭的人也将结婚，生育子女，这是供养贫民以创造更多的贫民。

3、极力反对增加工人工资，宣称这不是资本家的义务。

马尔萨斯认为，工人工资水平取决于工人人口的多寡。一国的生活资料是一定的，如果人口增加超过了生活资料的增长、工人人数超过劳动市场需求的比例，就会使工资下降和工人生活恶化，从而使工人繁殖减少，人口增加减少。工资低廉，工人人数众多，工人为维持自己的收入，就必须加倍地努力工作，从而促进生产的发展。直到后来，生活资料和人口保持同一比例，于是工人生活获得改善，工资又提高，对人口限制又会放松，工人的生活会再度恶化。工资水平就是这样随人口的增减而上下波动。

根据马尔萨斯的观点，富人残酷剥削穷人才是“替天行道”。私有制是天经地义的，资本家也没有任何义务救济穷人，给工人加工资。如果违反，反而会引发更加严重的社会灾难（即马尔萨斯陷阱）。

根据英国社会自古以来存在的公共利益（common wealth）法则，私有制因为侵害了公众利益，本来是带有原罪的，历来遭到许多英国政治思想家的严厉批判，比如托马斯·莫尔的“羊吃人”的控诉。

在《人口论》出版之前，资本家们自觉道德上低人一等，无论是主动还是被迫，还是做出了一些让渡福利的举动。马尔萨斯的父亲作为权贵阶层的一员，内心也是同情穷人，主张给穷人更多福利。

人口论的主要观点，正是在马尔萨斯在与他父亲辩论的过程中产生。马尔萨斯把赤裸裸地为资本主义辩护以及道德甩锅的行为，变得如此义正言辞清新脱俗，让资产阶级既当了婊子还立了个巨大无比的牌坊。正如马尔萨斯在该书第二版中给出的辩护：“它的内容一方面是与完美主义者的辩论，一方面证明造物主造物之道的合理性，尽管表面上看来似乎是反其意而行之。”

这本书让不愿意背负道德枷锁的新一代资本家们如释重负，如获至宝，打心眼里感到舒坦，每个毛孔都如此地轻松惬意。马尔萨斯人口论获得了新一代权贵的大力支持和极力鼓吹，成为一代学术权威也就不足为奇了。

1805年，马尔萨斯凭借人口论的巨大影响，成为英国第一位（或许是世界上第一位）经济学教授，执教于东印度公司学院，更加助推了这一理论的广泛传播。

马尔萨斯是第一位经济学教授，也是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真正鼻祖。马尔萨斯把人类道德的温情彻底踩碎，解除了人类心底潜藏的“贪婪”魔鬼的所有枷锁，使其披着“自由”的外衣自由地肆虐。

被视为自由主义经济学鼻祖的亚当·斯密，其实本业是一名伦理学教授，他的主要著作是《道德情操论》。《国富论》中也带有许多通过道德来调节社会不公的观点。

大卫·李嘉图被视为接亚当·斯密衣钵者，但实际上李嘉图是马尔萨斯的好友，对后者的学说推崇备至：“关于马尔萨斯先生的《人口原理》，我在这里有机会表示赞扬，不胜欣幸。反对这部伟大著作的人的攻击只能证明它的力量。我相信它应有的声誉将随着经济学的发展而传播遐迩，因为它对于这门学科做了非常卓越的贡献。”

李嘉图的职业是一个股票经纪人，他的经济学著作只不过是业余之作，而且大都是根据马尔萨斯的观点编纂而成。

李嘉图的“级差地租”，是现代经济学均衡理论的基石“收益递减”的最初原型，而这一论断的出处，来自马尔萨斯为了论述生存资源不能适应人口增长而提出的“土地肥力递减规律”：在一定范围的土地上，由于土地生产潜力的影响，递加投资不能相应增加农产品的产量，而是到一定限度之后收益递减。

直到今天，马尔萨斯的思想在盎格鲁萨克逊系国家仍然占据主导地位，比如英美以推行群体免疫为名，行隐形消灭过剩人口之实，表面上来自达尔文，实际来自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思想。

