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系列已介绍了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台湾关系法》（TRA）等。现进入另外一个极重要亦极有争议的内容——“六项保证”。大背景是，1982年，里根政府已清楚看到中美关系的价值，但两国关系的发展已进入“深水区”，急需针对美国对台售武问题有个说法。但TRA在美国以国内法的形式清楚规定了美对台售武的责任要求，成为掣肘。为了进一步发展中美关系，两国谈判者必须越过这个深水区。最终，形成的是一个新的联合公报，即上篇介绍的《八一七公报》（TheAugust17Communique）。谈判时，里根政府“煞费苦心”，同时考虑多方的视角和利益，希望哪方都“不得罪”：既要和中国大陆发展关系，又要照顾历史盟友台湾（尤其考虑到台湾在美国政界的巨大影响力），还要顾及美国国会——国会是亲台反共政客的大本营，把TRA作为尚方宝剑，对白宫的一举一动虎视眈眈）。里根政府充分吸取了卡特政府的教训，在谈判过程中“多管齐下”，全程留存记录，以备未来在政治和法律上的免责及不时之需。除与中国大陆“明线”谈判外，私底下同步与台湾当局勾兑，并在公报发出后第一时间即向美国国会汇报解释。而白宫“暗线”工作的核心，最后发展成为“六项保证”。客观来说，在1982年，作为谈判的一方，白宫是表现出了诚意的：里根政府为了达成目标，在其政治授权范畴内“创造性”地“解决”了问题（或掩盖了问题）。这也使得《八一七公报》在公布后，至少在当时，各方都觉得相对满意：——中方认为美国做了一定让步，里根亲自介入，也表达了诚意，针对《八一七公报》，中方侧重内容里美方尊重中国领土完整与主权、逐步削减对台售武的表述。《八一七公报》与前两个公报一起，构成了奠定中美关系基础的“三个联合公报”。大方向上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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