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刀长矛肯定打不过飞机大炮。

手工作坊肯定打不过机器生产。

想要富国强兵，工业化是必由之路。

在1949年9月29日通过的起到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中，明确了要从农业国变成工业国的目标。

二战以来，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只有一个半，一个是中国，半个是韩国。

新中国工业化的历程，是一部可歌可泣的奋斗史，其艰难程度并不比推翻三座大山容易多少。

韩国是靠出卖国家尊严和人民尊严完成的工业化，韩国大企业的大股东都是西方资本，随时可能被收割，这就是没有自主性的代价。

中国形成了体系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化，并且是依靠内生动力完成的工业化，这是影响世界格局的重大事件。

中国之后，再无工业化国家，发展中国家做不到，西方想恢复制造业，也不可能。

因为我们巨大的产业规模可以将所有产品打成白菜价，具有无可比拟的竞争力，西方想搞“小院高墙”，想闭关锁国，就是这个原因，打不过，就锁门。

工业化提高了生产力，增强了国家实力，但也衍生出了一系列的问题，新闻里提到的“共同富裕”“三次分配”“乡村振兴”“丝绸之路”“反对霸权”等高频词都是为了解决工业化后遗症，这些问题处理不好，就会陷入“工业化悖论”。

中西方面临的问题其实是一样的，都是如何破解工业化悖论。

西方的问题是它们的工业化成本是掠夺而来的，发展中国家向它们索要成本，西方不但不愿意支付，反而把割韭菜制度化了，这是发展中国家要联合反霸的底层逻辑。

中国的问题是我们工业化成本是农民支付的，但中国众多领域产能超过世界一半后，城乡差距反而越来越大了，所以必须搞共同富裕，让农村享受工业化的成果，但工业化的资源聚集属性又使城乡共富面临众多困难。

成本与城乡悖论

工业化的成本是巨大的，大到我们这种大国也不得不全民勒紧裤腰带，甚至透支未来几十年的收入来完成，小国想都不要想，中等国家只能做部分工业化，日韩只做几个领域，欧洲作为一个整体，工业化体系也不全，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新自由主义后，产业空心化了，工业体系更不全，这就是欧美严重依赖中国中低端制造的原因。

工业化成本包括自然资源、资金、技术、人才、产业工人、和平的发展环境等。

中国自然资源丰富，而且是国有的，可以调拨，不用给钱，如果没有，全靠进口，直接就歇菜了。

一个大型工业项目，需要的资金是十亿、百亿规模，你本就没钱，钱从何处来？西方是从外面抢，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只能从农业来，那时的粮食承担了三大功能：吃饭、工业原材料和出口创汇，新中国那一代人吃了几代人的苦，就是这么来的，但不搞工业，就只能继续挨打，两难选一难，咬牙上，辛苦一代人，造福千万代。

任何国家的工业化都是一部血泪史，只是，西方的血泪是别人的，总是要还的，中国的血泪是自己的，所以我们可以独立自主。

抗美援朝打来了苏联的重工业技术，抗美援越打来了西方的轻工业技术，然后我们才有底气改革开放，可以说，中国的工业化就是解放军打来的，但天下只有一支解放军，其他国家没有，如果我们自己摸索，工业化要晚几十年，甚至根本就完不成。

新中国一穷二白，“穷”是啥也不会造，“白”是文盲多，工业化需要大量的人才和产业工人，我们进行全国性的扫盲运动，是工业化重要的基础支撑。

以鞍钢为例，鞍山有铁矿，抚顺有煤矿，在文盲遍地的年代，从全国调集了近两万名干部、技术人员、大中专毕业生和各类技工，其中有500多名县级以上领导干部，人称“500罗汉”，技术是志愿军打来的，设备是用农产品换的，原材料进来要有大型堆场，钢材运出去要有公路、铁路和港口，另外还要有厂房、办公室、宿舍、水、电、气等配套设施。

