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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妖刀妹&螺丝刀

一只靴子落了地，一个新的问题诞生了。

特朗普挑了一个月，终于挑出了他——马尔帕斯，提名他担任世界银行新行长，终结了坊间对这个位置人选的各种猜测，如黑莉、还有“白宫长公主”伊万卡。

马尔帕斯是谁？

美国人对他并不陌生，但他身上的标签，多以反对多边，还包括反对给中国贷款而突出。这样的人，却要成为最多边的“世界”银行掌门人，这岂不是有些讽刺？

中国人关心的是，他若上任，会影响中国利益吗？

壹

马尔帕斯出生于1956年，现年62岁，是一名资深的金融界老手，也是特朗普的“老铁粉”。1984年至1993年期间，他曾在里根政府中担任负责发展中国家事务的财政部副助理部长，之后在老布什政府中担任负责拉丁美洲经济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

随后15年，马尔帕斯任职于华尔街知名投行贝尔斯登。然而作为贝尔斯登的首席经济学家，马尔帕斯过去曾多次发表错误言论，被经济学家视为是在经济预测中存在党派偏见的典型例子。

在2007年金融海啸爆发之前，市场当时开始察觉到次贷危机，他却在《华尔街日报》撰文呼吁公众毋须恐慌，声称美国楼市及债市占美国比重不太大。

最后贝尔斯登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成为最早倒闭的公司之一。马尔帕斯也离开创立自己的咨询公司。

这次马尔帕斯获得世行行长提名，经济学界对此就颇有微词。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直接在推特上批评马尔帕斯不懂经济，由他任行长只会拖低世行水平，打击士气，又讽刺总统特朗普在挑选人材方面难得展现连贯性，一如以往般差劣。

2016年，在特朗普竞选总统期间，马尔帕斯就开始担任他的经济顾问，成为其早期重要幕僚之一。当时马尔帕斯经常出现在电视和广播中，还在《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上频繁撰文，阐述“为什么我们的经济需要特朗普”，成为特朗普减税等经济政策的主要支持者和宣传者。

2017年马尔帕斯进入政府，担任负责国际事务的财政部副部长，在任期间他一直对中国、世界银行及二战以来由美国主导的多边贸易体制持批判观点。

作为特朗普总统的坚定支持者，马尔帕斯也认同特朗普关于多边主义和全球化的态度。他说，反对多边主义“有时被错误地贴上民粹主义的标签，但我认为它是务实和现实的反应，针对的是那种经常偏离了我们有关有限政府、自由与法治的价值观的多边体系。”“现在是时候考虑全球化过快给我们带来的种种问题了”。

马尔帕斯还认为，中国太富裕了，不能再给予贷款。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北京不再需要世行的支持。自从中国1980年加入世行以来，得到了总计将近620亿美元的发展贷款。

此外，马尔帕斯还是中美贸易谈判核心人物之一。2018年6月，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和财政部长姆努钦率庞大贸易谈判团访华，在白宫公布的人员名单中，马尔帕斯仅次于罗斯和姆努钦之后。根据美国官方声明，下周他还将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长姆努钦一同访问中国，参加新一轮的中美贸易谈判。

作为特朗普的“经济外交官”，马尔帕斯在公开场合多次表达对中美谈判进程的看法。可以说，在今年特朗普公开或私下对中国贸易的指责中，马尔帕斯的观点也占据了很大一部分。

贰

总结一下，即将走马上任的世界银行新掌门人对多边主义不甚热心，对中国似乎也不大友好。

为什么是即将走马上任呢？因为按照流程，表面上，世行行长由世行理事会决定，而在此之前的程序性事务由执行董事会办理。世行执董会依此惯例，要求189个成员国不迟于3月14日提名候选人。然后公布包含三个候选人的短名单，在4月中旬即春季年会之前挑选出一位新行长。

但令人唏嘘的是，世行行长一职，历来不曾旁落，实为美国专属，一旦美国政府提名，别国束手无策。

目前世行共有189个成员国，美国是出资规模最大的国家，拥有将近16%的投票权。根据世界银行的规则，任何重要的决议必须由85%以上的表决权决定。所以美国是世界银行的“大股东”，也是唯一能行使否决权的国家。

不出意外，在世界最需要世行领导对抗单边主义的时候，马尔帕斯将带着“美国优先”的使命接管世界上最多边的“世界”银行。《金融时报》也认为，选择马尔帕斯作为继任世行行长是美国提防全球主义的一步棋。

显然，马尔帕斯上任对中国不是一个好消息。那么，咱们有什么办法阻止他上台吗？

比方说，我们联合其他许多支持多边主义的国家，尤其是新兴经济体国家，用自己手里的投票权支持或者提名其他候选人。

难！

其实，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一直努力打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领导人由欧洲人出任、世界银行行长由美国人掌控的局面。前任行长金墉还没有接任世行行长、他之前的行长左利克离职后的竞选时间，巴西、墨西哥等国家都呼吁，希望发展中国家被允许参与选择过程。

但美国拒绝了，随后依然确认了世行行长的侯任人选。在此之前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选举，新兴经济体也提出了自己的人选，最终的当选人仍是欧洲人。

