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星期非常不一般，周一罕见召开国常会出台了33条稳经济、促消费措施，周三又召开了稳住经济大盘万人大会，直达区县。上一次出现这么大的阵仗还是扶贫攻坚的时候。

是什么事情让形势如此危急，需要使用超常规的动员和刺激手段来稳住经济？

就业是民生之本，是宏观调控的底线。稳定增长的就业率一直是中国政府追求的目标，而且在过去较长一段时间之内，中国在保就业问题上一直做得不错。

但就在今年4月份，除了工业、消费、投资等经济指标全面回落，且降幅较大之外，政府一直非常重视的就业数据也出现了大问题。

4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6.1%，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其中青年失业率为18.2%，比上月上升2.2个百分点，创了历史记录。

马上毕业季到了，如此高的青年失业率怎能不让人着急？

问题出在了哪里？

今年以来，关于企业裁员降薪的消息开始增多，特别是一些互联网大厂，如阿里巴巴、京东、字节挑动、腾讯、知乎等都曝出过相关新闻。

5月26日阿里公布的财报显示，2021年12月31日~2022年3月31日，阿里巴巴员工数量从259316人缩减至254941人。这意味着， 三个月内，阿里巴巴员工人数减少超4000人。

3月31日京东有员工透露，当天京东总部大楼1号楼的SSC（员工服务中心）有大量被裁员工等待办理离职手续，其中有人在下午取号办理离职时已经排至1000多号，推测单日离职人数不止1000多人。

近日，腾讯正在进行新一轮裁员，多位不同业务线的腾讯员工爆料称：目前部门都在裁员，包括腾讯云、游戏业务、广告业务、内容业务等。其中腾讯游戏业务部员工称，裁员比例大约是10%。而早在今年三月腾讯就已经进行了比例约为15%的裁员。

 一周前，字节跳动被曝出游戏发行业务线裁员80%。尽管字节回应称“无大规模裁员，只是部分业务有所调整”，此事仍然引发市场关注。

不到一周前，多名员工爆料称，知乎正在进行裁员，涉及几乎全部业务线，裁员比例约20%。

根据智联招聘发布的《2021互联网行业人员流动情况调研报告》，近一半的受访者表示自己所在的企业有裁员举措。

春江水暖鸭先知，大厂裁员的背后是经济形势和行业发展环境的急速冷却。

从互联网大厂的裁员可见，经过近20年的高速发展，互联网的红利即将走向尽头。

随着业务增长趋缓，互联网大厂人员过剩，组织冗余的问题也逐渐显露，裁员是在所难免的。

实际上，自2021年以来，互联网企业的日子一直不好过，此前因反垄断等政策出台，多家互联网大厂的部分业务受到牵连。

譬如字节跳动教育板块，互联网大厂社区、团购业务、在线旅游、网约车出行等等。

可以说，自反垄断出台之后，裁员的种子就已经埋下。

体制外裁员，体制内降薪。公务员的降薪潮也出现了。

从公开信息来看，江苏、浙江、广东、福建各省大概整体降薪幅度达到15%，多地已经成立减薪办。

受到疫情特别是国内土地财政收缩等多方因素影响，地方财政情况已经连续两年不容乐观。根据2021年全国31省市的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显示，只有上海财政盈余，其余省市全部赤字。

大学生就业方面，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届高校毕业生总规模预计突破1000万人，高校毕业生人数将达到1076万人，同比增加167万人，再创历史新高。

从2021-2022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去向占比来看：

2022届高校毕业生选择考研的人数占比为40.78%，较2021届增长6.57个百分点；

选择企业就业的高校毕业生企业就业占比为34.21%，较2021届下降了7.21个百分点;

考取公务员/事业单位占比为17.57%，较2021届增长0.73个百分点；

创业占4.25%，较2021届增长0.58个百分点；

出国深造占2.07%，较2021届减少0.58个百分点；

其他占1.12%，较2021届减少0.03个百分点。

2022年我国公务员考试、国家研究生入学考试报考人数均创新高，反映出2022届毕业生对于未来就业市场前景的担忧，而在疫情背景下留学渠道受到极大影响，叠加部分出国留学学生的归国潮，未来的大学生就业市场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

之所以出现企业裁员、事业单位降薪、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究其本质，还是经济增长拉动就业的效用不够，一方面是总量增速不足以支撑和消化所需要的就业量；二是产业结构性失衡，人才供需不匹配所致。

如何增加就业？

中国经济在过去有“保8”和“保7”的说法，是因为只有GDP保持一定速度的增长，才能确保就业不出大问题。如果GDP增速跌破一定的底线，很可能大量的企业会倒闭，大量的人会失业。

但这些年以来，我们似乎淡化了这种通过保增长来稳就业的思维。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经济长期保持7%以上的高速增长不太现实，会造成资源利用效率的下降和浪费，形成许多的过剩产能；另一方面是因为过度追求经济高增长会引发资源吃紧和环境污染问题，不符合新时代的发展理念，所以，我们进行了主动降速。

今年“两会”确定今年GDP增速目标在5.5%以上，而不是5.5%左右，也充分说明决策层已经意识到了今年稳增长的重要性。

但是由于疫情、战争等引发的供应链危机，能源和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因素，导致现在投资、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成本较高。而企业都在收缩，降低成本也导致失业率上升，员工收入预期下降，这又进一步导致消费需求萎缩，进而形成了恶性循环。

