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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猛哥

写在前面：

此处“人渣”特指犯下残忍命案的凶手，正当称呼应为“犯罪嫌疑人”或“罪犯”。

本文不为抬杠，作为一个前媒体从业者，不吐不快而已。

1

我读书不多，没什么文化，懂得一点道理也都是跟别人学的。

刚入行时，先跑社会新闻，打打杀杀居多，常跟两类人接触，即：受害人（或家属）和施害人。

前者，本已身心俱戕，深怕造成二次伤害，但从专业主义出发，又不得不刨根问底，十分纠结。

后者，如何取得Ta们的信任，让Ta们真实客观地讲述作案缘由，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尴尬的是，这两类采访都不被理解。记者要么被骂冷血，吃“人血馒头”；要么被骂博眼球，给凶手“洗地”。

记者真是造孽，就这么里外不是人。

咋整？

去问高人。

贾叔叔说，面对受害人，就得狠下心去提问，如果张不开口，趁早改行。

钟师傅说，面对施害人，要有同理心，但不可过于沉溺其中，要学会抽离。

愚笨如我，从业以来，都是如此操作，倒也没出过什么纰漏。

结合近日社会热点（北京一小学被辞退校工伤害学生），今次专门说说第二种情况：还有没有必要去还原一个凶手的人生，当然从经验出发，Ta们的人生大抵是残缺的。

那么残缺的人生故事值得聆听吗？

2

学新闻的人应该都知道《冷血》这本书，非虚构写作的开山之作。国内一流的特稿写手都从中汲取过营养。

1959年11月15日，夜，堪萨斯州，霍尔科姆村。几声枪响，良善温和、广受尊敬的克拉特一家惨遭灭门，就连两个孩子也没能幸免。

凶手异常凶残狡猾：被害人均被击中面部，电话线被割断，子弹壳也消失不见。一时间，平静的村庄陷入前所未有的猜忌与恐惧，案件震惊了整个美国。

作家卡波特立即赶到当地，开始了长达六年的访谈和调查，对象包括死者亲友、邻居、当地警察，以及两名犯罪嫌疑人——佩里和迪克。

案件逐渐得以还原，两名凶手从这起谋杀案中得到的只有几十美元、一副望远镜和一台收音机。

迪克是惨案的主谋，但在现场却不敢开枪，只是疯狂而慌乱地寻找发射过的子弹壳。

佩里更是分裂。作案过程中，他将克拉特先生放在床垫上，他说：“我不想伤害这个男人（克拉特先生）。我认为他是个非常可亲的绅士，说话和气。直到我割断他喉咙那一刻，我还是这样想的。”

他还给克拉特夫人拉过一把椅子，为凯尼恩（克拉特儿子）脑后垫上一个枕头——为了让他更舒适一些，还为阻止迪克强暴南希（克拉特女儿）而发火。

但最后，他眼都不眨地把他们一一枪杀。

令人咋舌。

这两个“人渣”真是十恶不赦的天生的坏蛋吗？

迪克，成长在一个正常的环境里，他也一再强调自己是个“正常人”。

他妈妈说：“也许我教养迪克的方式的确不对，不过我并不知道我错在哪里。我想寻找原因，找的头都疼了。我们是普通人，乡下人，和别人一样生活。”

他极端自私，欺弱怕强，但对生命依旧心存敬畏——案发时，他甚至都有没勇气拿起枪。

至于佩里，他的家族整个就是悲剧。母亲后来以一个贫困的酗酒妓女形象死去；大姐在喝醉以后从旅馆窗口坠楼，然后被出租车撞得四分五裂；哥哥在发现自己的妻子因为家庭琐事分歧而寻死后也自杀了；父亲被人在家里发现尸体，死因是猎枪走火；唯一存活的人是二姐，与世隔绝。

他从未感到过幸福，从未被当做一个“人”来看待，在他的意识中，“人非真实的造物……对自己的命运还是对受害者的命运，都抱无所谓的态度。”

