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不是一边骂着一边笑着

作者：豆腐乳儿

自从新世纪有了一线城市概念以来，还是有很多人成功融入了一线城市，前几年的例子可能在未来几年不适用了，但他们的行动和心态仍然值得观察，他们的故事也有很多值得借鉴之处。

这里有一篇2015年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毕业论文《都市 “新穷人”的身份形成与转变研究——以上海市为例》，作者是彭彩虹，描述了一些努力融入上海的“新穷人”，其中有部分人最终成功融入。这篇毕业论文材料较为详实，分析也较为合理，但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

先来看这篇论文里对“新穷人”的定义。这篇论文先是引述了这个概念的最初提出者齐格蒙特·鲍曼的说法，即“贫困不能狭隘地理解为物质上的缺乏和健康状况的不佳。

贫穷也是社会和心理状况，表现为导致自尊心的降低，也会导致羞耻感和负罪感。消费社会里的穷人是无法过正常生活的，更别说快乐的生活了。因此，鲍曼认为消费社会的穷人就是有缺陷、有欠缺、不完美和先天不足的——换言之，就是准备不够充分的——消费者”。

但是结合中国的国情，论文又引述了汪晖的说法，即当今中国有两种“新穷人”：一种是新工人群体，一种是高学历的“新穷人”。他认为“新穷人”同样是全球化条件下的新的工业化、城市化和信息化过程的产物，但与一般农民工群体不同，他们是一个内需不足的消费社会的受害者。

他们通常接受过高等教育，就职于不同行业，聚居于都市边缘，其经济能力与蓝领工人相差无几，其收入不能满足其被消费文化激发起来的消费需求。这类贫困并不因为经济状态有所改善而发生根本变化，他们是消费社会的新穷人，却又是贫穷的消费主义者。

接着，作者在借鉴汪晖“新穷人”概念的基础上，缩小了“新穷人”的范围，把在论文里研究的“新穷人”限定为“生活在城市中的80、90后外来人口，来自底层社会的，拥有高学历（大学本科及以上），从事于各个行业的底层白领；他们在城市中合租、群租或住在集体宿舍，处于一种身份焦虑和失落的状态”。

作者限定这样的研究范围，有其合理之处，即尽可能控制研究不要过于大而无当。而且作者可能更有条件研究高学历“新穷人”而非“新工人群体”。

但是这里对“新穷人”的定义还是有些问题的，可能问题还是出在汪晖最初的定义上。他们都低估了消费文化对农民工群体的影响，这在论文后续部分暴露了一些问题。

另外，“来自底层社会”这个概念也较为模糊，具体怎样的社会地位算底层也没有充分阐述，所以也打算在后文中帮作者打一下补丁。

作者选择研究的“新穷人”活动的城市是上海，一方面是因为作者在华东师范大学读研，上海是更为方便的研究对象，另一方面上海也确实是符合“新穷人”对大城市的想象的。

在全国四大一线城市里，上海的入户条件苛刻程度与买房难度在作者写这篇论文的时候仅次于北京，而上海又比北京更为国际化，更受到消费主义影响，人们在上海更需要“用消费建构身份”。

上海比起这些人出身的“底层”，拥有更多的机会，也远非熟人社会，而是一个可以通过证明自己旺盛消费能力构建身份的地方，“努力工作-消费-通过消费建构身份”就成了“新穷人”在上海必然的选择。

作者在文中也对“新穷人”转化为“新人”的标准做了界定。“合格的消费者”并不好定义，作者将其定义为在上海购房的人。

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城市土地使用权的商品化，各地城市政府纷纷调整准入口槛，逐步建立起开发型的社会吸纳/排斥系统，在住房供给结构、户口政策、住房管理等方面，形成配套性住房吸纳/排斥政策，代替旧有二元户籍制的社会排斥功能。