尽管英国的工业化血腥暴力，白骨累累，道德上充满不义，但是由于生产效率更高，因此对其他国家形成碾压。以英国为核心的工业经济旋涡影响越来越大，世界上所有国家都面临一个重大危机：要么在战争中取胜，由此进入战争胜利与工业化发展的正循环；要么在战争中败北，由此进入战争失败与殖民地危机的负循环。

二、马克思的资本论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马克思的故乡德意志，从长期追求自由但又四分五裂的局面中惊醒过来，开始在外部压力之下进行内部整合。德意志的发展路径与英国存在显著区别，又大同小异，容克地主不是被剥夺的对象，而成为推动工业化的主导者，但是对底层人民的压迫是异曲同工，由此导致下层劳动人民生活的赤贫化日益加剧。

饥饿驱使贫民到森林里捡拾枯枝、采摘野果，一些人破坏猎场和牧场。虽然有1826 年《普鲁士刑法典》对擅自砍伐和盗窃树木行为的严厉处罚，但上述事件仍有增无减。许多人这样做，竟然是为了被送进拘留所领一份监狱口粮。1836年，在普鲁士因此而受到刑事处罚的有15 万人，占全部刑事案件的77%。

面对相当严峻的社会形势，普鲁士统治者不是出台措施缓和社会矛盾，而是效仿英国政府的榜样，出台更严厉的法案, 将人们在森林里捡拾枯枝、采摘野果和其他一些仅仅违反林木管理条例的行为，也升格为盗窃犯罪，给予刑事处罚。

1841年刚以哲学博士头衔毕业的马克思，当时担任《莱茵报》主编，气愤于当局的暴行，根据1841 年第六届莱茵省议会会议记录，于次年10 月写下《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一文，谴责立法机关偏袒林木所有者的利益，剥夺贫民捡拾枯枝等习惯权利，系统提出自己的森林立法观。

对于《莱茵报》所发表的观点，普鲁士政府非常气愤，他们立刻派人查封《莱茵报》，迫使它停止印刷。马克思一气之下，辞去报纸的主编职务，从此走上了同政府作坚决抗争的道路。在抗争中不断深入思考，从现象挖掘背后的本质，最终被他找到了资本主义运行的基本规律，写下了名著《资本论》。

资本论揭示了资本运行的基本规律，指出工人阶级之所以处境悲惨，是因为他们的劳动成果被资本家通过资本障眼法剥夺了。马克思认为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才能打碎资本套在人头上的枷锁，实现人的真正自由。

马克思资本论，一方面是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深刻批判，另一方面，其思想也是对人口论的继承和发展。

后一句话绝大部分人都不理解，但却是问题的关键，因此有必要详细阐述。

人口论揭示的基本规律，其实是系统运行的基本规律——逻辑斯蒂曲线。

逻辑斯蒂曲线用在商业上就是大名鼎鼎的S曲线，在产业上就是产业生命周期曲线。种群规模对应同类产品的数量，生存资料对应该产品的消费者规模。产业价值链上的上下游公司，也就对应食物链上的不同物种。

生物个体生长，种群增长，技术、产品、业务、公司乃至经济系统的发展历程，都会呈现出S型的发展轨迹，这是系统发展的普遍规律。

这种规律其实早就被人们观察到，佛教中说万事万物都会经历“成住坏空”四劫，对应S曲线的四个发展阶段：初创期、发展期、成熟期、衰退期。

马尔萨斯人口论告诉我们，人口增长和生存资料的有限性这一对冲突，必然导致严峻的种内竞争。达尔文正是受此启发，将人口论应用于生物界，提出进化论的核心观点：

无时不刻不在进行的生存竞争，成为推动生物进化的动力。

在自然生态系统中，几乎每一个物种都会面临生存资料极为有限的情况，同一物种的不同个体为了争夺有限的生存资料，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着“种内竞争”。这种竞争压力使得物种内不同个体的差异性放大，其中有利于生存繁衍的特征在竞争中得到强化，进而诞生新的物种，打破原有的均衡。