可他却为流浪狗流泪。

真是荒谬。

没有人天生“冷血” 。Ta们只是被困在了人性的迷宫中，找不到出路。

3

迷宫里的人走不出来，迷宫外的人能不能走进去呢？

张扣扣案这两日又搅动了舆论神经，莫衷一是。

辩护律师称，张扣扣自小目睹母亲被人打死以及在街头被公开解剖的惨景，给心理造成巨大创伤，成年后也难以愈合，终于拿起复仇的刀。

检方则称，张扣扣性格有缺陷，三观不正，对金钱充满渴望，但又不勤奋还缺乏技艺，终被时代抛弃，这才报复社会。

律师的辩词充满温情，试图晓之以理之外，以情打动法官，但过于炫耀文采。

检方的公诉书看似法理严谨，条条有依据，事事有出处，但透露出公权力的倨傲。

是刀下留人，还是执行死刑？

张扣扣的人生无疑是残缺的，律师和检方给予了完全相反的解读。

律师认为，母亲的不幸是他残缺人生的源头；检方则矢口否认，认为大好时代，人人皆有可为，他的失败归结于不愿意奋斗。

就连张扣扣的自首都能引发分歧。律师称这是出于人性尚未泯灭，检方却称是走投无路的被迫选择。

不难理解，控辩双方都是从有利于己方的角度来阐述。

如果是秉持不偏不倚的媒体来对张扣扣做一次专访，又会还原出一个怎样的人物形象呢？

遗憾的是没机会了。

4

这种遗憾15年前就有一次。

2004年3月，马加爵在三亚落网，海南警方连夜提审。

出乎警方意料的是，被大多数人认为是“变态杀人恶魔”的马加爵几次向审讯人员提出要见《南方周末》记者，要接受他们的独家采访，要说说出自己的作案经过、心理历程和逃亡情况。

据马加爵供述，他在逃亡的过程中，也曾经几次想联系《南方周末》，但因为多种因素，最终未能实现。

获悉后，《南方周末》特稿记者李海鹏立即准备动身前往三亚。

但是记者会见马加爵需要得到海南省公安厅一位分管副厅长的同意。海南省公安厅政治部回复称，“厅长说不同意，要请示公安部。”

《南方周末》编辑部通过各种渠道努力争取，未果。一天后，马加爵被移交给前来接收的昆明警方。

也许马加爵有很多话想对他信任的《南方周末》说，但是没有机会了。在移交前的那一刻，他双手捧着一根烟，猛抽。警方试图用抽烟让他平静下来，但没有效果。

《南方周末》就这样错过了采访马加爵的机会。无论对于马加爵本人，还是对于急切想了解马加爵的民众，都是一个不可弥补的损失。

因为没有权威媒体的报道，社会上从个人心理成长、城乡贫富差距、校园环境等对马加爵进行解构，甚至网上还流传一首专门为马加爵写的歌。

后来《南方周末》综合外围信息，发了一篇题为《还原马家爵》的稿子，从一个普通人的角度剖析一起恶性犯罪如何发生。

这篇稿子很赞，但总归是“隔靴搔痒”，李海鹏在其采访手记《山水飘摇》中也提到这一点。“我错过了探求一个大学生的复杂内心的机会”。

对于马加爵，李海鹏一直想问的是，他为什么要杀人，到底哪里出了毛病。“对于如何利用最老土的问题开启被采访者的心扉方面，我一向还算是有些心得。可惜的是，这一切只能在年终时想上一想而已。”

5

现在也都只能想一想。

15年前，真实的马加爵不可知，他留给外界最深的印象就是那张消瘦黝黑的脸。

15年后，真实的张扣扣也不可知，他留给外界最深的印象是指认现场时，目光低垂，生无可恋。

人性实在太幽暗了。

但，人性犯罪是可解释的，有因果的，不完全是道德层面的，在社会犯罪预防机制上，都是可疏导、可预防的，予以充分报道后，可更具有建设性。

所以，听听“人渣”的故事很有必要。

卡波特得以跟佩里和迪克连年长谈，他说：“我并没有让他们下地狱，我只是告诉他们事实，但是在他们看来，事实就是地狱。”

穷尽两个“人渣”的故事之外，他亦有彻底自省：

我是个酒鬼。我是个吸毒鬼。我是个同性恋者。我是个天才。即便如此，我还是可以成为一个圣人。

 

我和凶手像是同一间屋子里长大的孩子，只不过我从前门出来，他走了后门。

 我们何尝不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