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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1月4日凌晨，美股大幅收跌，道指重挫逾660点。苹果公司强调亚洲经济增长放缓并因此下调销售预期，美国12月ISM制造业指数创10年来最大跌幅，加重了市场对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担忧情绪。

回首2018年，各国对于全球经济发展的担忧历历在目，2019年已至，这些问题依旧等待解答：

亚洲经济乃至全球经济增长正在放缓吗？

美国政府的“美国人优先”战略是否奏效？

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能否重燃日本的经济增长？

欧元区何时能摆脱危机？

俄罗斯、印度等大国的经济又将走向何方？

再将视线转回国内：

2018年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如何，2019年又会发生哪些改变？

就业、税收、房地产等关乎民生的经济议题又将出现什么样的答案？

近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经济蓝皮书 2019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以下简称“蓝皮书”）对以上种种经济话题展开探讨。

蓝皮书表示：自年初以来，全球经济复苏呈现出更多积极因素，全球贸易呈扩展态势，大宗商品价格有所回升，全球通胀相对稳定，经济信心转向乐观。而具体到国内，预计2018-2019年中国经济增长将在新常态下运行在合理区间，就业、物价保持基本稳定，中国经济不会发生硬着陆。

今天，分享蓝皮书的第一章《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这篇文章理论扎实、数据详实，十分烧脑，若能坚持读完，一定受益匪浅。

文 |“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

编辑 | 谢芳 

本文摘编自《经济蓝皮书 2019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1月出版，原标题为《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2018年秋季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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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国际经济环境分析

在经历了漫长曲折的复苏进程后，最近一年全球经济呈现相对稳定的增长态势。主要发达国家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开始企稳回暖，全球制造业回升，国际需求增长，宽松的金融环境也对企业投资形成良好支撑，受此影响，全球经济增速回升到自金融危机以来的较高水平，以石油为代表的大宗商品价格上升，经济增长的信心有所增强。预计2019年全球经济将保持平稳回升态势，增速保持在3.5%左右。

尽管如此，全球经济依然面临巨大风险和不确定性因素，经济复苏的进程可能再次反复。

首先是全球经济的核心增长动力依然缺乏，目前尚未形成具有全球范围共识的一致性和结构性增长主题，实体经济空心化和经济效率低下分别是困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顽疾，全球经济复苏更像是一次效率的再分配过程，同时，高杠杆率下金融市场风险正在聚集，更令人担心的是，长期的低速增长可能形成心理惯性，当前经济效率模式正在被适应；

其次是发展的不均衡和全球治理手段的不协调，自美国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以来，全球经济刺激政策出现分化，而前期大量注入的资本存在流动性错配风险，国际市场的博弈可能进一步加剧竞争性汇率贬值，全球金融市场的无序流动可能导致金融和汇率市场的波动；

最后是非经济因素的冲击，当前失衡的经济发展状态与文化、宗教以及地缘政治因素相叠加可能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极右翼势力正在成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而当前全球贸易摩擦也正在脱离单纯的经济利益争端，转向政治因素的扩大化，这不仅直接冲击长期建立起来的全球贸易格局，更对全球分工和产业链条造成潜在破坏，严重影响经济可持续发展、居民就业水平提升和收入分配状况改善。

从区域看,美国经济近年来表现良好，整体保持较快增长，资本回流趋势加强，制造业有所回升，失业率继续走低，通货膨胀相对温和。但随着股票市场的持续走高以及美元的再次走强，美国面临的金融风险正在聚集，而劳动参与率低、工资增长缓慢以及政治层面的不确定性因素，也在降低美国经济增长的预期，预计2019年美国经济增速将有所放缓。

围绕美国经济的两大核心话题是“加息”和“贸易摩擦”。

首先，美国自2015年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以来，美联储先后八次提高基准利率，尽管这本质上是回归货币政策正常化的进程，但依然给对外依存度高的新兴市场国家造成较大影响，甚至引发局部性金融危机，而未来美国仍将持续加息进程，预计在2020年进入尾声；

其次，美国试图通过制造贸易摩擦的手段重构以“美国人优先”为基本原则的国际关系和世界贸易体系，事实上这与美国经济发展目标相背离，不仅不利于美国制造业回归的部署，影响美国在现有全球产业链中的优势地位与既得利益，也会给全球贸易和经济复苏带来巨大的冲击和负面影响。

日本经济当前正向增长的态势平稳，投资规模上升，国内需求扩大，金融市场表现良好，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举行将对增长形成短期支撑。从安倍政府的经济政策手段看，宽松的货币政策的边际效应正加速减弱，但政策预期相对稳定；财政政策在对日本经济持续刺激的同时，加剧了风险预期，日本未来的财政调控空间有限；结构性改革目前仍存在不确定性，未来消费税上调将再次冲击经济增长。