进化的结果，就是跨越S曲线，重启增长。

达尔文关于生物进化的洞见如果再搬回人类社会，正好可以用来打破马尔萨斯人口论关键性的第二条假设：生存资料线性增长。

生物进化平移到人类世界，对应物是创新，尤其是技术创新。

供需趋于均衡的情况下利润空间极小，供给方面临的情形，相当于生物物种在生存资料受限情况下面临的生存压力。于是就会出现部分个体推出创新性产品，通过持续受到市场正反馈而增长，从而打破原先供给方之间的均衡。

创新的目的，也是跨越S曲线，重启增长。

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的技术水平突破了原先的瓶颈，大体呈现指数增长的规律，极大提升了全球人口天花板，于是地球的人口走出了指数增长的曲线。但是在一定的技术水平之下，生存资料的出产终有极限，并不是马尔萨斯陷阱不复存在，而是天花板被极大提升。正如生物进化，技术进化也会形成进化树的结构。

用经济学观点看，所谓马尔萨斯陷阱，其实是需求过剩而供给不足，两者之间巨大落差导致了一场经济危机。农业时代的治乱循环，就是经济危机导致的社会崩盘与重建。

我们所熟知的经济危机，是1929年那种大萧条，是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的供给极大过剩，与马尔萨斯陷阱代表的供给不足导致需求得不到满足正好相反。

两者表现虽然极为不同，但是底层规律是一致的。供给和需求两者之间具有对易性（commutability），也就是需求和供给如果对换位置，并不会使得规律失效。

市场经济环境下，需求和供给之间相互激发，相互对应，需求需要对应的供给，供给也需要对应的需求，没有需求的供给是毫无意义的。

马克思正是将马尔萨斯人口论进行了供需对易，发现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普遍规律。马克思虽然没有人口学专著，但是政治经济的一切现象都是关于人的现象，关于人口的描述有机融入《资本论》、《剩余价值学说史》中。

马克思认为，马尔萨斯谈论的抽象人口规律只存在于历史上还没有受过人干涉的动植物世界，现实社会根本不存在这种抽象的规律。只有工人人口在生产出资本积累的同时，以日益扩大的规模生产出，使他们自身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的手段，这就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人口规律。

马克思逝世时，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发表讲话说，达尔文发现了自然界的变化发展规律，马克思则发现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其中隐含着一个类比：马克思就是人类社会的达尔文，达尔文进化论是马克思主义诞生的科学条件或基础，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催生了马克思主义。

很多人认为恩格斯的话只是一种类比。如果抽离表象，深入研究达尔文进化论和马克思资本论的实质，就会发现两者具有高度的相关性，简直就是互为孪生。

进化论本质上就是以生物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进化现象就是生物应对生存压力（经济压力）所产生的技术创新，进化推动了自然界的生态平衡不断打破又重建。

资本论研究的是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进化过程，竞争是推动进化的核心要素（“一切的历史都是斗争的历史”），竞争推动技术创新（即生产力进步）的产生，技术创新推动生产关系的改变（即重建新的生态平衡）。

人口论看到了人口增长会受到资源约束这一客观规律，但是解决方式是消极地让人口适应资源约束，这个理论有效地解释了农业时代经济停滞情况下，治乱循环的底层规律。

进化论和资本论都把创新（进化）提到了核心地位，通过创新（进化）来解除资源约束，打开系统更大的发展空间，更能够解释现实、指导工业革命之后的实践。

但是，这两个理论都有一定的瑕疵，很难让后人应用于经济建设。比如说，达尔文描述的是生物进化，让人很难迁移到人类社会；达尔文描述的进化是被动筛选，但试错式创新只是人类创新实践的一环（典型例子：爱迪生实验几千种灯丝材料）。马克思把竞争描述为较为狭隘的阶级斗争，但是阶级斗争只是所有竞争种类中的一种，让后人容易误认为马克思的理论就是一种社会斗争理论，偏离了其经济理论的本色。

