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温伯陵
来源：温伯陵的烟火人间（ID: wenboling2020）
公元432年，即北魏出兵征伐北燕的那年，北燕的广平公冯朗、乐陵公冯邈达成共识：“今国家将亡，人无愚贤皆知之，王复受慕容后之谮，吾兄弟死无余日矣。”他们的母亲是北燕皇帝冯弘继位前的王妃，兄长冯崇是嫡长子，但等冯弘继位以后，却没有立他们的母亲做皇后，更没有立冯崇做太子，反而为了团结鲜卑人，册立慕容氏做皇后。既然北燕和他们兄弟没关系了，那他们就不必为北燕牺牲性命，于是冯朗和冯邈联络兄长冯崇一起向北魏投降。后来冯朗做到北魏的秦雍二州刺史，但因为牵连到政治斗争，被拓跋焘诛杀，冯朗的女儿做为犯官家属，被发配掖庭做奴婢。但冯氏的运气很好，她的姑姑是拓跋焘的左昭仪，在宫里有一定的地位，便亲手抚养冯氏，教她读书并讲述宫里的人情世故。公元452年，拓跋焘驾崩，年仅13岁的文成帝拓跋濬继位，凭借姑姑的人脉关系，12岁的冯氏被选为贵人，四年后册立为皇后。不过，拓跋濬的寿命不长，公元465年就驾崩了，年仅12岁的献文帝拓跋弘继位。按照北魏的家法，一旦册立太子必须杀掉母亲，防止外戚干政。但冯皇后没有生育，侥幸逃脱了家法的制裁，便在拓跋弘继位后，以25岁的年纪晋升为冯太后。那时拓跋弘幼小，不能亲自处理朝政，冯太后也没有参政的理由，于是战功彪炳的车骑大将军乙浑开始掌权，并肆无忌惮的诛杀尚书杨保年、平阳公贾爱仁、南阳公张天度、平原王陆丽等人，随后乙浑进位丞相，位在诸侯王之上。这些被乙浑诛杀的人里，有汉人也有鲜卑人，而且不问青红皂白，手段非常残忍。这样一来，乙浑便得罪了满朝汉人和鲜卑勋贵。面对这样的局面，冯太后自然不能无动于衷。于公，她是拓跋弘的监护人，于私，她发现了参与朝政做一番事业的机会。公元466年，北魏宗室拓跋丕向冯太后报告：“乙浑要谋反了”，冯太后当机立断，根本不管乙浑到底有没有谋反，直接命人捕杀乙浑，随后临朝称制，和中书令高允、中书侍郎高闾、安远将军贾秀共同处理政务。注意，在北魏的新领导班子里，冯太后是汉人，高允是出身渤海高氏的汉人，高闾是渔阳汉人、崔浩的门生，贾秀是出身姑臧贾氏的汉人，没有一个拓跋诸王和鲜卑勋贵。这意味着通过诛杀权臣乙浑，冯太后得到北魏的军政大权，而由于种族身份，冯太后会团结拓跋诸王和鲜卑勋贵，但引为心腹的只能是汉人。北魏，就此进入汉人掌权的时代。
崔浩主政的时候，北魏皇权在拓跋焘之手，鲜卑勋贵征战多年，拥有雄厚的势力，所以崔浩的汉化改革阻力非常大。而到了冯太后主政的时候，北魏已经很多年没有发动大规模战争了，鲜卑勋贵的话语权大不如前，而冯太后代替拓跋弘行使皇权，又能联合汉人门阀世族压制不听话的鲜卑勋贵。最重要的是，儒学在北魏盛行数十年，已经形成浓厚的社会风气，除了极少数顽固派以外，鲜卑勋贵对汉化已经不再抵触了。冯太后临朝称制的同年，中书令高允许和相州刺史李訢上书，请求设立郡学，每个郡学都设置博士、助教、生员。很快，北魏各郡的学校拔地而起，儒学在地方逐渐复兴，等学问有所成就，便可以入仕做官，获得光明的前程。这就给汉化培养了大量的受益群体，他们将做为汉人门阀世族的基座，以及北魏官员的后备力量。