这一套下来，发展中国家就头皮发麻了，这还只是一个厂子。

从20世纪50年代起，鞍钢先后向各地输送钢铁建设人才12.5万名，援建、包建了包钢、武钢、攀钢、水钢等10多家国有大型钢铁企业。“鞍钢就像老母鸡，下蛋下到全中国”原冶金工业部部长李东冶说。

援建就是除了当地有的，其他的全由鞍钢出。

包建就是国家在地图上定个点，提出指标，所有的事情全部由鞍钢完成。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民主”国家怎么可能援建呢？这是我们发展较快的重要基础条件。

另外，和平的发展环境更是基础中的基础，你勒紧裤腰带大干特干的时候，别人一把给你撸平了，你就欲哭无泪了。

抗美援朝、抗美援越、对印自卫反击战、珍宝岛战役、对越自卫反击战，都是为了和平的发展环境，这一条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很难做到的。

工业化不是你想干就能干的，有钱没人不行，有资源没技术不行，你啥都有没有保卫自己的武装也不行。

而这一切，都是有成本的，西方的成本是抢来的，不想还，发展中国家就反霸权，中国的成本是农民出的，不让农民富起来，这个社会就不会稳定。

新中国成立伊始，百万解放军解甲归田，铸剑为犁，干吗去？开荒！

因为要搞工业化，必然会有大量的农民变成工人，种地的人少了，吃饭的人却变多了，在单产无法迅速提高的条件下，只能扩大耕地面积，于是就有了“农垦部”，直到1982年才撤销。

大家都知道北大荒，其实中国有“三大荒”：以新疆为核心的西大荒，主要种植棉花；以黑龙江为核心的北大荒，主要种植粮食；以海南为核心的南大荒，主要种植橡胶，全国建设了2000多个粮绵农场，农垦人“献了青春献子孙”，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300多万人来自全国各地，北大荒、南大荒也一样。

北京农业GDP不到1‰，上海不到1%，农村支撑着城市，没有农村的支撑，饭都吃不上了，还搞啥工业化呢，但农产品的价格又不能太高，不然大家都活不起，农业起保障作用，无法有效提高附加值，必然导致农民收入不高。

工业聚集于城市，资金、金融、人才、交通、教育、医疗等要素必然聚集于城市，带来的结果就是人口会向城市集中，截至2023年底，中国已经有19个城市人口超千万，那农村的地谁来种？12%的平原可以用大型机械作业，大量的丘陵山地呢？粮食不能保障，城市就无法维持。

当城市产业遇到重大问题时，只能产品下乡，但农民口袋没钱，你又下不了乡，所以，农村是基本盘，更是缓冲器。

工业聚集的优点非常明显，公路、铁路、港口、供电、供水、供气、蒸汽、电信、网络、物流、海关、检验检疫等功能可以统一布局，投资效率高，运营成本低，还可以避免重复建设。

但工业聚集的缺点也非常明显，就是农村很难富起来。

能不能分散布局呢？

三线建设的时候搞过，效果并不理想，远离终端市场，物流成本高，那只是战备条件下的应对之策。

怎么办？

美国玩的是去工业化，农业一半收入由国家补贴，直接金融立国，但美国去工业化的后果正在显现，“零无购”就是因为无法提供充足的就业，产业空心化使美国科技界有了科研成果却造不出来，只能到东亚生产，给他国提供就业和税收，而且，美国的大农场模式并不适用于中国，2%的人种植全国的地，必然形成农业寡头。

欧洲玩的是分散化，众多中小企业设在乡镇中，但这种办法在中国并不适用，比如德国，它面积很小，与中国各省面积相比只能排第九，他们的产业处在中高端，利润率相对高，而且水网密布，物流成本低，中国要是把工业分散布局到每个县，物流成本会吓死人，这是国家提出要使2025年的全社会物流成本比2020年降低2%的原因。