仅仅将马克思理解为伟大的革命导师，是对马克思的最大误解。

想要彻底埋葬资本主义，不是简单地将其砸碎，而是要创造出一种更加高效的经济系统取而代之。马克思并没有完成其为伟大理想，仅仅完成了资本论第一卷的出版，在继续撰写资本论后续篇章的过程中溘然长逝。

在马克思这位伟大的思想家永远停止思想的1883年，另两个伟大思想家像是“接力跑”般地诞生了，一位是梅纳德·凯恩斯（1883—1946），另一位是约瑟夫·熊彼特（1883—1950）。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对马克思身后未尽的问题，继续寻找答案。

凯恩斯是典型的治标不治本的西医疗法，但是见效快，对于危机迫在眉睫的资本主义社会无异于救命稻草。在大萧条之后，凯恩斯的理论掀起了“凯恩斯革命”，为其续命几十年。

熊彼特的以创新为中心的经济发展理论，是固本培元之策，寻求经济发展的根本解决方案，实质上成为如今中国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

有人认为中国学习熊彼特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实际上熊彼特才是马克思之后继承马克思经济学衣钵的人。熊彼特生前最后一本书《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就是向马克思的致敬之作。熊彼特认为，马克思是一位伟大的先知和预言家，他预言了资本主义必将毁灭，社会主义必将到来。

熊彼特认为，马克思虽然预言了结果，但是说错了实现路径。资本主义自身孕育的“创造性破坏”力量，随着一次次破坏将变得越来越强，最终将毁灭资本主义自身，社会主义将在资本主义的废墟中诞生。

熊彼特

深受熊彼特影响的管理学大师德鲁克，一生的唯一使命是探索人类社会的未来。他从来没有把视野局限于商业和企业管理的狭窄范围，而是整个人类社会，而且从一开始就是从历史、宗教、哲学、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角度进行大时空尺度思考，如何在连续均衡与非连续变革之间找到平衡。

但德鲁克的政治立场与熊彼特不同，他更偏向保守自由主义，希望在资本主义框架之内找到通向未来之路，而不是像熊彼特那样认为资本主义必然崩溃。德鲁克一生著作等身，但是他的管理理念并没有被广大企业所采用，而是将其作为一尊神像高高挂起。

时至今日，以华为为代表的中国公司与美国公司的竞争，就是中国经济和美国经济竞争的基本盘，而经济竞争又是中美博弈的核心。而这也是马克思和马尔萨斯思想斗争的延续，是社会主义路线与资本主义路线百年较量在新时代的表现。

三、令人不解的“创新者窘境”

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价值观和生产方式，必然会导致其陷入自我毁灭的境地。但是他的著作过于艰深晦涩，一般人很难读懂。而且他所生活的时代仍然是工业化大生产蓬勃发展的时代，只能预测大概方向，无法精确描述资本主义到底是如何毁灭的。

哈佛商学院教授克里斯坦森（Clayton M. Christensen)所撰写的《创新者的窘境》，生动地说明资本主义是如何把自己玩死的。

克里斯坦森

这本书解答了长期以来困扰商业界的一个重大问题：

为什么管理良好、一直努力做到最好的企业，反而会遭遇失败？

长期以来给我们的印象是，企业经营的秘诀就是做大规模，占领市场，建立护城河，形成垄断地位。但是在信息革命之后，“创新者的窘境”的现象开始纷纷涌现。

个人电脑所需的主要技术并不是IBM或苹果的原创，而是由施乐公司首先研发出来；颠覆胶片行业的数码照相技术，是由胶片行业的领袖柯达公司研发出来；智能手机的主要技术，早在iphone出现若干年前，就被诺基亚公司研发出来了。然而，这些当年不可一世的行业巨头，并没有继续用新技术引领时代，反而被弱小的竞争对手用新技术打得丢盔弃甲。