“城市居住资格”是一道由城市政府构筑的，用于割裂、隔离城市新移民的“居住隐性墙”，其存在，屏蔽了很大一部分外来者分享城市居住的可能，也是他们成为城市人、城市市民的最大障碍之一。因此，能够在本市购房实际上已经成为是否为本市人口的划分依据。

所以，尽管获取上海户口已经很难了，但获取户口也不代表你获得了与上海这座城市相称的消费能力。如果放在广州和深圳这种获取户口更容易的城市就更是如此。买房比起获取户口，是更好的融入标志。

只不过这个标准也较为粗糙，凑合着用用得了。只要消费欲望大于你的收入水平，你就难以摆脱新穷人的境地。在这篇论文里也提到，刚刚实现身份转变的“新人”迫于房贷和子女教育压力，“更多的是选择在家上网、看电影、聚会”，而“在上海奋斗多年的，物质基础已经比较牢固的新人，则会选择一些发展型闲暇生活”。

即便是掉在消费主义坑里，大坑也有十九层啊。

原文作者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即“新穷人”作为不够格的消费者，无法通过消费构建身份，“他们如何寻找自己存在的价值？他们认为唯有工作可以让他们证明自己的价值”。

因为没有钱，消费能力十分低下，他们已经被排除在公共空间之外，不敢出门逛街消费或出入娱乐场所。大把的闲暇时间无处安放，如果是没什么志气的人，也就待在家里沉迷于廉价的杀时间工具，如抖音等短视频应用或王者荣耀等手机游戏上了。

但是这篇论文研究的“新穷人”群体，是出身底层，但通过个人奋斗完成高等教育的人，他们留在上海，显然有改变命运的迫切愿望。于是他们“自愿地”把原本的闲暇时间用于加班：

“‘新穷人’是将工作视为存在的意义的一群人，他们普遍习惯并喜欢加班，觉得工作让他们感觉充实，空闲让他们也慌、不踏实。因为在工作中可以凭借自己的知识去获得成就，证明自己的能力；而空闲中，他们没有足够的能力去购物、消遣来获得满足”。

表现在文中的受访者身上，则体现为“周末有时候会去加班吧，不加班的话，我心里比较虚，不知道该干什么”、“觉得我还是挺喜欢上班的，周末在家里一来容易胡思乱想”。

然而有受访者也提到了“我男朋友有时候就不能理解，觉得我还有加班，工资那么低”。以当今的普遍状况来看，没有多少单位是按照法律规定发加班费的，“新穷人”除非身在好单位，不然加班就是等于义务劳动。

然而很多“新穷人”还是宁愿放弃闲暇时间也要去加班，以至于最近在公共舆论中被打上了“奋斗B”的标签。有人认为，正是这些“奋斗B”的存在，才让产生大量狗屎工作的单位理直气壮地要求加班并不付出相应的加班费，他们的所作所为恶化了职场环境，加重了剥削。

令人联想起“工贼”这个已经有些遥远的说法。然而和工贼为了获取工资而拒绝罢工的理由不同，“新穷人”选择加班的理由是另一番无奈——没钱。

他们已经因为消费能力欠缺被排除在公共场所之外了，以前收到的工作伦理规训又让他们相信“即使你看不到工作所能带来的那些你确实没有、或者认为不需要的东西，你也应该继续工作。

工作就是好事，不工作是种罪恶”。闲暇时间让他们感到空虚、无助，加班让他们心安，而且说不定加班能让他们升职加薪，成为具有充分消费能力的人呢。

网上这群人批斗“奋斗B”，难道他们就对奋斗B产生的原因没有一点数吗？

有时候选择比努力更重要，所以“新穷人”也反思自己在人生路上是不是选错过什么。

底层出身的“新穷人”，高中怕是只会埋头苦学，哪怕去衡水中学这样的高考工厂学习都是他们考上好大学的好机会，在小地方高中他们很有可能连自主招生或保送的名额都拿不到。

但哪怕认认真真准备高考，教师可能也就会照本宣科教学，很难帮他们融会贯通，能考出来还是得多亏自己能力强。等到填报志愿的时候，则是两眼一抹黑，无论是老师还是家长都不能给他们足够明智的建议，他们往往会在选专业上过于随意而掉进大坑。