人口老龄化和经济内生活力匮乏、货币政策空间有限和全球治理滞后以及逆全球化贸易趋势和地缘政治风险，都给日本经济带来巨大的下行压力。另外，日本企业不断升级的海外并购，也增加了不确定性风险。预计日本未来两年经济增速将维持在1%。

欧元区正在加速摆脱全球危机的阴霾，尽管2018年上半年欧洲经济整体增速放缓，但预计未来投资回流将持续增长，就业市场相对平稳，消费需求稳步回升，信贷规模和政府赤字可控，经济复苏的信心有所加强，2019年欧元区经济将维持增速为1.5%左右的温和复苏。尽管如此，欧元区乃至欧洲整体经济仍然面临诸多挑战。

首先，长期宽松的刺激政策难以为继，更难以快速摆脱，同时还面临各成员国政策不协同和全球货币政策分化所带来的多重风险；

其次，欧元区一体化的货币政策与独立的财政政策相互掣肘，尽管欧洲央行开始将经济刺激政策转向基础设施援建，但实体经济空心化仍然是欧元区面临的重要问题；

再次，不断走强的欧元给欧元区通胀目标的实现制造了麻烦，更加剧了各成员国外贸份额的二次分配；

最后，不断蔓延的地缘政治风险、难民问题的衍生化、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抬头，都给欧元区的发展蒙上了阴影，“脱欧”潮尚未完全退去，欧洲经济一体化仍面临风险。

从经济增速来看，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依然是全球的增长极，随着欧美经济的不断复苏以及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回暖，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增速普遍回升，自身社会经济的结构性矛盾正在化解。

预计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未来经济增速将继续保持在5.0%的水平。然而，当前国际经贸格局的变迁、全球治理体系的不协同，特别是未来潜在的全球金融风险，都给新兴市场国家带来巨大挑战，探索全新的发展路径和参与全球经贸体系重构，成为新兴市场国家未来治理的关键词。

其中，印度的经济受国内外需求的双重推动，印度制造业和服务业持续扩张，成为其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货币改革后的经济出现企稳迹象，持续的经济增长可期，预计2019年经济增速为7.0%。

自身经济结构的错配与结构性改革的迟滞，加之外部制裁及国际市场的不确定性因素，俄罗斯经济形势依然严峻，尽管当前政治局面相对稳定，但如何有效摆脱经济增长乏力、民生改善迟滞、发展投资环境恶化的恶性循环局面，是俄罗斯面临的首要难题。预计未来两年俄罗斯经济增速低于1.5%。

经过两年严重的经济衰退，巴西经济正在加速走出困境。当前巴西经济复苏形势良好，政治环境企稳，经济信心增强，投资环境持续改善，但对美国经济和美元的过度依赖依然是其经济发展的短板。预计到2019年巴西经济增速仍有望保持2%以上。

截至目前，南非仍然没有完全摆脱衰退的窘境。南非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可调控空间不断缩小，未来经济结构性改革的压力加剧。

东盟国家面临着重要的发展机遇，必须着力升级区域性的贸易体系，系统改善区域投资环境，重点持续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的区域联动或一体化，重点防范全球资本流向和贸易摩擦所带来的风险。预计东盟国家未来两年经济增速保持5.0%以上的快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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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及预测

1.经济发展基本平稳，延续健康发展态势

主要经济体增长放缓、通胀上升，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发酵升级，国际经贸关系更加复杂，国外有效需求放缓；中国紧紧抓住新工业革命机遇，深入践行新发展理念，锐意改革创新，充分发挥人力资源、市场规模等优势，着力培育壮大新动能，推动新旧动能加快接续转换。大力推进简政减税降费，极大激发了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实行包容审慎监管，促进了新兴产业蓬勃发展。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有效释放了社会创造力。

经过努力，新动能成长取得了超出预期的成效，对稳定经济增长、调整经济结构、扩大社会就业发挥了关键支撑作用。2018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长6.8%，连续12个季度稳定运行在6.7%-6.9%的中高速区间。预计2018年中国经济增长6.6%左右，经济运行继续保持在合理区间，延续总体平稳的健康发展态势。