如果仅是个案，我们可以将其归结为决策层的失误或愚蠢。但是这种状况一再出现，肯定不能如此简单地下结论，而必然是有某种深层次的规律在起作用。

“创新者窘境”甚至不是在商业中特有的现象，在生物界也同样存在。

生物生存的基础是能量供应（对于动物来说，主要来自于食物），但是捕食总是需要消耗能量。于是，在生存资源丰富、自身也比较强势时，为了最大限度地节约能量消耗，生物会优先以最容易获取、营养最丰富、口感最好的食物为食，也就是俗称的“挑食”。并且自身也会越来越向适应该食物的方向发展。久而久之，其食谱就会越来越窄，术语叫做“生态位宽度收缩”。

越是稳拿，因为地位强势，越是挑食；越是屌丝，糊口尚且不易，哪有挑食的资本，于是胃口越杂。猫科动物中，越是大型的如狮虎，其食谱范围越小，越是小型如山猫猞猁，食谱越杂，就是这个原理。

生物进化史上，无数曾经无比辉煌的强大生物就是这么灭亡的。生活在第四纪冰川时期剑齿虎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从捕食所需的能量消耗的角度衡量，草食动物中，移动速度最慢、体重最大的厚皮兽（象类），显然是性价比最高的猎物——只要 捕食者能够成功杀死它。于是剑齿虎进化出巨大的上犬齿、强壮有力的前肢、能够张开到90度角的巨口。只要一对獠牙嵌入猎物的厚皮，造成可怕的伤口，就会使其失血而死。相应地，剑齿虎的奔跑能力、咬合能力都偏弱，对于体型更小、奔跑速度快的羚羊、斑马等猎物无能为力。

剑齿虎基于草食动物的分布，形成了优先捕捉最优质头部猎物的习性，获得了最高的捕食效率，并且也越来越向适应这种捕食方式的方向发展，进一步提升了效率。然而，当气候发生变化时，大型象类如猛犸象因为食物缺乏大量死亡，剑齿虎也就迎来了它的末日。

对应于企业，客户就是最重要的生存资源，客户种类的分布决定了企业的生存资源，也就是它的“生态位宽度”。

对于绝大多数企业，特别是对于上市企业来说，利润率是最核心的指标，市值、高管薪酬、投资者对其的青睐，一切的一切都围绕于此。

市场上领先的强势企业正如剑齿虎，具有了优先选择头部用户的特权，而市场上的客户资源也是遵循幂律分布，因此它一定是拼命追随并满足头部用户的需求，于是它可以用20%的资源消耗，获得80%的利润，从而尽可能地提高利润率。

如果要进一步争取头部之外的长尾用户，那就意味着投入更多的资源，赚取更少的利润——也就意味着利润率的下降。

因此，企业核心用户的偏好定义了企业的行为和发展方向，追求利益最大化则规定了企业最应采取的动作，正如厚皮兽的特质以及最优获能效率，决定了剑齿虎的进化路径一样。

克里斯坦森说：真正决定企业未来发展方向的是市场价值网，而非管理者。管理者只是扮演了一个象征性的角色而已。

企业向核心用户聚焦，也就意味着企业自我限定了边界。边界之内是高价值区，边界之外是形同放弃的“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市场。然而，破坏性的力量就蕴藏在鸡肋之中。

表面上，“创新者的窘境”面对的是技术创新方面的问题，但实际上问题并不是出在技术本身，而是利益分配上。

用户的幂律分布规律，决定了优势企业为了提高利润率，向头部客户聚焦，放弃了大量的长尾用户，同时给后来者留下了巨大的生存空间。

破坏性技术在短期内不符合头部用户的需求，也就意味着开发这些产品，就会在一段时期内，对主流产品的销售产生负面影响。换句话说，会使得企业短期内的利润率下降，因此优势企业不可能对其大举投资。