公元467年，冯太后归政，但因为皇太后的身份，依然拥有极大的话语权，过了十年慈禧太后一样的日子。其一是封孔子二十八世孙孔乘为崇圣大夫，日常工作是祭祀孔子。其二是废除“门房之诛”，也就是以后犯了错误不再夷族了，只追究当事人的责任。这两件事说明，北魏在意识形态上彻底倒向儒家，汉人门阀世族用手中的权力，推动了有利于自己的政策，避免以后再出现崔浩一样的惨剧。到了公元476年，拓跋弘驾崩，冯太后进位太皇太后，再次临朝称制，辅佐年仅十岁的孝文帝拓跋宏。
而经过数十年的汉化进程，十年的郡学培养，冯太后的班子持续执政，北魏在国家层面正式汉化的条件已经成熟，于是一系列政策相继出台——禁止皇族、贵戚、世族和中下层通婚，积极向魏晋的世族社会靠拢。颁布均田令，男丁领露田四十亩、桑田二十亩，妇女领露田二十亩，然后按时向官府纳税，年老以后露田还给官府，桑田归本人所有。颁布三长令，以五家设邻长、五邻设里长、五里设党长，负责基层日常管理，并向每家征收赋税。这一系列政策初步整合了北魏高层，解放了农民的生产力，给国家提供了稳定的财政收入，重建了基层秩序。不过冯太后做完这些事以后，生命也走到尽头，于公元490年9月薨逝，彻底完成汉化的任务，将由孝文帝拓跋宏来完成。拓跋宏是冯太后亲自抚养大的，感情非常深厚，以至于冯太后薨逝以后，他“勺饮不入口者五日”，半年后才能咽下蔬菜，每天想起冯太后还要大哭一场。感情如此深厚，拓跋宏自然受汉文化的影响非常深，可能打心底里，他就不认为自己是骑马弯弓的鲜卑人，而是读圣贤书的汉人士大夫，以至于接见齐国使臣的时候，他脱口而出一句：“江南多好臣。”拓跋宏继承冯太后的政策，把汉化继续推进下去，属于顺理成章的事。拓跋宏和冯太后是绑定在一起的，他继承的政治势力，只能是冯太后留下的汉人门阀世族。为了北魏的长治久安，拓跋宏也得照顾汉人门阀世族的利益，推动他们拟定的政策，继续走他们走了数十年的路线。在这样的背景下，公元493年，拓跋宏认为“代在恒山之北、九州之外，非帝王之都”，便以南征的名义，把北魏都城迁到洛阳，继承周朝和汉朝的法统。
为了更贴近中国正统王朝，拓跋宏还禁胡服和胡语，命令代北迁来的鲜卑人穿中国礼服、说华言正音，完全融入中国的生活方式。“拓跋氏改为元氏、跋跋氏改为长孙氏、达奚氏改为奚氏、乙栴氏改为叔孙氏、丘穆陵氏改为穆氏、步六孤氏改为陆氏、贺赖氏改为贺氏、独孤氏改为刘氏、贺楼氏改为楼氏、勿忸于氏改为于氏、尉迟氏改为尉氏。”命鲜卑勋贵改姓的同时，拓跋宏还迎娶了汉人门阀世族的女子：“魏主雅重门第，以范阳卢敏、清河崔宗伯、荥阳郑羲、太原王琼四姓，衣冠所推，咸纳其女以充后宫。陇西李冲以才识见任，帝亦以其女为夫人。”紧接着，一道非常重要的诏书出台：“其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八姓，自太祖以降，勋著当世位尽王公，其灼然可知者，且下司州、吏部，勿充猥官，一同四姓。”鲜卑勋贵和汉人门阀世族并驾齐驱，做官的起点都非常高，不必从基层做起。这三道诏书同时出台，拓跋宏的用意非常明显，那就是鲜卑勋贵在姓氏上贴近汉人门阀世族，拓跋宏在婚姻上联系汉人门阀世族，选官用人给两者同等优先权，最终形成鲜卑勋贵和汉人门阀世族的利益同盟。走到这一步，北魏便正式完成汉化，转型为传统的中国王朝。