2.产业结构继续优化，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态势向好

2018年第二季度，三次产业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2.80%、36.70%和60.50%，三次产业分别拉动GDP增长0.2个、2.5个和4.1个百分点。三次产业中，第三产业对GDP增长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强化。1-7月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6%，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6%，均高于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6.6%的增速，供给结构持续优化。从服务业内部结构看，现代服务业增长较快，如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保持了30%以上的增长，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保持了10%以上的增长。预计2018年全年三次产业增加值将分别增长3.5%、5.9%和7.7%，其中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速分别比上年回落0.5个、0.2个和0.3个百分点。

3.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滑，投资结构不断优化

2018年1-8月，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7.5%，增速比1-7月提高0.2个百分点，增速已连续5个月回升，比全部投资高22个百分点。其中，1~8月，装备制造业投资增长9.2%，增速比全部制造业投资高1.7个百分点。社会领域投资增长稳健，2018年1-8月，社会领域投资增长12.1%，增速比全部投资高6.8个百分点；其中，教育投资增长8.3%，卫生投资增长11.1%，文化、体育和娱乐投资增长18.7%。

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政府稳增长的意愿增强。在坚决有效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前提下，通过加大基础设施等领域补短板力度，稳定有效投资。中国交通基础设施还存在不少短板弱项，是促进有效投资的关键领域，如加快推进“十三五”规划内项目，特别是中西部地区重大项目前期工作，力争加快建设、早日发挥效益；确保在建项目顺利实施，加快推进一批打通“最后一公里”的项目，保持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持续稳定，增强发展后劲。

预测2018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将达到77.1万亿元，名义增长6.5%，实际增长0.9%，虽然增速分别比上年小幅回落0.5个和0.3个百分点，但总体仍然保持了适中较快增长态势。从结构上看，在固定资产投资中，制造业投资增长7.9%，基础设施投资增长5.1%，房地产投资增长9.5%，2018年制造业投资和房地产投资成为稳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民间投资增速将达到8.6%，明显高于上年增速，但依然有较大的上升空间。

4.消费增速放缓，消费升级态势延续

受房价过高对居民消费挤出效应的影响，消费需求增速放缓，2018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增长率由2018年3月的9.8%缓慢回落至2018年8月的9.3%。同时，升级类商品销售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服务类消费正在打开空间，电影票房、旅游收入都保持了较快的增长，消费升级的态势仍然在持续。2018年第二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再创历史新高，达到78.5%。

消费仍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新的个人所得税法即将实施，并首次推出个人在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普通住房贷款利息、住房租金、赡养老人支出方面的6项专项附加扣除。这些措施将进一步促进群众多渠道增收，持续增强消费能力。

预计2018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40万亿元，名义增长9.1%，增速比上年回落1.1个百分点；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7.1%，增速比上年增加1.9个百分点，总体继续保持平稳增长态势。

5.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国际贸易不确定性陡增

工业产品出口增长加快，2018年8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12.5%，增速比7月加快3.8个百分点；41个大类行业中有33个行业实现同比增长，比7月增加5个；有28个行业增速比7月加快。其中，工业第一大出口行业电子行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17.3%，比7月提高6.9个百分点。尽管如此，中美经贸摩擦的影响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而且对全球经济的负面影响已经有所显现。

从世贸组织8月初发布的国际贸易景气指数来看，第一季度是102.3，第二季度是101.8，预期第三季度国际贸易景气指数是100.3，正逼近景气指数100的临界线。可以预期，在目前产业链全球布局的大背景下，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和不确定性陡增。中国在限制美国商品进口的同时将会扩大对非美国家的进口；对传统贸易伙伴国的出口增速下行将通过扩大对新兴市场尤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来对冲。预计2018年我国出口和进口（以美元计价）分别增长12.4%和20.2%，增速分别比上年大幅回升4.5个和4.3个百分点，全年货物贸易顺差为3313亿美元，比上年减少912亿美元。

6.物价基本稳定，就业较为充分

2018年8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略有上升，同比上涨2.3%，比上月略微上升了0.2个百分点。从核心价格指数来看，8月核心CPI是2.0%，总体物价比较稳定。从服务方面来看，服务是CPI内部涨幅略大的部分，但是服务产品大部分是属于不可贸易的，受外部冲击相对较小，服务价格能够相对比较稳定。从政策环境来看，保持稳健的货币政策也不支持物价出现大幅上涨的态势。所以，总体而言，下阶段物价还是能够保持温和上涨态势。从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来看，2018年8月是5.0%，比7月小幅下降；全国主要就业人员群体25-59岁人口的调查失业率继续保持在4.4%的低位，就业形势比较稳定。预计2018年CPI为2.2%，比上年增加0.6个百分点。

