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温伯陵
来源：温伯陵的烟火人间（ID: wenboling2020）
俄罗斯的厨子普里戈任死了，有人说是死在天上，有人说是死在地面然后伪造成死在天上。要我说，普里戈任就是吃了不读书的亏，尤其是不读中国历史，不懂中国先辈们用鲜血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中国有句古话，叫一不做二不休，出自唐朝中期的张光晟。张光晟原本是唐军，“安史之乱”时在哥舒翰麾下做骑兵，哥舒翰在潼关战败的时候，大将王思礼的战马中箭跌落在地，张光晟见到以后，便把自己的战马让给王思礼，助他逃离战场。后来王思礼晋升为河东节度使，一个偶然的机会，又见到了在河东军效命的张光晟，不禁喜极而泣：“吾有今日，子之力也”，然后两人结为兄弟，关系非常亲密。他不仅得到大量的田宅、金帛赏赐，成为富甲一方的军人，还陆续晋升为河东兵马使、代州刺史，成为位高权重的唐朝高级官员。王思礼死后，张光晟凭借之前的资历，更是做到单于都护、振武军使，实实在在的一方诸侯。单于都护、振武军使的工作地点在河套地区，日常工作是防御回纥侵略，所以在上任前，唐代宗叮嘱道：“北蕃纵横日久，当思所御之计”。张光晟是完全服从命令的，所以到振武镇以后，“威令甚行”，严格约束部队，给唐朝立下汗马功劳，甚至在公元780年的时候，截获了一支拐卖长安妇女的回纥使团，一口气诛杀了千余人，把解救下来的妇女送回长安。从军人的角度来看，张光晟是有大功的，但在新继位的唐德宗看来，张光晟的做法伤害了唐朝和回纥的感情，不利于国际团结，便在回纥的强烈要求下，把张光晟贬为太仆卿。太仆卿是从三品的官职，负责管理唐朝的车马并在皇帝出巡时提供交通工具，地位并不低。但在藩镇崛起的中晚唐时期，被剥夺兵权，意味着政治地位边缘化，而且张光晟自认为是为国击贼，唐德宗却为了讨好回纥而贬谪大将，明显是不能维护国家权威的庸主，于是张光晟郁郁不得志。在这样的背景下，公元783年，太尉朱泚被“泾原兵变”的士兵拥立为帝以后，张光晟直接投奔了朱泚，被任命为宰相兼节度使。不过一年后朱泚就失败了，张光晟礼送朱泚出城，然后带着五千精兵投降李晟，重归唐军阵营。《旧唐书》里说：“晟以其诚款，又爱其材，欲奏用之”，李晟喜爱张光晟的才能，准备重新重用他。但张光晟毕竟背叛过唐朝，有了明显的政治污点，所以唐德宗不能容忍张光晟，否则的话，唐朝皇帝的威信如何维护？其他唐朝大臣也不能容忍张光晟，一个叛臣都能重用的话，那我们这些忠臣又算什么？反过来说，如果借政治污点把张光晟处死，不仅能体现唐朝忠臣的政治节操，还能把张光晟的职位拿出来重新分配。于是在唐朝君臣的一致要求下，张光晟被处死，临死前说了一句：“传语后世，第一莫作，第二莫休。”如果不归附朱泚反对唐德宗，张光晟就不是叛臣，和唐朝君臣的利益是一致的。如果坚决拥护朱泚反对唐德宗，或者兵败时自杀，也算始终如一的好汉。可做了叛臣又投降，有了政治污点还想获得重用，哪有那么好的事呢。要说“第一莫作、第二莫休”，中国历史上还有很多正反案例。唐太宗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用的理由是被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逼迫，不得不进行自卫反击。那么以此来看，李世民在玄武门杀死李建成、李元吉之后就可以停手了。但实际上呢，李世民在诛杀两位兄弟之后，立即命尉迟敬德穿着铠甲、手持长矛、带着热气腾腾的鲜血进宫，武装保卫李渊。那意思就是，如果李渊承认李世民的行动，一切都可以商量。如果李渊不承认既定事实，便要送李渊到地下和两位爱子团圆。李渊看明白了李世民的用意，说了一句“善，此吾之夙心也”，尉迟敬德仍然不依不饶，请李渊“降手敕”，要求白纸黑字写清楚，省的李渊事后赖账，动用政治势力给李建成和李元吉平反。