论文中的受访者是这样描述他们的专业选择的：

“当时好像是填了一个生物科学，理科嘛，物理、数学不太会，化学也不太懂，就选了一个生物吧。我是不负责任地上学，不负责任地找工作，所以说我对自己很不负责任。”

“我就是自己乱选的，我父母没有什么建议。”

“我就是挑名称最长的选的。”

“当时报这个学校嘛，就看上学的时间长，学费高，估计就是比较好的，不懂嘛，就随便选的。因为建筑学是五年制的，当时对这个行业不了解。”

在不适合、很有可能也不喜欢的专业毕业后，他们在求职中处于弱势，很难找到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如果找到了一份还算凑合的工作，在职场上他们又较为保守，即使在某些方面不大满意也会坚持做下去：

“开始的时候干活还挺有热情的，后来有金融危机啊什么的，感觉自己也大了，那时候活多了工资还是那样，有一点点倦怠啊，中间也想过把这份工作辞职，收入能提高下，缓解下经济压力。因为我是个女生，后来想想还是决定安稳一点吧。”

“城市里长大的呢就会获得更多的机会，他可以根据自己兴趣、爱好去选择自己的工作，有的工作可以学到更多，还有一些是通过频繁的跳槽，不断的锻炼自己而且获得更好的岗位……但是农村长大的孩子，他会很慎重，他就会按部就班的干好自己的工作，在垂直的条线上慢慢等着升迁。”

“新穷人”在学校里没有教的那些方面，比如社会关系、人际交往、应变能力等上也没有优势，他们的职业发展也因此受限，受访者也提到了这一点：

“国企是要站队，我又不会去站队，站队是说有时候国企里的梯队，比如说我是这个梯队的，你是那个梯队的。像我们农村长大的就会很慎重，不会想着去进入到某一个派别里面，总觉得我没有什么根基啊。所以有时侯会失去一些机会。”

“对于城市人来说，他比较适应城市生活，他知道了城市里的规则是怎样的。跟他们相比，眼界上会有差距，在上海的话，什么都能看到，在农村的话，你什么都看不到。”

作者引述了林易的观点，“凤凰男飞出农村之后，在城市不属于最差的一类，他们有比较体面的工作，而且勤奋上进。但他们却很难有冲上云霄的机会，只是徘徊在低空。除了在专业职称获得上有优势外，他们无法得到转型中的中国社会上真正的稀缺资源：体制内的行政级别和体制外的高级管理职位”。

大学还没有扩招的年代，本科教育就是稀缺资源，本身就是身份的象征，应届毕业生自动获得的“干部”身份（虽然现在用处不大了）就是那个时代的孑遗。

等到扩招以后，人人有本科念，通过高等教育建构的身份已经贬值了，新的身份建构途径变成了消费。

论文中提到的受过高等教育的“新穷人”仍然有着通过高等教育建构身份的思维惯性：

“我觉得受过这种高等教育之后，反而是一种束缚。比如说一个高中毕业或者一个中专出来的人，在这个社会上去奋斗的时候，他可能不会把自己的身价抬得那么高，定位的时候也不会那么高，有一些东西我抓住了我就拼命干，不管社会地位之类的东西。反而受了高等教育之后，出来你去面对社会的时候，我就感觉受到心理上的束缚。”

作者也在论文中写道：“那些没有上大学出来打工的青年，他们大多从小学习不好，习惯于与别人差距的存在，即便来到了城市，他们不觉得这种差距对自己内心有多大的冲击。”