7.新动能持续发力，经济效益继续提高

从工业来看，高技术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都保持了较快的增长；从具体产品来看，工业机器人、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这些新产品的产量继续保持快速增长；从服务业来看，上半年战略性新兴服务业、高技术服务业营业收入也都保持了15%左右的增速；新需求也在快速增长，1-8月，网上实物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28.6%。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来看，1-7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1%，略低于1-6月的17.2%，但仍比1-5月进一步加快；上半年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利润增长22.6%，增速有所加快。

无论是从供给侧看，还是从需求侧看，中国经济增长持续平稳的基本面都不会发生变化，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的向好态势也不会发生变化。但也要看到，外部环境更加严峻复杂，国内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践行新发展理念，按照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求，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持续扩大有效需求，加大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政策落实力度，合理引导发展预期，确保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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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中国经济预测

根据中国宏观经济季度模型预测，2019年，我国GDP增长率为6.3%，比上年略微减少0.3个百分点。从定性分析上看，这种预测结果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方面的现实情况相一致。

从供给侧角度来看，决定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包括劳动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由于我国劳动力供给自2012年进入拐点以来逐年持续下滑，近年来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在低位运行；而资本存量增速也随着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下降而下滑，由于以上诸多因素短期内很难得到显著改变，这意味着2019年我国GDP潜在增长率依然在适当区间内小幅下滑。

从需求侧角度来看，首先，2019年我国投资趋于合理和稳定。有利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国家稳定投资、保持投资增长的意愿加强。虽然2018年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回落，有些地方基础设施投资同比下降，但是9月国务院要求贯彻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聚焦补短板、扩大有效投资，按照既不过度依赖投资也不能不要投资，防止大起大落的要求，稳住投资保持正常增长。

二是我国基础设施投资领域仍然较大。2019年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年。“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基础设施、交通骨干网络特别是中西部铁路公路、干线航道、枢纽和支线机场、重大水利等农业基础设施、生态环保重点工程、技术改造升级和养老等民生领域设施建设都必须在2019年落地。目前易地扶贫搬迁、产业扶贫、教育扶贫、健康扶贫重点工程全面启动实施。水利薄弱环节建设加快，中小河流治理、小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等加快实施，172项重大水利工程已开工建设130项，在建投资规模超过1万亿元。

三是房地产投资趋于合理和稳定。我国城镇化发展对房地产有一定需求，随着我国房产税改革、房地产市场调控、住房制度改革和长效机制建设加快，房地产投资增速将趋于合理和稳定。四是推动合理有效的投资初见成效。全国意向投资增速回升，反映国家有效投资政策初见成效。受国家鼓励创新驱动、布局核心技术攻关、支持企业技术升级等政策的影响，从行业来看，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最为抢眼，其新增意向投资额的快速增长，是我国结构优化、动力转换及产业升级的反映。

从不利因素来看，一是国企投资增长缓慢。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国企1-8月增速仅为1.1%。二是地方政府的投资机制正发生改变，理顺地方政府的投资机制仍需要一段时间，这期间地方政府主导的投资仍将下滑。三是中美贸易摩擦对投资带来负面影响。中美贸易摩擦以来，市场主体信心不足，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商投资者持观望态度的情况部分存在。

其次，2019年我国消费形势相对乐观。

一是消费升级促进经济增长。我国消费领域升级表现为教育、娱乐等高端消费增速明显。这将进一步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推动经济向高质量发展，并为未来经济的平稳运行提供保证。

二是个税改革的促进。2018年下半年实施的个税改革方案，提高了个税免征额度，个人所得税专项抵扣项目更公平简便地落实到居民身上，这些都势必增强居民消费能力。

三是消费体制机制的完善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围绕居民吃穿用住行和服务消费升级方向，深层次体制机制改革取得突破，居民分层次、多样性消费需求得到满足，基本消费经济、实惠、安全得到保证，发展势头良好、带动力强的消费新增长点将会形成。

四是服务消费持续体制扩容。例如，在文化旅游体育消费方面，深化电影发行放映机制改革，加快发展数字出版等新兴数字内容产业，开展全局旅游示范区创建工作，支持邮轮、游艇、自驾车、旅居车、通用航空等消费大众化发展。促进居民消费不仅在消费量上继续提升，更体现为消费质量提升。随着一系列促消费政策的实施，消费增速将持续平稳运行，并对经济增长形成重要支撑。

主要的不利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家庭负债过高可能会对消费产生影响。房价上涨以及在线消费贷款使得我国家庭债务收入比近五年增加了20个百分点。债务不断上升，可支配消费型资金支撑力削弱，对消费会造成一定影响。二是阻碍消费潜力提升的体制机制仍然存在。以服务消费为例，文化旅游体育、健康养老家政、教育培训托幼等公共服务领域，向社会开放、向产业开放程度低，社会资本进入难度仍然较大。目前的服务产品供给单一，难以满足服务消费的高质化和多元化的需求，对于释放消费潜力有较大的阻碍。

