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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对好朋友埃德加-斯诺说，“比如什么‘四个伟大’，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

他为人通达，对朋友如春风般温暖；他做事认真，实事求是，细致深沉，灵活坚定；他写文章，恢宏大气，豪迈洒脱，通俗易懂，从来没有官腔套话，一说大家就都能听得懂。

今天，很多人崇拜他，把他的画像挂在家里，把他的雕像竖在广场上，背诵他的文章，在天边的高原，有人把他比作文殊菩萨，在遥远的海外，有人把他的头像纹在身上，以获得力量。可是老师是个唯物主义者，无神论者，他不崇拜任何偶像，也不希望任何人崇拜偶像。

他知道什么救世主，什么英雄，都是靠不住的，他读了很多书，见识了很多事，认识了很多人，得出一个结论：“三皇五帝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创造历史的，是人民自己。

他曾对农民朋友说：“过去你们拜关公、拜观音大士......只要关圣帝君、观音大士，能够打倒土豪劣绅吗？那些帝君、大士们也可怜，敬了几百年，一个土豪劣绅不曾替你们打倒！现在你们想减租，我请问你们有什么法子，信神呀，还是信农民会？”

如果这个世界上真有什么神明，又怎会让善良的人受苦？又怎会让生产者受压迫？又怎会让一个数千年来勤劳善良的民族忽然间遭遇灭顶之灾、饱受凌辱和压迫？这神明，这上帝，难道没有长眼睛，没有长良心吗？

所以，没有神，没有上帝，一切都得靠人民自己。

他也不是生来的圣贤，不是天生的聪慧，他也只是一个山沟沟里的孩子，一个农民的孩子。

人的一生，都是不断学习，不断成长的。

他年轻的时候，还夸过曾国藩，追捧过梁启超，当过“皇汉”，还追捧过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反对过激烈的斗争和革命，甚至还鼓吹过“湖南省独立”，认为资本家是“可以通过教育”，让他们减轻剥削。但是，渐渐的，他发现了那些地主阶级英雄身上的反动性，看破了民族资产阶级身上的软弱性，明白了权利不能靠妥协得来，枪杆子才能出政权，更明白了中国的问题，是世界上最复杂的问题，外来的任何经验未必管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才是唯一的解决途径。

起初，他和萧子升他们一样，认为社会是可以改良的，资本家、军阀、上层阶级都是可以对话，可以商量的，他们认为，大政府不重要，政权也不重要，通过教育逐步改良，也能实现人的平等和自由。后来他和萧子升们分道扬镳，认识到中国的社会是是没法自上而下改良的，只能靠无产阶级自己，来改造世界。

中国的阶层太复杂，利益链错综复杂，今天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资本家，明天就可以变成阿附帝国主义的买办；今天高呼反对皇权、反对独裁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明天又能为军阀买办们张目，把抗争的农民骂成痞子和流氓；今天“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国民革命军，明天又有可能把枪口指向工人和农民。

所以，他发现，教育是可以的，但教育不能慢慢来，“批判的武器，不能取代武器的批判”，所以，他要把“改良”，变成彻底的“斗争”。而这个“斗争”，不能盲目照搬他国的经验，因为中国那时候，并没有太多真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工人”，社会的大多数，其实是农民，中国的社会，也不是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农业社会，那么就要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讲究策略和方法。

他有他自己的一套逻辑和理论，年轻的时候总是和老师、同学、朋友争论不休，那时候，他和我们一样精力充沛，头脑灵活，却不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但他潜意识里觉得，这个世界不太对。

为什么国家衰落如此？为什么帝国主义如此蛮横跋扈？为什么普通劳动者被压榨一生，只能在贫穷和疾病中死去？没有人会告诉他直接答案，他只能靠自己去追寻，他拼命地读书，拼命地实践，他去当兵，他去考警察、法律、医生、造肥皂，他去读师范，结交朋友，他尝试着身无半文，去周游一个省。

他曾追随着他的老师，去了全国最高学府，做了一个图书管理员，在那里，他学到了一门学问，这门学问很了不起，这门学问不教人做什么帝王将相，也不教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它教导我们，要为广大劳动人民谋求生存的空间，要追求所有人的平等。这门学问，详细分析了这世界上所有不公平的现象，并且探讨了这些不公平的根源。