新兴经济体地位是上升了，但这几十年的惯例，还没到被推翻的时候。

叁

那我们退一步讲，如果马尔帕斯上任了，中国会受到多大影响呢？

这是中国1980年恢复在世界银行集团的合法席位以来，世行对中国贷款项目数量和金额的走势图。蓝色的柱子是项目数量，红色的连线表示金额。2018年的金额是18.2亿美元，项目数是11。有兴趣的宝宝可以在世行网站上查到每一年的详细数字。

这个数字不小了。很多媒体都说，中国是世行最大借款国之一，跟世行有过多年友好的合作。但西方，尤其是美国，一直在压着世行减少给中国的贷款。

世界银行在美国的压力下，去年给中国等国家“提了档”，划入一个贷款利率更高的组别，换取了美国爸爸130亿美元增资的计划。

其实，中国在世行的借款，有不少是用来“造福大众”的。美国华盛顿智库全球发展中心的报告称，中国从世行借贷的30亿美元，即总贷款额中约38%，用于对抗气候变化、控制空气污染，以及其他惠及范围超出中国的项目。

也就是说，虽然这些钱是中国借的，但它能有助于解决全球范围的气候变化问题。对于世行的不少其他股东来说，这是他们所支持的努力。

肆

形势看似有点严峻，但有句老话，西方不亮东方亮。我们不可否认的是，面对一大批“后起之秀”，比如亚投行、金砖银行，世行的重要性也在悄然下降。

十二年前，也是在一个新旧行长交替之际，一位经济学家提出了一个疑问：“我们真的需要世界银行吗？”他认为，私人市场资本主义正在取代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穷国更渴望吸引私人资本流动，而世界银行提供的政府间贷款变得越来越式微。

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似乎并没有搭理这个“离经叛道”的思考。但现在时代不同了，提出疑问的这位经济学家正是库德洛——特朗普政府现任白宫经济顾问。

据华尔街日报的数据，世界银行2018年年度报告显示，去年该行向发展中国家政府和私营部门承诺提供669亿美元资金，完成支付457亿美元。但据彭博社援引的数据，新兴市场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缺口巨大，每年需要1万亿到1.5万亿美元。相比之下，世行的贷款不过是杯水车薪。

世界银行成立的一个主要初衷，说白了就是给发展中国家放贷款，促进世界经济增长，这样你好我好大家好。

但现在世界银行已经几乎成为新兴市场贷款的“最后选择”，放款慢、利息高，它几乎给占全了。

据媒体报道，一般商业贷款机构可能需要3个月的时间来准备和发放贷款，而世界银行则需要两年多的时间，其贷款项目从开始到结束一般需要经历 6个阶段：项目的鉴定、可行性研究、评估、谈判、执行与监督、总结性评价。

虽然从2013年开始，世界银行一直努力试图加快这一流程，但平均发贷时间从原来的28个月仅略微下降至25.2个月。在一些地区，借款人等待的时间甚至增加了。

同时，世行的一些贷款利率也并不便宜，比如其中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的贷款条件就比较严格，被称为“硬贷款”。面对亚投行、金砖银行等“新崛起力量”的竞争，世界银行更像是一个体态臃肿的老人，有点力不从心。

世行曾经在繁荣时期也是收入颇丰的，现在经营压力也大了，一分钱难倒英雄汉，美国拴在它身上的链子似乎更紧了。

这样看来，世行向中国放贷，可能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成为它一个棘手的政治问题。

头号股东美国力压世行减少对中国放贷、增加中国贷款利率，未来可能仍会持续。但世行毕竟也不是一个慈善机构，一个正常的银行选择贷款客户，自然是倾向于还款能力强、信用水平高的国家，比如说中国。

于是，这是大玩家间较量的舞台。这个问题估计世行本身也难以处理，世行行长无论是谁，估计都是为难的。

伍

那么，目前的中国该怎么办呢？一言以蔽之——进可攻、退可守。为此，我们采访了专家，给大家来点专业的观点：

中国必须认识到美国全面遏制中国的破坏性后果，必须智慧地推行中国方案，必须保持战略主动权。一句话，必须实事求是。

首先，“世界”银行不应再是中国国家力量的主要战场，而是佯攻之地。从贷款接受国角度说，依然是多多益善，但其实承受着越来越尖刻的压力。从治理结构说，美国不松手，改革无进展，美国以下的大股东均无指望，中国也无须太岁头上动土，在这个问题上耗费宝贵的精力和资源。

其次，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才是中国的主攻方向，这是中国全球金融影响力的主场。亚投行虽然冠以“基础设施”字样，其宗旨和职能与世界银行毫无二致。全力办好亚投行这一新型多边国际金融机构，不仅是各成员摆脱“别无分店”的殷切期望，而且是检验中国方案的必由之路，更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康庄大道。

再者，中国青出于蓝，早已超越世界银行固有的世界发展的金融手段。在国家层面，中国拥有完备的官方出口信用机构、与之配套的各类商业金融机构、执行全球战略与一带一路合作的政策金融机构，以及总揽发展援助的政府机构。战略性地使用这些国家金融力量，是新时代中国克难制胜的历史性任务。

在刀妹正准备发出本文时，看到了一则最新消息：日本财务大臣麻生太郎10日与美财政部副部长马尔帕斯举行会谈，就世界银行今后应该阶段性缩小对中国的融资达成共识。

该来的，躲不掉！

特别鸣谢：英国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理事赵昌会对本文的贡献

（文中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