最后，我国出口贸易仍将增长，增速回落。

主要的有利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政策。虽然国际上保护主义抬头，但我国继续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经济发展融入世界的形势不可逆，国际经济贸易合作更为深入，这种深入合作不仅包括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更包括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与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合作及其经济发展是我国出口增长的重要保障。

二是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合作逐渐深入。随着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的成功召开，更多国家加入“一带一路”建设，其影响力呈现指数增长特征，这种合作模式对我国出口增长至关重要。

三是出口贸易转型升级效果明显。随着国内经济社会形势变化以及国内国际生产的转变，一些产业在国内生产已不具备优势，这些产业会向“一带一路”沿线欠发达国家转移。同时，我国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经济体系，高端设备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将得到长足发展。在出口贸易中，现代生产服务业占比不断上升，以服务外包为例，出口规模稳步增长，并且朝着高技术、高附加值、高品质和高效益方向发展。

四是继续释放鼓励出口的制度红利。持续推进更高水平贸易便利化，降低通关时间，监管证件再压减并降低通关费用，降低进出口企业成本，完善出口退税政策，加快完善出口退税制度，降低出口查验率，扩大出口信用保险覆盖面，继续鼓励金融机构增加出口信用保险保单融资和出口退税账户质押融资，加大对外贸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信贷投放力度，持续鼓励和支持企业开拓多元化市场。

出口的不利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根据向美国出口占我国出口的比重来看，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经济的直接影响有限，对企业的信心等间接影响可能更大。二是中美两国对市场空间的竞争。这个因素与常规的贸易摩擦有所区别，虽然贸易摩擦的本质是对市场空间的竞争，但是，这种竞争体现在美国对中国进行战略抑制，可能除了常规贸易手段之外，还有一些非贸易措施的限制。对于处于全球产业链中低端的中国来说，对出口的影响仍然存在。

另外，从经济先行指数角度来看，通过经济先行指数来判断经济运行趋势，是国际学术界进行经济预测的方法之一，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的中国经济先行指数（该指数由21个子指标构成），2018年下半年至2019年上半年，我国的经济增速呈现微幅平稳下滑的趋势。具体指标预测如下。

2019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将达到81.4万亿元，名义增长5.6%，实际增长0.4%，增速分别比2018年小幅回落0.9个和0.5个百分点，其中，房地产固定资产投资、基础设施固定资产投资、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和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增速分别为6.3%、7.8%、5.3%和5.7%，整体而言，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仍在小幅下滑。

2019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43.3万亿元，名义增长8.4%，实际增长6.0%，增速分别比上年小幅回落0.7个和1.1个百分点，下降幅度逐渐收窄。

2019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为2.5%，比2018年增加0.3个百分点，依然处于温和上涨阶段。PPI为3.6%，比2018年减少0.4个百分点，这意味着2019年工业品价格的上涨压力将进一步减小。

预计2019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率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率分别为6.3%和5.4%，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速连续9年高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2019年，我国财政收入19.8万亿元，增长6.6%，财政支出23.3万亿元，增长6.9%。

总之，2018-2019年中国经济将在新常态下运行在合理区间，就业、物价保持基本稳定，中国经济不会发生硬着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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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建议

1.加强稳健货币政策和审慎监管政策的相机抉择性和逆周期作用

a.继续创新并综合运用货币信贷政策工具，稳定流动性合理增长，防范流动性风险

2018年前三季度，反映流动性的（新口径）货币供给M2、信贷和(新口径)社会融资存量增速都有所放缓。分析新口径社会融资存量增速，可以发现其中信托贷款、非金融企业股票融资的增速显著下滑，而统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存款类金融机构资产支持证券融资增速显著。在影子银行、互联网金融、资管和理财业务、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等金融创新背景下，商业银行传统的流动性渠道受到冲击，也对货币信贷政策工具创新提出了要求。反映流动性的货币供给M2、信贷和社会融资存量增速的放缓，一方面反映广义货币信贷政策流动性管理日常化、便利化，货币流通速度加快、经济增长对货币供给和信贷的依赖程度降低，另一方面则可能反映金融监管和金融去杠杆的总量性过调。