迁都洛阳完成汉化以后，北魏事实上恢复了晋朝的格局，即门阀世族盘踞高层、匹夫庶民沉沦下层，两个阶层井水不犯河水。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晋朝的故事，也必然在北魏重演。散骑常侍赵修掌权以后，开始大修宅第，只要邻居把地皮送给他，就能做一步登天做郡太守，以至于赵修的宅第规格比王侯都高。太傅王详则是“骄奢好声色，贪冒无厌，广营第舍，夺人居室。”元氏诸王更过分，高阳王元雍“僮仆六千、伎女五百，出则仪卫塞道路，归则歌吹连日夜，一食值钱数万”，可谓是富贵至极。河间王元琛用白银做马槽，马厩的窗户都用黄金和玉佩做装饰，奢侈的一塌糊涂，还向人炫耀说：“不恨我不见石崇，恨石崇不见我”，意思是晋朝的石崇都不如他富裕。自秦汉以来，代北都是塞外苦寒之地，经济非常落后，北魏能在平城定都百年，完全是靠中原州郡的转移支付，来供养军队和维持朝廷日常运转的。现在迁都洛阳，中原州郡不再转移支付，结果就是代北经济迅速衰败——“北边荒远，因以饥馑，百姓困弊。”北魏定都平城时期，为了抵御柔然设立了沃野、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等六个军镇，并征调最健壮的鲜卑人充当士兵，鲜卑勋贵子弟做军官。由于战争频繁，驻地离平城很近，所以北魏非常重视六镇，号称“国之肺腑”，不仅用大量的财政供养六镇官兵，还给他们宽广的上升通道，只要勇猛作战立下军功，一个鲜卑士兵也有可能做将军。
但是随着代北的经济衰败，洛阳也不需要六镇拱卫，六镇官兵迅速失去经济来源，更没有稳定的上升通道，也随之衰败下去，士兵逃亡不可胜数，导致“戎马甲兵十分阙八。”即便留在六镇的，士兵能做到的最高职位是军主，指挥数百人，相当于营长。军官则利用权力盘剥士兵，常年累月的喝兵血，官兵关系非常紧张。这种失去荣誉和上升通道的军队，根本吸收不到新鲜血液，于是“自非得罪当世，莫肯与之为伍。”当初拓跋珪征讨后燕的时候，羯胡酋长尔朱羽健随军在晋阳、中山作战，立下赫赫战功，得到散骑常侍、北秀荣（山西朔州）三百里地的封赏。后来尔朱家族一直在北秀荣繁衍生息，尔朱羽健之孙尔朱代勤得到肆州刺史、梁郡公的官爵，曾孙尔朱新兴开始搞畜牧业，达到“牛羊马驼，色别为群，弥漫川谷，不可胜数”的程度。尔朱荣是尔朱羽健的玄孙，凭借祖传的爵位和家业，很年轻时就是北魏的地方豪强。北魏迁都以后，因为洛阳的气候炎热，大量的代北勋贵不愿意定居洛阳，拓跋宏便允许他们秋凉后到洛阳朝拜，春暖花开的时候再回代北，这批人像大雁一样秋来春返，被成为“雁臣”。当他从北秀荣风尘仆仆的赶到洛阳，看到的却是争奇斗富、一片糜烂的北魏朝廷时，最真实的想法应该是——“我们祖先打下的江山，被你们这么折腾，真是崽卖爷田心不疼啊。而且没有我们在代北守边，你们怎么可能安享太平，现在待遇却这么不公平，凭什么？”说到底，迁都洛阳以后，北魏分成截然不同的两个历史阶段。前百年的代北利益集团受到严重损害，他们怀念定都平城时期的光辉岁月，随时准备用手里的刀枪，夺回失去的利益。而后二十年的洛阳利益集团，享受到中原的花花世界，必然会不惜一切代价盘剥吸血，巩固既得利益。