他带着这门学问，回到家乡，回到工人和农民中间去，他对那些辛苦劳动而朝不保夕的人们说：“‘工’字上边一横是天，下边一横是地，我们工人顶天立地，从此要做‘天下的主人’”。

理想不是那么容易实现的，他可以教育人民，让人民懂得这门学问，但事情，是要一步一步做的，即便是真理，也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展示自己的力量。敌人是强大的，盟友是一时的，年轻的同志是幼稚的，这门伟大的学问，也得符合这个国家的实际情况。先行者们犯了错误，老师他们遭遇了巨大的失败，昔日的盟友成了敌人，对并肩作战的战友和同志举起了屠刀，老师他们的事业，被妖魔化成了洪水猛兽，他们的事业岌岌可危。

他明白了一个道理：“批判的武器，不能取代武器的批判”，“枪杆子，得抓在自己手上”。

他带着他的队伍，在秋收时节，走进了大山里，他重新树起了旗帜，改变了队伍的名称，还重新建设了组织，让“支部建在连队上”、“党指挥枪”。他说，想要赢得最后的胜利，得做三件事：“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建立根据地”。有些人不听他的，夺他的权，抢走他的成果，否定他的战略，想要走机会主义路线，一举暴动而获得胜利，结果损失惨重。更有人崽卖爷田心不疼，拿全部家底，去和强大的敌人死磕，结果一败涂地，多年成果毁于一旦，不得已，只能丢掉根据地，所有人转移。

他一生，并不是顺风顺水，无往不利，他也栽过很多跟头，被人扣了许多“帽子”，其中就有“保守主义”、“逃跑主义”、“土匪山大王主义”，其实他还是唯物主义，他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其实，他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很慢，远不如同时期的其他同志，早期，他没有出过国，也没有系统完整地熟读马列理论经典，更没有读过什么正规的、现代的军事书籍。

最初的时候，他为什么总是被“边缘化”？为什么某段时间，在党内的地位，还不如在国民党那边的地位高？因为那时候的布尔什维克们，很在乎出身、来历，就像今天的互联网一样，开篇就要告诉大家自己的学历，自己的母校，是清北，还是莫斯科伏龙芝，有没有去过法国和苏联，能不能引用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而他，被认为是乡下来的农民，不够“布尔什维克”。

哪怕后来，历史选择了他，让他来决定这项事业的走向和命运，依然有人嘲笑他“不懂理论”，打仗全靠“《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他实事求是地讲：“老实说，孙子兵法我都没读全”。

他的许多理论和思想，都是一边实践，一边探索，一边总结的，有一段时间，他被边缘化，被赶出了指挥岗位，没有事干，住在一个小庙里，和三个和尚相对无言，就开始读书，读马列著作，再后来到了延安之后，他再根据自己的斗争实践，和对马克思主义的领悟，写出了《实践论》和《矛盾论》，一举奠定了自己的哲学思想。

他带着他们，分开了河水，穿过了峡谷，越过了高山，趟过了草地，让那些穷追不舍的豺狼虎豹，再也追不上他们的脚步，让整个事业转危为安。

工人、农民、老人、孩子，都追随他，因为他一直走到他们中间去，握住他们的手，问他们的名字，了解他们的痛苦、困惑和迷惘，让他们每个人都发出自己的声音，把那些苦难的故事讲出来，那么人民才能够紧紧地抱在一起，对抗这数千年来所谓的“天命”。他对他们讲愚公移山的故事，告诉他们，并没有神来帮忙，挖掉三座大山的，是愚公们自己。

他的队伍是与众不同的，在这里，没有官长，没有等级，工人和农民组成了士兵，连长排长班长要给新兵洗脚，嘘寒问暖，教新兵识字，读书，写自己的名字，甚至在苦难行军的途中，还给他们讲授各种知识，让他们懂得什么是迫击炮的射击曲线，什么是“反斜面”，教他们使用三角函数计算落点，闲下来，还会给他们讲解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这群衣衫褴褛、一无所有的人们，很多时候，竟然在讨论航空母舰。