在金融市场深化和金融创新加快的背景下，综合运用各种货币信贷政策工具有效保证流动性合理增长，需要加强稳健货币政策和审慎监管政策的相机抉择性，即要进一步增强货币信贷政策的前瞻性、应变性，相机抉择由实施总量政策向结构政策转换，既通过总量政策工具引导流动性合理增长，防范流动性风险，又适时转换进行结构性去杠杆，从而避免过度使用总量性政策工具一刀切进行去杠杆，影响流动性的合理增长。

b.综合运用货币信贷政策和审慎监管政策的结构性工具，引导金融配置精准滴灌和服务实体经济

近年来，伴随着影子银行、互联网金融、资管和理财业务等金融创新和金融市场深化，我国金融体系的资产负债结构和盈利模式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金融资源在金融体系内配置流转，社会融资和投资结构受到金融资源配置结构的制约，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发展相分割。将宏观审慎监管引入货币政策框架，着力健全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监管的内在协调框架，是近年来发达经济体为保持物价稳定和金融稳定平衡而探索的一个理论和政策前沿。

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包括基于宏观审慎评估的差异性准备金率、差别化存贷比、差别化监管费、结构性信贷政策工具等。宏观审慎政策发挥结构性功能，依赖的是基于宏观审慎评估的差别性数量配置或差异性利率成本。发挥货币信贷政策和审慎监管政策的结构性功能，需要加快完善金融市场结构和政策工具基础。

金融配置具有顺周期特点，在经济波动的收缩阶段倾向于支持低风险实体，因此，综合运用货币信贷政策和审慎监管政策的结构性工具，引导金融配置、服务实体经济，就要不仅支持金融机构参与政府融资担保基金、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创新产业基金，更要通过股权融资支持、再贷款和再贴现、创业板包容性等工具定向支持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实施普惠金融定向精准加大对“三农”的金融支持力度。同时，还要探索对银行不盲目停贷、抽贷的激励机制。

c.结合资本市场制度建设完善金融结构，疏通货币信贷政策传导机制

金融结构不同，货币信贷政策传导机制和效率不同，审慎监管和风险防范的机制和效率也有所区别。我国金融结构基本上仍然是以银行为主体，影子银行、同业和资管通道等金融“杠杆”的主体是银行体系，银行信贷等间接融资仍然是企业融资的一个主渠道。这意味着货币信贷政策的传导、审慎监管政策的实施更多地要借助银行体系发挥作用，我国资本市场和直接融资的发展制约着货币信贷政策的传导机制和效率。

我国近年来资本市场的强波动和高金融杠杆表明，我国资本市场发展存在重大制度和结构性问题。坚持市场取向，加快完善资本市场基本制度，发挥资本市场功能，不仅是完善金融结构的内在要求，也是疏通货币信贷政策传导机制的必由途径。发挥稳健货币政策和审慎监管的逆周期作用，需要结合资本市场制度完善金融结构，疏通货币信贷传导机制。

2.保持积极的财政政策，提高针对性和有效性

在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内经济增长下行、企业经营面临更多困难的情况下，我国仍需要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刺激经济。一方面需要适度扩大赤字规模，另一方面需要增强财政政策针对性，增强政策效果的有效性。

a.以减税降费为核心，保持财政政策积极性

面临国内外经济不利因素，且考虑到减轻企业负担、调整经济结构、促进高新产业发展等财政政策目标，以及上半年财政收入快速增长的有利条件，建议2019年适度增加赤字规模，保持财政政策的积极性。在财政政策工具的选择上，在保持一定财政投入力度和支出强度的同时，需要将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着力点放在加大减税降费力度、降低实体经济成本上，减少增加政府消费和投资等直接扩大总需求的政策工具使用。

这一方面是将减轻企业负担、调整经济结构、促进创新企业和小微企业发展的政策落到实处的实际需要，另一方面我国在公共支出达到一定规模之后，继续增加支出对经济带来的边际效应也会有所下降。

b.提高财政政策针对性和有效性

切实降低科技创新企业、小微企业及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重点行业企业的税费负担，增强企业竞争力和发展后劲。尤其需要避免我国推进各项税制改革导致企业实际税费负担不降反升的情况。鼓励企业进行科技研发活动，促进我国企业从规模化向质量效益性转型升级。通过财政担保贷款贴息、国家融资担保基金等多种方式解决小微企业、初创企业融资困难。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确保加大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脱贫攻坚、生态环保、教育、国防等领域和重点项目支持力度，严控一般性支出和“三公”经费，打破财政支出结构固化，压减高增长时期支出标准过高、承诺过多的不合理支出，保证基本公共服务和重点民生支出，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

