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现代社会的不断发展和我国卷入现代化产业分工的日益深入，治理现代化作为一个新的重要概念为我们所熟知。而伴随着美国和欧洲在自由主义入脑入心之下，后现代观念的蓬勃发展，其社会治理的崩坏与无力也广为舆论所知，相对比下中国治理体系的优势开始为研究者广泛探讨。当然，即便不考虑这么遥远的概念，中国的社会治理作为中国经济体的优势禀赋，在新冠疫情肆虐以来也表现的相当明显。然而，相对的好并不等于绝对的优，从价值判断的角度出发，我国的社会治理，既有大一统体制的优点，也同样背负着大一统体制的弊端。这其中，基层治理短板是最为突出的领域，甚至从逻辑上来说是大一统体制所必然的、几乎难以规避的缺陷。随着国内统一市场建设的需要，转向内循环的我们，对各个地方间的制度文化要求在走向趋同，那么理顺央地关系、顺畅政策传导的逻辑链条，是让我国“看得见的手”发挥的更好的必然要求。顺着基层治理，笔者探讨一二。这些年，举凡说到各种社会乱象，谈及政府方面的角色，就离不开“基层治理”。实际上，由于治理义务和负担的无限性、行政和治理资源的有限性，选择性行政和治理是一种必然现象。对治理对象的取舍和选择，是各级政府都在做的事情，因为本身人民的生活是多元化的，自然各级政府的治理对象都是一个“多目标体系”（multi-tasks）的控制过程，而各个目标的权重又随着时间发生动态的变化，再关联到我国的独特的大一统单一制国家，因此越到基层、执行出现动态演化的各种结果就非常正常，而这其中一刀切现象是最广为人诟病的，特别是近年来叠加了大环境的影响，一刀切在社会舆论上可以说是“人神共愤”。我们说，官僚主义、层层空转、形式主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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