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顿商学院院长杰弗里·盖瑞特（Geoffrey Garrett）于8月25日在上海大学就中美关系发表了一次演讲。

以下为演讲全文，略有删节。

本文由瞭望智库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沃顿知识在线”（ID:WhartonCKW)，原文首发于2018年9月19日，标题为《独家发布：沃顿院长盖瑞特就中美关系发表演讲》。

其中之一是技术。技术正在改变一切，包括工作的地点、含义和各方面。

西方世界的第二个转折点是民粹主义（populism）在美国和欧洲的兴起。

但是，我想让学生们注意的第三个转折点，是中美关系在全球的核心地位。

如果让我形容过去35年内世界上发生的最大变化，那么网络和移动技术是其中之一。另一大变化就是中国的崛起。回顾20世纪后半叶，亚洲的确出现了一些经济奇迹，比如新加坡、韩国和日本。这些国家和中国有什么区别呢？首先，中国的经济奇迹已经持续了40年，而日本的经济奇迹只持续了20年，韩国或许持续了30年，新加坡可能更久一点，但中国从1978年开始的高速增长时期在世界上是前所未有的。

同时，中国的规模也同样重要。新加坡有多少人口呢？五六百万。今天，如果大上海、大北京、珠江三角洲都是国家，那么它们和法国差不多大。但在中国这只是一个城市。所以，如果把中国经济奇迹持续的时间乘以中国的规模，你会发现世界上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这是我观察到的第一件事。

我观察到的第二件事是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国家发生的事情在全球都有影响力。如果中国只是一个小得多的国家，如果中国的增长没有这么强劲，如果中国的志向没有如此远大，那么世界不会像今天这样关注中国。

中国在过去40年获得的成功让许多人开始质疑中国。他们在质疑什么呢？问题并不在于其他国家是否从中获益。我认为答案很明显，世界的确从中受益了。我来举两个例子，说明中国的崛起给美国带来的好处。第一个例子是 20世纪90年代和2000年代的前期，中国对世界而言是低成本的生产商。当时沃尔玛从中国进口大量商品，之后这些商品出现在沃尔玛的货架上。或者我们再想一想苹果，我的苹果手机背面写着，苹果手机是由苹果公司在美国加利福尼亚设计，之后在中国进行组装。中国作为全球流水线和世界工厂，的确让其他国家受益巨大。中国使全球公民可以使用的商品范围得以扩大，并且价格还非常低廉。

如果要用更贴近时代的版本来描述中国在全球的影响力，那就是中国市场的重要性。我们来谈谈三家标志性的美国公司：苹果、通用汽车公司和波音，它们之间有着天壤之别。那它们的共同点是什么呢？——在于中国是它们最重要的、增长最快的市场之一。从苹果公司谈起。苹果过去把中国当作手机组装地，而现在则把中国看作销售市场。

第二家是通用汽车公司。这家公司在2008年之后破产，时任总统奥巴马助其摆脱困境，之后该公司恢复盈利。那么它是如何做到的呢？正是通过在中国出售汽车。通用在中国出售的汽车多于美国，但为什么它对此事实避而不谈？因为这些汽车是在中国制造的。我还记得十年前参观浦东的上汽通用别克工厂。这是我见过最令人惊奇的工厂。第三家是波音公司，这是美国出口业的一个伟大传奇。如今波音的大部分飞机销往哪里？正是中国。

许多人还没有意识到，中国已经不再只是一个面向全球的低成本组装国家。中国现在是全球最重要的增长引擎。这是一个利好消息。为什么我们要对此忧心忡忡呢？特朗普总统会回答：是的，我们可能的确从中国的崛起当中受益了，但中国获得的好处更多，而且中国是以“不公平”的方式获得更多好处。

让我尝试解释一下这两种观点。“获益更多”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在经济学当中，我们总是寻求双赢——你赢，我也赢。我们都变得更好。毫无疑问，中美就是双赢模式。当特朗普说中美更像是我赢你输的关系时，他指的是相对关系（中国获益更多），而不是绝对关系（因为事实上美国也获益了）。

所以，特朗普政权对《中国制造2025》的批判，诸如中国不应该拥有自己的产业政策之类，就有些奇怪了。因为新兴市场一直都在运用产业政策，目的是把技术和资本从更加发达的国家转移到本国。这就是发展的方式。我坚信双赢的观点。为什么我们不关注双赢呢？我认为你赢我输的相对观点在经济学上并没有太多意义。同时，我认为存在一个更低调批评中国的方式，这才是我们应该关注的。