而李世民做完这一切之后，又杀了李建成的五子、李元吉的五子，可谓是斩草除根，根本不给李渊、李建成、李元吉任何翻盘的机会。所以玄武门之变过后，李世民便得到“国家庶事，皆取秦王处分”的权力，以最小的代价、最坚决的态度，完成了改朝换代。三百年后，后唐庄宗李存勖在河朔，也面临类似的局面。那时李存勖统帅河东军和河朔军，在黄河一线和后梁拉锯十年，始终不能分出最终胜负。公元923年，后梁大将康延孝投奔李存勖，透露了后梁的反攻计划：“令董璋引陕虢、泽潞之兵自石会关趣太原，霍彦威以汝、洛之兵自相卫、邢洺寇镇定，王彦章、张汉杰以禁军攻郓州，段凝、杜晏球以大军当陛下，决以十月大举。”后梁准备兵分四路，以段凝和杜晏球的兵马牵制李存勖，其他三路分别攻取太原、镇定、郓州，最后四路大军回师包围魏州，彻底消灭李存勖。所以康延孝建议李存勖，生死成败在此一举，您不要管后梁的作战计划，可以趁后梁大军出击汴梁空虚的机会，统领骑兵直扑汴梁，一旦汴梁城破，后梁就灭亡了，那些派出去的大军便会顺势归附于您。郭嵩韬也是同样的意思，我们和后梁作战十年，如果不能一鼓作气攻破汴梁取得最终胜利，那人心迟早要散，以后再想获胜就很难了，康延孝的建议是对的。于是李存勖说了一句：“大丈夫得则为王，失则为虏，吾行决矣”，破釜沉舟的勇气溢于言表，然后以李嗣源为先锋，亲自统兵攻取汴梁，一举灭亡朱温创立的后梁。以上说的李世民和李存勖的事，都是“第一莫作、第二莫休”的成功案例，他们凭借开弓没有回头箭的决心和勇气，获得巨大的成功，成为当时世界上第一档的人物。最典型的就是东汉末年，袁绍策划了世族和外戚联盟诛杀宦官的行动，并调董卓进入洛阳，准备威胁大将军何进。结果等董卓进入洛阳后，何进已经被宦官诛杀，袁绍的最大威胁已经清除，可谓是握着一把好牌。然而在最后的关键时刻，袁绍却不敢和董卓发生正面冲突，导致董卓逐渐整合了洛阳的兵马，袁绍在洛阳没有立足之地，被迫逃到关东。袁绍做了政变夺权的事，却在关键时刻没有做到底，最终兵败身死，为天下笑。色厉胆薄，好谋无断，干大事而惜身，见小利而忘命，是曹操对袁绍的评语，但实事求是的说，这是袁绍、曹爽、普里戈任之类不能做事做绝的人的通病。去年俄乌刚开战的时候，普京当仁不让的成为世界不满美帝的人群的总代表，支持俄罗斯的人并不是发自内心的支持俄罗斯、支持普京，只是不满美帝，仅此而已。但是一年来，普京没有取得预期的战果，战争也从闪电战拖延成持久战，从国际层面来看，普京基本失去“反美帝总代表”的身份，俄罗斯也失去超级军事强国的地位。以后普京和俄罗斯，想以反美帝的名义搞国际统一战线，难度必然非常大，起码不会像去年似的一呼百应了。而普里戈任的死，极有可能成为普京和俄罗斯命运的新转折点。虽然普里戈仁没有“第一莫作、第二莫休”的素质，发动了一场半途而废的兵变，死亡是符合历史规律的必然事件。但普里戈任真的死亡之后，世人还是不禁要问：“几个月前是普京承诺不追究责任的，现在秋后算账，到底算怎么回事？你一国总统，说话不算数？”在这样的先例之下，俄罗斯军政要员对普京的信任度，大概率要打折扣的，世界上愿意帮助俄罗斯的人，以后敢不敢继续站在俄罗斯的船上，也要打一个问号。但问题是，做掉普里戈任，是普京不得不做的事，起码符合普京现在的利益。因为如果不给普里戈任的兵变做出定性决议，那就是告诉其他人，背叛普京不用承担后果，搞兵变不用承担代价，有任何不满直接起兵就好。现在普里戈任的死，让普京能对兵变做出定性决议，可以暂时压制不满普京的人的野心，但普京的政治信用也丢失了，新的问题即将来到。谁知道呢，任何事情都有其代价，所有事情的代价结合起来，就是一份盖棺定论性质的历史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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