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天，超级网络名人司马南偷税被处罚926.94万元的消息传遍全网。

2018年超级女星范冰冰偷税被罚没追讨8亿元；2021年，超级直播带货网红薇娅偷税被罚没追讨13.41亿元。

这些名人、富人偷税漏税的新闻屡见不鲜，不由得让人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有的人越有钱，越舍不得正常缴税？

这个问题值得深思，先说外在因素，比如税点过高税负过重，引发逃税现象；再说内在因素，比如贪婪过度，舍不得纳税。

其实，以税负过重为借口不愿纳税纯属掩耳盗铃，本质还是内心的贪欲没有极限，哪怕自己赚了盆满钵满，也不愿回馈社会。

一、大明怎么亡的？

很多人一直怀念惋惜大明亡国。大明亡国有多重因素，小冰河期是天时不利，后金侵掠是外患太强，朝廷收不上税导致财政崩溃是内在因素。

当时的大明朝税负极低，明初规定每亩地三十税一，到了嘉靖、万历、天启年间，财政吃紧，试图设立商业税，却被官僚士绅阶层联手抵制。

官僚士绅阶层垄断了所有的社会财富，却拒绝向朝廷纳税，更不愿出资出粮赈济灾民。

这就是大明官僚士绅的集体堕落状态。

崇祯登基之后，小冰河期带来的天灾到了顶峰，亟需整个国家齐心协力渡过生死大劫，但是江南富庶地区的官僚士绅用了所有的手段抗税偷税。

最普遍的偷税手段是土地隐匿术。大明朝是真正的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皇权不下县，县以下交给士绅治理。

明朝善待读书人，只要考上举人就会免除土地赋税。那些考上举人的读书人会大肆圈占土地，拥有土地的自耕农小地主也会将土地挂靠在举人的名下，从而逃脱赋税。

当时的士绅阶层，已经有了成体系的偷税手段，比如“诡寄”（伪报土地归属）、“飞洒”（拆分税赋转嫁）、“虚冒”（虚构户名）等手段，将税赋转嫁给自耕农。具体操作包括，将土地伪报在无背景的揽纳户名下，或通过白兑交易将税负转嫁普通百姓等。更有甚者，利用官府编纂的黄册进行造假，通过贿赂官员篡改土地数据，有意在黄册书脊中掺蜂蜜吸引蛀虫毁坏底册，导致税收统计失真。

通过上述种种操作，士绅集团完美的逃过赋税，将90%的税赋转嫁给自耕农，士绅集团占据60%的财富，纳税只占全国赋税的5%！

就在士绅偷税底层纳税的人祸中，底层百姓只能高价向商人借贷白银缴税，再低价卖粮还债，陷入了“高利贷、压低粮价、银价上涨”的死循环。

根据明朝律法，如果拖欠税赋，官府就会进行杖责。面对这条规定，士绅阶层直接花钱雇佣乞丐或贫民，替自己上堂挨打，法律的尊严被统治集团玩弄的等同于无。

更可悲的是，各地士绅利用皇帝的虚荣心，人为制造祥瑞事件，来忽悠朝廷奖励当地，一般是免税三年；或者虚报灾情，要求朝廷赈灾免税；如果这些柔性手段都不灵，那就直接花钱请土匪作乱，再请朝廷减免税收。

整个国家，已经被士绅集团玩得像是一团橡皮泥，真的是随心所欲任意把玩。皇权面对士大夫，已经处于极度弱势的地位。

二、东林党的众正盈朝！

崇祯登基第一时间除掉了皇帝家奴魏忠贤，东林党为代表的江南士绅代理人群体在朝廷崛起，形成了所谓众正盈朝的大好局面。

这些所谓的众正，盈朝之后醉心于党同伐异，排除异己控制权力。控制权力之后，全力以赴捍卫江南士绅集团的利益，反对开征商税，抵制征缴正常赋税。江南士绅权力越大，朝廷财政越是困难。