特别是原有主流业务模式早已成熟，又占有优势，相当于躺着挣钱；探索新业务需要资源投入，结果未知，还会损害主流业务的盈利。

优势企业的组织架构，人员配比、利益流向，都是与主流产品相适应，并对其产生了巨大的依赖性。企业从上到下所有的绩效评价，都与利润率挂钩。就如同剑齿虎与猛犸象共存亡一样，这种被称作“价值网依赖”的强力依赖，会使得优势企业绝难主动进行变革，将重点转移到“破坏性创新”，虽然它代表了未来。

俗话说：“挡人钱财，如杀人父母”。进行破坏性创新，相当于“自损财路”，谁会愿意干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情？

就算CEO高瞻远瞩，看到了战略未来，但是企业的董事会、高管、中层以及员工从各自的短期利益出发，都会想尽各种办法施以阻挠，令变革泡汤或流于形式。

四、用毛泽东思想跨越“创新者的窘境”！

创新者窘境这个难题虽然困难，但并不是无解的。快把这本书研究烂了的亚马逊创始人贝索斯，对此颇有心得。他的对策是：

1、“愚公移山”“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将企业的目标从短期的利润率上移开，树立长期的增长目标。

贝索斯在创办亚马逊之前，是一家金融公司的高管。按照贝索斯的理解，一味追求利润率，就是万恶的根源，是企业把自己最终作死的源头。贝索斯认为，竞争对手对利润率的热爱是亚马逊的机会。因为对手会受制于此，和这些公司竞争“如同用热刀切黄油”。

跨越“创新者窘境”的根本障碍，是短期的利润率下降，正如物理上脱离势阱需要先做功一样，这是需要付出代价的痛苦过程。

贝索斯让公司上下以及投资人相信，亚马逊拥有长期的美好未来，短期的零利润甚至负利润不成问题。于是我们看到亚马逊连续二十年几乎不盈利，把实际利润全部用于投资，实现公司规模迅速增长。

为了能够始终追求长期目标，亚马逊强调永远保持创业状态，“stay day1”，其实就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意思。

追求利润的极致，就是脱实向虚，转向金融——没有比什么业务比金融业务来钱更快，更方便。但是一旦食髓知味，其他更辛苦的业务就提不起兴趣去了。伊斯兰教的创立者默罕默德曾经表达过类似的看法：“如果可以通过金融赚钱，那么谁还从事艰苦的贸易呢？”于是伊斯兰教法严厉限制放贷收息。这也是为什么明明是金融家出身，贝索斯却一直对于金融业务的开展极为克制，虽然国外的金融圈隔三差五就会出现“亚马逊银行”的传言。

这就相当于中国不断地制定“五年计划”，确立长期目标，将收益不断地用于投资未来。严厉打击过度的金融投机活动，严防经济脱实向虚。

经常有人批评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建立在投资上，因此是不可持续的。但实际上，任何一个经济体，只有不断地投资才会迎来增长，美国当年也经历了高投资高增长的时代。只有盲目投资，无收益的投资才是有害的。而且收益也得分现金收益、长期效率收益等不同情况。亚马逊投巨资建设物流体系，表面上看没有现金收益，但是长期来看提升了整体运营效率，中国进行各种基础设施建设也是一样的道理。

2、“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以客户为中心，放弃为了利润率聚焦头部优质用户的想法，尽可能地覆盖更多的用户。

亚马逊的最大特点是，在没有竞争对手紧逼的情况下主动降价，这违反了通常理解的商业逻辑。

但是从“创新者窘境”的角度就很容易理解：降价可以尽可能地覆盖长尾用户，就可以消除竞争对手的生存空间，不给竞争对手留任何机会，任何死角。

亚马逊的套路是把可能的道路都占住，让别人无路可走。或者也可以说，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把朋友弄得多多的，敌人弄得少少的，把战线划在敌人脚下。

如果国民党把基层组织扩展到广大农村，甚至建立在井冈山区，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也就失去了土壤，没有任何用武之地了。但这就意味着国民党要为人民服务，走群众路线——那么它也就变成了共产党。