这段论述是我认为作者想当然的地方，依我看来，作者低估了消费文化对农民工群体的影响，并默认对农民工的内心冲击不大。

事实上消费主义是无孔不入的，作者提到的“农民工”或其他受过高等教育的“新穷人”之外的“新穷人”群体，他们的内心是感受得到这种差距的冲击的。

只是这篇论文的作者以及不少人忽略了他们的感受罢了，毕竟不同位阶的人情绪是很难互通的。所有人看另一个群体的时候容易将对方用一个面目模糊的形象一笔带过，而不能产生共情心里。然而在大众不常碰到的角落，新民工们的也会情绪爆发。

只有消费能暂时安抚不安情绪，无论是作者关注的高学历“新穷人”还是作者忽视的其他新穷人都是如此。

哪怕被排除出了部分公共场所，某些 “新穷人”遇到消费契机还是会毫不犹豫地放纵。比如日常生活中有点进步就找借口请自己一顿火锅；看见咖啡零售品牌搞促销就迫不及待染上咖啡瘾；今天称了称体重就痛下决心办了张一年到头用不了五次的健身房年卡；明天看了个短视频就感叹竹鼠真可爱不如买两斤竹鼠肉吧，转头就把减肥大计抛诸脑后；感到孤单，就养个仓鼠，养了一阵子就觉得劲不够大想改吸猫就养了只猫……

所以接任阿里巴巴CEO的张勇真是个天才，能想出“双十一”这样的点子，给“新穷人”们一个消费狂欢的借口。

“在打折大众的消费神话中，‘新穷人’作为创造这场神话背后的重要力量，他们在这场消费狂欢中释放着自己对于身份的焦虑，以及对上层社会消费品的渴望。因而他们通过疯狂的消费来转化这种焦虑，然而这种焦虑并未随着这样的转化而消失，他们的消费欲望在购物狂潮中会被一点点激发，每年一度的购物狂欢节只是一次释放，而之后又开始潜伏起来，等待下一次的爆发”。

而对于连某宝都触及不到的“新穷人”群体，拼多多实现了天天种草，天天狂欢。后者就在这篇论文发表那一年成立，所以作者没有分析其影响，也是可以理解的。

这篇论文发表于2015年，其中的受访者在上海生活的时间更早。如果是在别的国家，它的借鉴意义会很大，但在中国，由于形势的快速变化，其中的借鉴意义可能不大了，但是有些跨越时代的东西也能引起人们的共鸣。

比如，2015年开启的这波房价涨价潮，上海房价翻了一番，有些人的条件在几年前能够在上海熬一熬，或许还有从“新穷人”转变为“新人”的机会，但如果放在今天，面对高企的房价，这个机会就变得无限趋近于零了。

所以哪怕你是沪漂，能不能留下来还是要看原生家庭条件的。

论文描述的2015年以及以前的情况，还是很温柔的，作者限定的“底层”还是农村，而且“新穷人”从“底层”努力一下还有转变为上海“新人”的机会。但是到了几年后的今天，这个“底层”限定怕是要打补丁了：三线城市小康之家的“新穷人”在上海闯荡，转变为“新人”的难度也颇大了。

作者也没机会接触拼多多，不然消费主义对“新穷人”的影响，作者会写得更精彩些。

也不是没有好消息。

作者提到，“‘新穷人’在国家话语中是不存在的，是被主流社会忽视的，而且他们没有成功履行社会责任中最重要的消费者的角色义务。因而，他们不能享有国家各项的扶贫政策，他们在国家话语中不属于穷人，社会也便没有道德义务来帮扶他们”。

但今年的个税调整方案，对“新穷人”群体就是个好消息。个税起征点调到了5000元，房租、子女教育、赡养老人、继续教育、大病医疗和房贷都能抵扣个税，算是国家发的福利。

其实各位一年缴的个税也不多，可能还嫌这福利少。到时候还会问我这个问题：我该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啊，我也在摸索，毕竟我也是个飘在一线城市的新穷人啊。

今年中国经济增速不出意外会是6.5%。在这样增速不慢的经济体，还是充满希望的。如果你觉得绝望，那也大可不必，要相信不屈不挠的努力，相信战胜死亡的年轻，相信未来，热爱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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