东林书院建于北宋年间，原为宋明理学家杨时讲学之所。杨时的老师是程门立雪的那位程颐。后来书院因年久失修而荒废。

1606年，顾宪成兄弟和高攀龙重建东林书院，书院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顾宪成是主要讲者，臧否人物，对朝廷上的年轻官员影响巨大，师生形成人际网络，后来被政敌批评为东林党人。

东林书院利用读书人的言论优势塑造道德权威，占据道德高地，大肆党同伐异。东林党人为代表的江南官僚集团通过废除矿税、商税等政策，将财政压力转嫁给北方农民，同时维护江南的免税特权。

天启年间，内忧外患，国库空虚，边疆战事紧，朝廷要发给官员薪酬，边疆需要钱粮，朝廷财政严重不足，缺乏钱粮，皇帝便无计可施，只有想办法拓展新的税赋途径。江南士绅钱多，皇帝自然想收他们的税。

东林党人为了维护江南集团的利益，坚决反对对江南商业、盐业、采矿业征税。

在天启年间，带头抵制朝廷在江南收税。江南士子组织了复社，领头人张溥鼓动苏州市民打死了前来收税的税吏，还写了一篇五人墓碑记。

在东林党这些读书人嘴里，朝廷收税就是错的，商户拒绝缴税就是正义的，这才真正做到了拔我一毛利天下我不为也。

东林党动不动对别人进行道德审判，却对同党的各种劣迹视而不见，纵容支持钱谦益等官僚兼并土地，还利用舆论巧言伪饰。

当时处于小冰河时期，北方农业严重欠收，东林党坚持重点收农业税，而不收工商税。这不但使朝廷没有办法增加税收，又加大了农民的负担农民交不起税，很难生存，就只有造反了。

误国误民，这就是东林党的真实作用，至于所谓的道德清高，都是表演。

东林党利用舆论控制权力实现经济利益的三部曲，就是最典型的“嘴上主义，心里生意”套路表演。

所谓读书人的道德节操，在白花花的银子面前一文不值。

三、要钱不要命的贪婪！

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大军进逼北京的危机关头，崇祯下旨向大臣们募捐筹措军饷。内阁首辅魏藻德仅捐了500两，太监首富王之心捐1万两，崇祯的岳丈周奎在收到皇后暗中送来的5000两后，扣下2000两，只捐了3000两。

为了装穷，周奎把房子上的砖瓦弄得乱七八糟，在门口故意贴上贱卖房产的消息，穿上最破旧的衣服，舍弃轿子改为步行，可谓极度无耻。其他皇亲国戚、王公大臣纷纷效仿，在皇帝面前百般耍赖、演戏，万不得已时，才拿出一点点银子捐款。

等到李自成攻入北京，在整个北京城拷饷，从官员家中搜出7000万两白银。已经上吊的皇帝崇祯的皇宫中，只有现银2300两。

崇祯在城破前曾经指着群臣说：朕非亡国之君，诸臣皆是亡国之臣。这句话经常被人诟病，不过崇祯虽然治理水平有限，但任谁面对这伙腐朽透顶贪婪至极的官僚集团，也会眼冒金星。

大明朝对读书人和士绅的优待，没有换来统治集团的感恩戴德，反而离心离德各怀鬼胎。

四、天理昭昭！

大明末期的官僚士绅，既是土地兼并的推手，也是税赋转嫁的操盘者；既是募捐时的吝啬鬼，也是藏匿财富的巨贪；既是党争内耗的肇事者，也是弃国投敌的带路党。

清军入关，这些贪婪无度的腐朽者都在屠刀之下灰飞烟灭！

清朝顺治年间，1.3万名士绅因拖欠税款被革除功名，叶方霭仅欠一文钱亦被贬官，彻底打破了士绅特权。

这才叫贱骨头不暴捶，就痒痒的难受啊。

在亡国危机面前，既得利益者们勇敢捍卫自己的权利，抱着无尽的财富偷税抗税到死。

这样的大明，不灭亡还有天理吗？

在依法缴税和亡国灭种之间，大明士绅集团只能选一条。

在爱国和偷税之间，富豪和名人也只能选一条。

这叫天理。

会员用户请加微信，以防失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