3.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已成为财政政策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在当前经济增速下降的背景下，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使用、供给侧改革的推进、人口老龄化加剧等导致财政开支的刚性增长，地方财政收支缺口增大趋势导致地方政府债务增加、财政风险上升。首先，在经济下行压力下地方政府出手救市，为促进产业发展和稳定经济进行了大量融资，导致杠杆率的快速攀升；其次，供给侧改革的推进在短期对财政收支都造成很大影响，在产能转换过程中，淘汰煤、铁等过剩产能和关停整顿高污染企业等造成了一些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大幅下降和当地失业人员增加，而为保障就业和民生又增加了财政开支，从而增加了地方政府财政负担；最后，人口的快速老龄化导致养老保险基金紧张，也增加了地方财政压力。

防范和化解地方债务风险需要采取综合措施。在制度上需要通过建立完备的债务问责机制减弱地方政府借债冲动，降低债务增速。地方政府的财政预算软约束刺激了其过度负债，而将债务风险留给上级和下任政府的冲动。债务问责制度的引入可以打破预算软约束，削弱刚性兑付的预期，从而减少公共风险。通过将地方债务风险业绩与政绩考核、新增债券分配相联系，可以使地方政府在举债时更加谨慎地权衡财政支出的风险和收益。同时，建立对债务风险的终身问责制，以及对违法违规融资的金融机构一并问责的制度，可以让举债责任更多地由行为者承担。

在财政政策实施上，需要协调中央与地方的财权和事权，中央上收部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减轻地方财政压力。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减少政府过多的产业政策干预经济活动对市场公平竞争的妨碍。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减少不合理财政支出项目，降低财政负担。在地方债发行上，需要进一步提升市场化水平。加快建立政府信用评级体系，及时披露政府财务信息，客观、公正、专业地揭示地方债风险情况。打破目前银行间市场和交易所市场分割状况，建立统一、完备、高效、流动性强的二级市场。

4.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

a.优化改善制造业发展环境，推动制造业供给侧改革，全面提升制造业发展后劲

近年来，中国制造业投资增速快速下滑。产生这一趋势性投资萎缩的主要原因有：一是从供给来看，低端产品产能过剩与高端产品供给能力不足造成投资增长乏力；二是从需求来看，内需增长不足和外需拓展受限导致制造业市场预期不明。对此，要以提升制造业发展后劲为切入点，一方面，要推动制造业供给侧改革，增强高品质、高复杂性、高附加值制造产品的供给能力，加快制造业从粗放型、数量型的中低端制造向集约型、质量型的高端制造转变。另一方面，要拓展制造业市场空间，以提升中高端制造业竞争力为主线加快国际产业分工定位调整，以国内消费升级为契机推动制造业向高质量发展转型。

因此，我国应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加快优化制造业发展的国内外环境：

在贸易保护主义加剧、逆全球化回潮的国际大背景下，中国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深化与沿线国家产业合作，强化与欧洲、拉美国家的科学技术合作，进一步扩大开放范围、加深开放层次、创新开放方式，以更高层次对外开放经济对冲外贸出口下行压力，为推动中国制造“走出去”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我国制造业迈向高质量发展轨道需要进行一系列法治建设，要切实发挥法治的引领、规范和保障作用，靠良法善治稳定和提升企业投资预期，要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推动理顺政府和市场、社会的关系，加强企业家财产保护制度建设，推进制造业现代企业制度建设，高度重视制造领域知识产权保护与应用，为企业家投身制造领域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制造业是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体现，要鼓励倡导以制造业为根基，强化制造业在产业体系中的地位，推动社会各界对制造业的重要性达成高度共识，促进各类资源向制造领域高度汇聚和合理配置，进一步挤压稳定性差和投机性强的虚拟经济的空间，健全正向激励机制，激发和增强制造领域供给者与需求者信心，弘扬工匠精神对制造业水平提升的巨大贡献，切实提高制造业一线工程师、工人薪资待遇和社会地位，为制造业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高端制造业发展有力夯实我国消费升级的供给基础，要遏制并挤压资产泡沫，促进社会资源流向实体经济，继续放宽限制、有序扩大开放不同制造领域，进一步降低企业税负负担，有效拓宽企业盈利空间，加大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等领域外商投资力度，鼓励企业强化自主品牌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创新，为制造业企业营商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b.完善制造业创新生态系统，增强制造业创新能力建设，引领驱动制造业转型升级