现在我们搞的是区域合作，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成渝经济圈即是如此，但这并不能解决农村问题，只是若干城市的联合。

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要解除农村只能从事农业的紧箍咒，在永久基本农田保证耕地红线的前提下，多业并举，寓工于农，为城市从事配套服务，不然无解。

但这是有前提的，就是公共服务资源也要下沉农村，不然留不住人。

这也是内循环说了好几年还不见起色的原因，公共配套资源不下沉，人才、企业就下不去，光靠道德感召是不行的，一个博士，作为个人可以下乡，但子女教育呢？老人养老呢？配偶工作呢？医疗服务呢？

但这是方向，必须使农村具备自我造血能力，自成系统，最终目标要使农村的公共配套水平和产业水平与城市相当，不然，人口会持续向城市流动，最终使农村凋零。

有些地区严重依赖土地财政的思维惯性，曾作出让农民上楼、合村并居等政策，是必须得到纠正的。

现在国家鼓励大学生回乡创业，鼓励能人回乡，搞“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乡村振兴计划”，广东搞“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都是这个目的。

精准扶贫，只是提高下限；农业补贴，金额有限；转移支付主要用于补贴公共财政支出的不足。

但工业化又自带资源聚集属性，想要农村富，必须有产业，才能可持续。

贵州的村超，福建的游神，“尔滨”的爆火，淄博的厚道，瓜州的温暖，乡村特色旅游，之所以能上热搜，就是国家意志，一为均衡发展，二为农村助力，水军、1450、殖人再怎么折腾也没用。

未来，农村是个大舞台，空间巨大。

就业与人口悖论

从手工生产到机械化生产，从自动化生产到智能化生产，是一个就业需求不断递减的过程。

没有就业就没有消费，没有消费就无法促进生产，工业化与就业是天然矛盾的。

罗斯福曾推动《1945年完全就业提案》，视公民就业为政府责任，但各州担心总统权力过大，法案被否决，杜鲁门代之以《1946年就业法案》，政府“尽可能”创造就业，到了现在，直接是用“救济”代替了“就业”，“要到饭了”成了常态。

罗斯福的想法在北欧小国得到了实现，并被写进了《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五条：促进全民就业。

西欧用的则是高福利，但这是个坑，当国家处在高利润区间时，尚可维持，只要利润下滑，就会变成街头团建，而且高福利容易形成“躺平主义”，干不干活都有高福利，那谁来干活呢？

服务业几乎是工业化之后唯一吸纳就业的领域，但服务业有个问题，就是谁为谁服务。

举个例子，张三是托尼，李四是木工，张三说理个发要50块，李四说你的剃刀是金子做的吗？李四说打个小板凳要500块，张三说你怎么不去抢呢？

张三和李四互相服务，他们能共同致富吗？不能。

想要通过服务业提高收入，就得为有钱人服务，他们对价格不敏感，只关心服务质量，但有钱人都在城市，农民想要获得高价，就得去城市，但城市的生活成本又使农民不可持续。

这就是我们看到大量研究生跑去送快递的原因，生产领域的用工需求在持续减少，快递外卖几乎是唯一可以通过自身努力实现较高收入的行业。

但国家发布了《快递新政》后，大量快递从业者开始了抱怨，说这活干不下去了。

其实《快递新政》的目的是给用户选择权，快递企业可以制定自提价和上门价，不就解决了吗？

会有大量人员离开快递行业吗？不会，因为无处可去。

随着智能化的不断推进，就业需求会越来越少，如何挖掘就业增量市场，无非两条路，一是到农村去，二是到海外去。

到海外有门槛，到农村去，就要降低期望值，千万不能被一夜暴富的鸡汤文迷惑了，导致自己眼高手低。

工业化是天然的避孕药，因为工业化大生产不需要太多人，但人口又是市场规模的基础指标，没有足够的人口，生产出来的工业品谁来消费呢？

随着智能化的不断推进，生产型岗位会不断减少，但科研型、创意型、营销型、物流型的人才需求会增加，这就需要教育升级，满足这种新型人才的需求，特别是复合型人才的需求。

“强基计划”“双减计划”“强制双休”“学科竞赛”都是为了选择拔尖型人才。

但天才毕竟是少数，能上强基的一年只有6000多人，这不能解决规模人口的就业问题。

就业悖论和人口悖论本质是一样的，都是工业化导致用工需求减少，但人口规模又是市场规模的基础条件，想要保就业，就要开拓市场增量，到农村去内卷，到海外去外卷，别无他法。