中国的产品过剩，造成利润率下降，不断有人建议压缩产能，削减产量，提升利润率。但是换个角度想想，世界上除了发达国家，还有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几十亿人口，他们也需要各种工业品，为什么不能将这些产品卖到这些国家？这些国家基础设施落后，就帮他们修，降低物流成本，提高就业，才有足够的消费力。这就是中国的“一带一路”。

3、“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民主集中制”

——一方面充分倾听一线声音，另一方面实行高度集权的治理体系，从顶层推动创新。

当今的政治世界，以美式民主为风尚，但是在竞争更加激烈、迭代速度更快的商业领域，没有一家大企业会实行美式民主制度（金融行业除外），基本都是中央集权。乔布斯被评论为独断专横，贝索斯就更是如此。

贝索斯特别善于听取员工的意见，特别是一线员工的建议，但是重大决策都是自己来做，只要认定是正确的，就会坚决推行。

贝索斯聚焦的长期目标是如此的反常规，反共识，几乎每次都会遭到高管的集体反对，但是每次都是贝索斯单枪匹马，一意孤行地推动重大决议。

其中最典型的是亚马逊的Prime会员制度，最初因为担心会导致企业亏损而被集体反对，甚至提议的员工被高管下令降职。但正是因为贝索斯的“独裁，这一“不得人心”的政策才得以实行，事后被证明是导致亚马逊的C端客户高速增长的妙笔。

美式民主制度听起来很美好，但大部分人是目光短浅，人云亦云，盲目且容易被误导，甚至是被操纵，而不是出自所谓的“自由意志”。这种情况下，多数人的观点未必是正确的。实行这一制度的国家，民众只关心自己的短期利益，一切从短期利益出发，至于国家的长期利益则无人关心。从操纵者的角度，民众按照各种标签划分，相互争斗，正好便于操纵。

典型的例子是法国。其实法国民众已经意识到，福利过多是导致法国竞争力下降，国力长期衰落的罪魁祸首。但是总统马克龙出台削减福利的法案，立即引发规模盛大的游行，最后不了了之。

虽然心里知道要削减福利，但是实际操作时只能削减其他任何人的福利，而不能削减我的福利——由于大家都这么想，于是这件事就彻底无解。

说来似乎挺奇怪，一再克服“创新者窘境”的贝索斯，听起来像是用毛泽东思想来指导企业经营。至于国内与贝索斯作风近似的企业家，如小米的雷军，阿里的马云、美团的王兴，更是动不动引用毛泽东语录。华为创始人任正非早年就是学毛标兵，公司文件经常以毛泽东语录作为标题。

青年任正非

五、毛泽东思想的威力从何而来？

毛泽东思想诞生于中国史上最为内忧外患的时代，将一个被边缘化的弱小政党转变成挽救中华民族命运的引领者，将一只毫不起眼的农民武装改造成最富战斗力的军队，将积贫积弱的旧中国改造成焕发巨大生机的大国强国。

毛泽东思想有如此大的威力，让既无资源又无能力，既没有博士又无海归的中共成为史上最强创业天团，一定是洞悉了世界底层的运行规律，既能够指引中国人民的武装斗争走向成功，也能指导成功的商业实践。 

无论是政治组织还是商业组织，首先要解决的是力量源泉的问题。

资本主义认为，力量的源泉在于“资本”，人处于从属地位。基于这样的认知，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依靠美金外援，德式装备，只能获得一个虚幻的表象，内里还是以裙带关系、黑社会义气为纽带的山头林立封建团伙，他们追求的只是蝇营狗苟，自身利益最大化。

早年的中共也脱离群众，实际是城市小知识分子的政党，还要依托国民党的力量闹革命。甚至毛泽东自述自己早年也带有学生知识分子的清高，不愿意与农民打交道。在血的教训面前，在对中国社会进行充分调查研究之后，毛泽东认识到中国革命的力量于”人”，只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发动群众的力量，才焕发出巨大的生机。

