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开中非合作论坛，而海外市场在我们的发展比重中越来越大，其中有数非洲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是重中之重。

相比欧美等西方国家，发展中国家对我们的发展模式没有那么多成见，限制更少，前景更好。但同时也面临一些共性的问题，高负债率就是其中之一。

发展中国家大都依赖资源密集型产业。在国际市场处于经济繁荣期时，他们往往获得较高的信用评级高，融资成本也显著降低。

但当全球经济停滞，资源类商品价格下跌时，发展中国家的财政压力加剧，发展亟需的融资却更为昂贵。

相比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经济体量小，外汇储备有限，抗市场波动能力弱。

在流动性充裕和大宗商品价格高企的时期的举债融资，在经济下行期却沦为使发展中国家变卖资产的枷锁。

这和当前主流的资本市场估值框架有关。

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认为，发展中国家政府财政资源使用不当，资金没能用于可以满足市场需求、促进经济增长的项目；

IMF则认为发展中国家缺乏管理能力，政府盲目借债，没有合理搭配贷款期限是导致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频发的重要原因。

西方债权人经常将政治经济和财税制度改革作为减债免债政策的附加条件，但发展中货架的财政与经济状况并没有因为西方的债务救助与制度改革政策而好转，反而有不少国家的债务问题进一步加剧，甚至陷入了周期性债务危机。

债务问题不只是经济问题，单纯从西方经济学角度找答案注定是缘木求鱼。

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及国际组织采取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来解释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实际是通过规则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全方位约束和牵制。

发展中国家被迫接受西方主导的金融市场规则，将经济安全和发展利益拱手交给西方。

而西方则根据自己的利益对肆意加息减息，打断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计划，让发展中国家对此无能为力。

相比于瑞信、硅谷银行等欧美金融业暴雷事件，发展中国家的违约债务总额并不大。

2020年赞比亚违约时，外债不过170亿美元；2022年斯里兰卡的违约，上限不到500亿。相比之下，硅谷银行和瑞士信贷的总债务余额接近3500亿。

发展中国家如果纯粹被动接受西方的既定发展路线，那么注定无法驾驭资本，而唯有首先用市场之外的手段在国内培养对于自主发展的广泛社会认同，才能在摆脱资本牵制上迈出一步，继而掌握自己的前途命运。

随着我们的海外存在越来越强大，我们对外融资合作展示出一种不同于西方的开放性。

我们对发展中国家的债务，一是不附带政治条件，二是将商业需求与国家战略结合，方式更多样，三是强调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与动态发展潜力，而不以西方设定的单一发展模式为考评标准。

债务本身对国家的发展既是挑战也是机会，关键在于国家能否自主掌控资本规律，使其为本国发展目标服务，而不是被资本规律所裹挟，让借贷沦为资本获利的手段。

西方与中国的融资方式不同，是源于对经济发展的思考视角差异。

西方原生性的资本主义使其对资本规则和现代工业体系的多样性与可能性缺乏认识，而一味将规则普世化必然导致僵化；中国则经历了外来规则内在化的过程，虽然依旧依靠资本和市场的驱动，但重新塑造了有特色的经济体系，并积极尝试创新。

如今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融资势头迅猛，招致西方对我们发动“债务陷阱”的话术攻击，究其根本，是想夺回其地缘政治影响力。

我们要引导发展中国家更多关注外来资金对催化经济增长的作用，将外来法则融入本国内在的发展进程。

面对强势资本，只有从国家层面强化各方面对发展的共识，才能逐步掌握自主驾驭资本的能力。

一定要双向奔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