这里有个前提，就是要教育升级，实现普遍教育、均衡教育和复合教育，不然无解。

生产与市场悖论

网上有个段子，有人问：“中国能不能实现每天生产5000枚火箭弹，并持续3个月”，有位网友算了一下，以中国各地的平均工业生产能力，最多三个地级市的产能就足以做到，而中国有333个地级行政区，也就是说，我们开足马力，每天可以生产50万枚火箭弹。

以前我们说：“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现在我们说：“地球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

地球真的足够大吗？不，地球太小了，如果没有美国霸权到处使坏，以中国一国的工业品生产能力就能供应全世界。

这就是工业化的威力，生产能力无穷大，而市场却是有限的。

所以，生产过剩是常态，市场竞争也是常态。

工业化必然带来全球化，而全球化必然要求全球治理。

英国人玩的是殖民地市场独占模式，美国人玩的是霸权全球通吃模式，苏联人玩的是经互会模式，毫无疑问，都不成功，结果都是怨声载道。

我们玩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一起发财，一起挣小钱钱，受到了发展中国家的广泛欢迎。

《全球安全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就是我们的宣言，也是反对美国霸权的檄文。

带着发展中国家一起飞，大家都高兴。

发展中国家发展起来了，他们才有能力消费，可以提高市场需求；

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大量中国人会走向海外，可以解决就业和人口问题；

但想要搞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就要反霸权，不然的话，发展中国家干得热火朝天的时候，大流氓一把将桌子掀了，就不得安生了。

甚至可以说，“反霸”是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提条件。

反霸要有实力，更需要有耐心。

2012年，中国开始大规模下饺子；

2013年，中国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合作倡议；

2014年，中俄签订4000亿美元天然气大单，俄军拿下克里米亚；

2015年，俄军出兵叙利亚，稳住什叶派之弧；

2016年，中美南海对峙，美国溜了；

2017年，“人类命运共同体”写进联合国决议；

2018年，中国打通内蒙古临河到伊朗德黑兰的火车线路，中美贸易战开打；

2019年，美国俄罗斯退出《中导条约》，美国开打生物战；

2020年，中国为世界多国提供疫苗，并在阿联酋、塞尔维亚建立疫苗工厂，将疫苗作为公共产品，为世界各国抗疫提供助力，赢得广泛赞誉。

2021年，美军被打出阿富汗，中、俄、伊大三角实现握手，中国与伊朗签订25年合作协议，中方承诺投资4000亿美元，与沙特签订50年合作协议，中方表示：“中东是中东人的中东”，美国核潜艇南海撞山。

2022年，俄乌冲突开打，中方参加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中国－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峰会，并对沙特进行国事访问。

2023年，日本、韩国军机相续坠毁，抵抗之弧围攻以色列，中俄签订2700亿人民币的粮食大单，华为突围成功，至此，美国发起的军事战、贸易战、科技战、关税战、生物战全部失败，并陷入欧洲、中东、亚太三线困境。

以上都是反霸的组成部分，反霸还在进行中。

反霸是破解“工业化悖论”的必由之路，只有反霸才能使发展中国家免于恐惧，才能使发展中国家的市场需求得到释放，才能破解我们的成本、城乡、就业、人口和市场悖论。

到农村去，到海外去，将是未来中国很多年的发展方向。

如果你在城市很煎熬，可以尽早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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