在商业实践中，企业的力量源头也有两种认知。

一种认为企业力量来自于为资本服务，始终追求利润最大化，基于这样的认知就带来联想模式，追求已被验证的市场规模扩张，通过精细化管理实现成本降低。

另一种认为企业的力量，来自于为人民服务，为解决“人”的痛点和需求而不断创新，基于这样的认知就带来华为模式，以“客户为中心，以奋斗者为本”，通过不断创新来赚取价值回报，再滚动投入下一轮技术研发，并且始终关注边缘客户的疾苦。

其次要解决的是组织持续生存的问题。

一个组织，要如何才能持续保持活力和生机？资本主义认为，组织的生存来自于资源的占有，因此就要尽可能地将资源据为己有。国民党的做法就是占据长三角中国最富庶的地方，垄断最重要的财源关税，对外争取各种援助。

毛泽东思想则认为，组织保持活力，关键是组织的机制和组成组织的每一个人保持活力，要依靠自身的力量生存下去，外在的资源都是靠不住的。因此要始终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作风，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戒骄戒躁，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与各种丑恶现象作斗争，即使是资源再丰富，也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在商业领域，前者倾向于获得市场垄断地位，构筑护城河，构筑专利壁垒，保守技术秘密，依靠以往形成的优势躺着挣钱。后者则认为，企业要始终保持解决问题的能力，无论每个级别的员工都要持续学习，不能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不能追求安逸享乐，保持商业洞察的敏锐嗅觉和技术研发的效率，企业赚取的利润不要过多留在手里，要再投资于未来。企业文化要永远保持在创业状态。

组织还要处理好内外部各种关系。

资本主义的基本价值观是对有限资源进行争夺，汰弱留强，胜者为王。蒋介石的基本治军逻辑是将军队分为嫡系和非嫡系，嫡系给最好的供养，非嫡系当成炮灰。毛泽东思想则把全局看成一个系统，每一支力量都具有其应有的地位，为整体目标服务。为了共同的目标建立统一战线，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敌人搞得少少的。于是国民党军队越打越少，最后转进台湾；共产党军队越打越多，解放全中国。

商业领域，前者倾向于利用产业链和市场优势地位取得支配权，把脏活累活甩给别人，自己享有最丰厚的部分。商业做得越成功，也越容易树敌，最后成为众矢之的。后者则倾向于构造繁荣的商业系统，让自身与合作伙伴都能从系统整体繁荣中获益，越发展伙伴越多，力量也越强大。

无论政治、经济、商业，背后的基本规律都是复杂系统的基本运行规律，解决的主要问题都是价值的创造与利益的分配。

因此，“创新者窘境”与美国及发达世界面临的问题是类似的，“破坏性技术”与“农村包围城市”的道理是相通的，“争取长尾用户”与“走群众路线”是一致的，亚马逊的颠覆之道与中国的“一带一路”一脉相承。

贫富差距来自于社会网络导致的幂律分布，资本主义只会使得这一分布越来越极端，最终从两个方面扼杀自身：差距过大导致普遍不满，底层造反；差距过大导致底层购买力不足，经济循环停滞，效率下降，从而被更有效率的生产方式所取代。

创新者窘境，本质上是价值网束缚，更深层的本质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外在表现。因此，破解“创新者窘境”的不二法门就是毛泽东思想，或者更具有普遍意义地说，是社会主义原理与商业实践充分结合的结晶。

当今世界遭遇的总危机，既是人类日益增长的需求与有限的资源之间的矛盾（马尔萨斯论述的人口问题），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价值观遭遇的系统性危机（马克思论述的资本问题），更是科技生产力提升的阶段性瓶颈（熊彼特论述的创新问题）。

上述三大问题映射到商业领域，我将其概括为如下这个问题：如何从以“物”为核心，以提升供给效率为主要手段的生产力革命时代，过渡到以“人”为核心，以满足人复杂多样化需求为主要手段的服务力革命时代？我所提出的“进化战略”，则是解决这一问题具体落地的手段。

这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在毛泽东思想中找到答案。毛泽东思想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伟大实践的产物，也是指引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走向未来的一把钥匙！

 谨以此文，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99周年！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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