让我来稍作解释。我认为一种非常简单的说法是，当20世纪90年代中国入世、中美经济关系初步形成时，中国市场对美国产品、公司和投资的开放程度，要低于美对中的开放程度，这一点可以理解，因为当时的中国还远远没有今天发达。今天，我们应该关注中国改革中的双赢领域，换句话说，中国市场的改革不仅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全世界。

汉克·格林伯格(Hank Greenberg)是20世纪早期起源于上海的美国国际集团（AIG）和史带集团（Starr）的传奇领袖。他在上周的《华尔街日报》上发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他在文中指出，中国和美国市场的开放程度上是不对称的，减少这种不对称对中国同样有利，而美国应当鼓励中国加速这一改革的步伐。

的确，本届中国政府将进行更多供给侧改革。那我们应关注哪些指标呢？我认为对美国人来说，一个目标就是减少对美国公司进入中国并开展业务的限制。以汽车为例，当通用汽车进入中国时，它不得不和上汽集团成立合资企业，因为这是中国当时规定如此，对中国来说这是进入国际汽车制造和生产业的良策。但是如果特斯拉现在要进入中国，或许特斯拉可以成立中国全资子公司。或许，这在金融领域也将同样可行。

格林伯格不是唯一一位认为提高中国市场开放程度能够助力中美实现双赢的位高权重的美国人。曾任美国财政部长并于20年前带领高盛挺进中国市场的亨利·保尔森(Henry Paulson)在若干年前于北京召开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也发表了相同的观点。20年前制定的中国金融业法律法规如今看起来已经不太合理了。中国应当适度减少对外国金融机构在中国开展业务的限制。美国大型基金管理公司富达集团之前的经验可以作为佐证。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也应当成为一个自由的金融区，这一想法很棒，但目前尚未实现。

因此，其他国家提出中国应当效仿美国和西欧的相关政策也就不足为奇了。我认为这一观点是可以理解的。这正是友谊的特征之一：说出心中的真实想法。不过，我们还需要尊重对方，意识到讨论变革的最佳方法不是敲大鼓、舞大棒，而是私底下低调地会谈，鼓励中国朋友开展符合双方利益的举措。

回顾一下从20世纪70年代早期尼克松(Richard Nixon)和基辛格(Henry Kissinger)首次访华以来的中美关系历史，事实正是如此。诚然，由于中美的不同历史，两国在许多问题上的观点截然不同。不过在近50年的时间里，中美关系的核心趋势是“加强互动”（more engagement）。对两国而言，处理差异的最佳方式是加强沟通与互动，不是制造障碍，而是搭建桥梁。

我认为，美国仍然应当采取这一政策。每个人都必须承认，现在的中国已不再是1978年刚刚开放的中国，也不再是2001年刚刚加入WTO的中国。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全球最大贸易国，也是对全球增长贡献最大的国家。目前，中美两国正在争夺全球第一创新经济体的席位。而这一切，在1978年都是难以置信的。

不过，这也为中国带来了全新挑战。美国和欧盟认为，中国应放手市场按照经济规律运行，因为中国已不再是发展中国家，而已成为强有力的竞争者和全球举足轻重的大国。我同意这一观点，但我同样认为，最好的双赢方法是鼓励中国的朋友独立思考，最终选择同样符合自身利益的改革方案。要想实现双赢，最佳的变革之路是深化两国间的纽带，而非在公开场合大肆宣扬或采取威胁政策。

毋庸置疑，万事并非一帆风顺， 不过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在现实的乐观主义者看来，中美近50年来虽有争议，但每次解决争议后，双方的关系都更进一步。两国的互动不断增多，双方合作也不断加深。

这正是正确的合作之路，我相信双方能够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我希望，我们沟通得越多，就越能从对方的角度看待问题，从而更好地推动自身、对方乃至全世界的发展。

有一件事总是能让我发自内心开心起来，这就是当我鼓励别人来中国看看，当他们再次回到美国时，我会问他们，你对中国有什么印象？没有来过中国的人无法想象中国的辽阔、生机和活力，尤其是大城市。遗憾的是，有此机会的人并不多。在沃顿商学院，我经常鼓励别人来中国。因为如果你不亲身体验，就无法切实了解。如果你压根不了解，又该如何批判呢？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