那年柔然南侵，北魏征调六镇官兵抵御柔然，但不愿意发放粮食和补贴。怀荒官兵向镇将于景请求：“或多或少都发点吧，否则没法打仗。”于景不同意，坚决不发，并要求怀荒镇官兵服从命令，勇猛作战。怀荒镇的官兵大怒，“遂反，执景，杀之”，不久以后，沃野镇的破六韩拔陵聚众起义，诛杀镇将，开始反抗北魏。而听闻六镇起义，尔朱荣利用家族资源组建了一支精锐骑兵，招揽了侯景、司马子如、段荣、高欢等英雄豪杰，通过和起义军作战逐渐崛起，被北魏朝廷任命为车骑将军、仪同三司、并、肆、汾、广、恒、云六州讨虏大都督。虽然做了北魏的高官，但尔朱荣的政治立场和六镇义军是一致的——掌握政权，改变国家前进的方向。唯一的区别是，六镇义军是赤贫无产者，可以武装起义另起炉灶，而尔朱荣有爵位和产业，更希望在体制内行动。随着尔朱荣的职位步步高升，那个到洛阳武力夺权的想法也越来越强烈。公元528年，孝明帝元诩已经19岁，到了亲政的年纪，但临朝称制的胡太后不愿意归政，元诩准备借助尔朱荣的力量夺回政权，便给尔朱荣发密诏，命他出兵洛阳，胁迫胡太后。尔朱荣非常高兴的出发了，准备趁机完成复仇的计划，结果走到上党的时候，得知胡太后把元诩毒杀了，另立三岁的元钊为帝。尔朱荣大怒——“原准备体面的把事情办了，但你胡太后不体面，就休怪我尔朱荣不体面了”，随即拥立长乐王元子攸为帝，进位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大将军、尚书令、领军将军，封太原王，继续向洛阳进军。到了洛阳以后，尔朱荣把胡太后和幼帝元钊沉到黄河，又以祭天的名义，把洛阳的文武百官带到河阴，全部屠杀——“列胡骑围之，责以天下丧乱，皆由朝臣贪虐，不能匡弼，因纵兵杀之，自丞相高阳王雍、司空元钦、仪同三司义阳王略以下，死者二千余人。”就这样，北魏前一百年的代北利益集团，完成了对后二十年的洛阳利益集团的清算，北魏政权重新回到代北人之手。写到这里，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北魏以代北崛起、以洛阳衰败的因果脉络了。
代北的地理条件优越，又处于农牧交错的地方，非常适合做创业时期的根据地，但因为孤悬塞外远离中原，不适合做守成时期的都城。此外随着汉化程度的不断加深，谋求正统的想法，也在北魏君臣的心中发芽。但随着都城的变迁，新旧利益集团的矛盾也必然浮出水面，结果就是六镇起义、尔朱荣发动河阴之变。此后，那些在乱世崛起的英雄们，把自身处境的变化，归结到“汉化”这个具体事件，而不是世族和平民、朝廷和地方、官僚和边军的矛盾。于是他们在掌握政权后，掀起了一股重新鲜卑化的潮流，再次打断北魏的汉化过程。不过历史的经验证明，长江黄河不会倒流，有些事一旦开始，就再也停不下来了。他们早已接受了汉文化和汉人的生活方式，重新鲜卑化路线，事实上成为团结中原和边郡的旗号，根本不可能持续多久。等六镇英雄们离世之后，下一代人没有与生俱来的代北钢印，便会继承崔浩、冯太后、拓跋宏的汉化路线，彻底完成胡汉的融合。政权的归属或许会改变，但时代的大势浩浩汤汤，没有谁能够逆流而上。 
赞
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