近几年，美国、德国、日本等传统制造业强国在物联网、智能制造、数字化车间等领域正在形成新优势，而我国高技术虽然有所发展，但整体占比仍较小，且技术与传统制造业强国之间仍有较大差距，大而不强、缺核少芯、产能过剩是我国制造业亟待突破的困境。2017年，中国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实现了17%的高速增长，但其在全部制造业投资中占比仅为13.5%，而化工、电力、黑色金属等传统高能耗制造业投资仍占全部制造业投资的21.9%。高端制造薄弱与低端制造禁锢是中国制造业遭遇的现实困境，而高端制造突破和低端制造淘汰都不能一蹴而就，需要提升制造业基础能力、把握先进制造方向。在新的国际国内形势下，破解中国制造业困境的关键是加快完善制造业科技创新生态系统。

一是构建新型制造业创新平台，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受体制机制限制，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仅为发达国家的1/4左右，科技成果转化率不高直接造成科研经费的浪费和科研人员的低效，更为重要的是对我国制造业创新能力提升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因此，要逐步打破科研事业单位体制束缚，激发事业单位科研创新活力。围绕产业发展需求汇聚整合创新资源，以开展产业共性关键技术、高端装备技术、颠覆性技术、先进制造基础工艺等前沿制造技术研发为导向，加快构建新型制造业创新平台，重塑技术研发与产业化之间的创新转化链条，提高科技成果转化速度、提升科技成果转化质量，有效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

二是构建制造业创新网络，提高制造领域开放协同性。长期以来，我国不同组织之间，包括政府、企业、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中介机构等，在创新信息共享、科研人员合作以及创新要素流动等方面的开放协同程度仍然较低。因此，要加快构建制造业科技创新网络，鼓励金融机构深度嵌入制造业发展，推进制造领域的国际合作与交流，推动不同类型创新资源在各类组织之间高效流动和使用，推动建立开放性高、协同性强、合作度紧的制造业创新体系。

三是构建制造业新型产业链，增强创新要素整合程度。企业自我封闭、不同科研机构之间信息不对称造成我国技术孤岛现象比较严重，加之创新资源要素在产业链各环节上分布较为分散，导致我国在重点制造领域难以实现整体性突破。因此，我国要加快步伐构建制造业新型产业链，推动实现涵盖技术、人才、资本、政策、平台等创新要素交互相融、协同推进的现代制造业体系，促进单向技术产品竞争向整体性升级产业链竞争转型。

c.推动构建靶向人才培养和引进机制，聚焦制造业核心技术攻关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制造业实现了“从无到有”的巨大飞跃，建立了门类齐全、独立完整、基础完善的制造业产业体系。当前，中国制造业处于“从有到强”的关键阶段，即要实现从中低端制造领域向高端制造领域的转变。然而，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成为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最大隐患，直接影响制造业发展士气，打击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信心。2018年7月，工信部对全国30多家大型企业130多种关键基础材料的调研结果显示，52%的关键材料、95%的高端专用芯片、70%以上的智能终端处理器等制造业必需核心元器件仍然依赖进口。在我国制造业转型的关键阶段，要集中我国不同区域不同产业的研发能量，攻克关乎制造业核心竞争力且具有较强带动性的关键核心技术，打破发达国家的技术垄断，抢占先进制造业制高点，因此，需要加快完善市场经济下新型举国体制。

一是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通过科技政策、产业政策以及其他手段引导市场发展、推动产品品质提升，强调制造企业的技术创新主体地位，运用市场机制、经济手段倒逼制造业迈向高质量发展轨道。

二是构建靶向人才机制，补齐核心技术短板。技术人才的培养和储备是迈向制造业强国的重要基础。应健全多层次人才培养体系，重视融合型技术人才的培养，加快构建靶向人才机制，以核心技术短板为靶向精准聘请世界一流领军人才和顶尖团队，领衔攻关阻碍我国制造业发展的重大技术问题。

三是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加快推进制造业服务化转型。在“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引导下，推动关键技术革命、大力发展智能制造，通过不断加强技术创新提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通过不断完善政策体系推动市场环境建设，通过实施一体化解决方案推动促进制造业服务化转型。

四是协调区域间产业布局，塑造不同区域竞争优势。制造业具有明显的区域性，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制造业的硬件基础、技术水平、人才储备均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因此，要加强区域协调，发挥区域内领先行业的引领和带动作用，在战略性主导产业布局上注重产业空间的协调与互补。在做大做强本地区主导产业基础上，加强不同区域间协调发展，形成不同区域的竞争优势，优化产业结构，凸显区域制造优势，推动制造业专业化、多元化、特色化发展。

【注：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2018年秋季报告“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课题总负责人：李扬；执行负责人：李平、李雪松；执笔：李平、娄峰、樊明太、万相昱、张涛、张延群；参与起草讨论：胡洁、李文军、蒋金荷、冯烽、程远、刘强、王喜峰、王恰、左鹏飞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