他赢得了那场最终的胜利；但他的道路，其实才刚刚开始，因为人民虽然站起来了，但一穷二白，国家遍地疮痍，那个伟大的理想，还远远没有实现，需要做的，还很多很多。

他做了很多事情，他让部队北上，挡住了全世界最强大的那支军队，逼得不可一世的他们，在没有获得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他努力发展重工业和军工产业，让国家掌握了终极的武器，从此不再被帝国主义威胁；他普及教育、兴修水利、消灭传染病、杜绝赌博、卖淫，让每一个人都能自食其力，自信自强，重获属于人的尊严。他这一生，是不断斗争的一生，也是努力奋斗的一生。

他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唯物主义者第一信条就是“物质决定意识”。物质是什么？是这个世界，是这个世界里的千千万万人民。

他相信人民，依靠人民，为了人民，所以哪怕他暂时被误解，被打压，失败受挫，举步维艰，都没有关系，因为他相信“人民终将胜利”。

他是不信任何“神明”和“偶像”的，老师靠自己，靠群众，就能劈波斩浪、克服艰难，用知识和智慧能够解决疑难，建立自己的“根据地”，靠团结吸引到很多志同道合的战友。他一直在教育人民，要独立自主，相信自己的力量和智慧。

如果这力量来自自身，那么用起来就踏实，就信心百倍。

他一生，最推崇“平等”和“自强”。

他当年在图书馆里学到的那门学问，太过博大精深，他花了大半辈子的时间去研究、实践、去发展这门学问。就像所有的圣哲先贤一样，他也不是无所不能的，他也不可能掌握最终的真理，他也不可能看到一切的未来。

真理肯定不是一成不变的，历史更是不断向前发展的，我们站在历史的高度去俯视他，他也只是一个凡人，但他却以凡人之躯，教育了人民，唤醒了人民，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历史。

人民的学问，需要人民去发展，人民的胜利，需要人民自己去守护，人民的历史，需要人民自己去书写。他只是一个老师，一个教员，指引了一个时代；当他也成为了历史的时候，就再一次教育了我们——从来没有救世主，一切都要靠我们自己。

他教会了我们太多的东西，我们脑子里的实事求是、一分为二看问题、调查研究、群众路线……都来自于他。

当大家面对复杂局面犹豫不决的时候，就会想起：“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当大家饱受挫折却依然有人想要头铁硬干的时候，脑子里一定会警惕地响起：“革命是进攻的，但也有防御和后退，为了进攻而防御，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向正面而向侧面，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天下的事，并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你想这样，偏一下子办不到，等转一圈回来，事情恰又办成了”。

在遭遇强大的敌人的时候，我们会想起《论持久战》——不能盲目悲观，做投降派，也不能盲目自信，做速胜派，他认为这都是机会主义做法。要战术上重视敌人，战略上藐视敌人！要从全局层面上要树立必胜的信念。而在具体的作战部署上应该小心谨慎，审慎决策。

在敌我之间有着巨大差距的时候，我们还会想到——“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你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

他告诉我们政治的真正内涵，就是“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不要“四面出击，四面树敌”，要团结大多数，先打败那个最坏的家伙。

他还告诉我们，不要迷信外来力量的帮助，我们的事业能否成功，完全决定于自己的实力是否强大，所以，他支持我们所有人“艰苦奋斗，自力更生”。

他鼓励我们读书学习，但他又告诉我们，不能教条主义，不能读死书，因为“尽信书，不如无书”。他说读书要和实践相结合，要考虑实际情况的变化。读死书，就不如杀猪，因为猪会跑，会叫，会反抗，书只会躺在那里等你读，又不会反抗。他还说，教条主义，连狗屎都不如，狗屎可以肥田，人屎可以喂狗，教条呢？既不能肥田，也不能喂狗！

他最后还告诉我们，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真理，一切都在变化发展之中，要一分为二地看问题。

他教育我们，任何时候，都要向劳动人民学习，因为“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

他对未来充满希望。

他特别喜欢我们年轻人，对我们充满期望，他常常挂在嘴上的就是——“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9月9日，是他离开的日子。

他曾经说过：“要开个庆祝会，我们来庆祝辩证法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