在我看来，稳定经济增长和保住就业的关键在提升企业家的信心，只有企业家有信心，企业扩大再生产才会得以持续，就业岗位自然就创造出来了。所以，想方设法增强企业家信心是重中之重。

企业是就业的主体，特别是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几乎承载了80%以上的社会就业量。因此，要增加就业，首先要稳住企业家对经济发展的信心，尤其要帮助企业度过难关，重拾扩大再生产，增加就业岗位的信心。

那么，是不是减税降费就可以了呢？

显然不是。现在企业面临的除了成本较高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需求不足，即只有扩大其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才能真正把企业从生死线上拽回来。

比如餐饮行业，由于疫情原因，堂食几乎被禁止，全靠线上需求维持生机。他们更在乎的不是少交一点税或免税的问题，而是如何让过去丰富的市场需求回归。这一方面取决于疫情“动态清零”的成功完成，解冻被物理隔离的消费需求；另一方面则要解决消费者敢消费的问题，这又回到了稳定就业和增强企业家信心层面。

其它的行业都是一样的，一环套一环。但究其本质，就是稳定大家的收入预期。一个人如果连工作都没有，或者收入原地踏步，被房贷、车贷等各种债务压得喘不过气来，那又如何奢望他去提高消费水平呢？

社会的整体消费水平不能得以恢复和提高，企业的产品和服务需求就不能扩大，企业家的信心就不能提高，企业不能扩大再生产，提供的就业岗位就极为有限甚至会萎缩影响原有岗位，就会引发降薪和裁员。

所以从保住市场主体出发是非常对的，但仅仅靠减税降费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而应该扩大和创造需求。

关键是现在的消费升级趋势，被高杠杆、高失业率制约了，出现了瓶颈。要想促进消费，首先要解决消费主体的收入问题，而这和企业息息相关。很多中小企业因为疫情等原因，在不断收缩。如果能够解决融资问题，减税降费，再用基建、房地产、汽车升级等主动投资手段扩大内需，叠加扩大进出口，激活产业链、供应链，改善企业家的预期，那么，就业和消费的问题可能就可以解决了。

我在此提出三个方向的建议：

第一，以常态化核酸检测为保障，加速动态清零，尽快恢复经济生产生活正常化。

尽管常态化核酸检测的成本不低，但是和经济生产生活受到限制所产生的代价相比，是性价比最高的方法。比如72小时核酸阴性证明进出公共场所，可以很好地解决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的统筹问题，是成本最小的既不耽误防疫又不影响生产的方法。现在武汉每隔三天就要进行一次全员核酸检测，超千万人口的城市，做核酸检测的速度非常之快，一般半小时可以解决问题，最快5分钟就可以受检，这种熟练程度是多方共同配合的结果。深圳也是利用这个办法完成了社会面清零。

因此，千万人口大城建立15分钟核酸检测圈是有必要的。我们都看到了上海疫情失控所付出的代价，因此在动态清零的问题上不能有丝毫的动摇和松懈。唯有如此，我们才能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创造条件，为社会需求的恢复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建议还有新增病例的省市都推行这个办法，当做核酸成为一种习惯，如同洗脸刷牙戴口罩一样被需要，那么，它也会成为疫情期间城市发展的护身符。

第二，加大房子、汽车、家电等大件商品消费的补贴力度，挖掘刚需释放消费活力。

换房，换车，换家电或电子产品，针对的是不同的消费群体，此三者其实构成了消费的主体需求。房子针对的是80、90后的家庭刚需，车子针对的是工作人群通勤的代步需求，家电或电子产品针对的是改善性消费升级，比前面两个群体更广。因此，针对不同的群体和需求，要有不同的刺激手段。

比如深圳出台促消费措施，对买手机等电子产品最多能补贴2000元，还是比较有吸引力的。只有补贴力度足够大，才能对刺激消费和消费升级有效。

现在各地放松房地产调控的政策，很多还没有到点子上。很多人买不起房或者不愿贷款买房的原因，主要是房价太高和自身收入预期不够稳定。因此，要刺激房地产消费，最根本的不是放开限购，而是解决刚需的后顾之忧，降低首付、降低利率是治标，激活企业需求稳定和提高员工收入预期是治本。

第三，打破国企和民企之间的壁垒，将政府有效投资创造的需求腾挪到民企。

为什么我们投放了那么多的信贷，但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效果仍然差强人意？是因为很多的政府投资都被央企和国企内部消化了，而国有企业部门所承接的投资规模和带动的就业规模是不一定成正比的，或者说投资带动国有部门的就业量是有限的。

而国企在承接政府投资和获得银行贷款方面有天然的优势，这是民营企业所不能比拟的。但是目前我们需要把政府投资化整为零，分配到国企之外的民企身上。让民营企业在政府投资项目的招投标过程中真正享有平等投标和承接需求的机会。甚至需要政府给民企一定的政策优惠和机会倾斜。唯有如此，我们才能进一步提高民企吸纳就业的能力。

非常时期召开了非常大会，说明稳增长和保就业的需求非常迫切，甚至超过了08年全球金融海啸时期，这是疫情之下中国经济面临的巨大困难。主要是青年失业率创了历史记录，达到18%，马上毕业季就到了，这是前所未有的困局，需要用超常规的经济刺激手段，才能改善或扭转。

因此，我们看到在周一出台33条稳经济、促消费措施后，周三的万人大会要求在5月底之前出台一揽子政策的细则。非常时期有非常举措，当前面临的形势比以往更严峻，疫情引发的物理隔离或静态管理，对人、物流造成比较大的影响，从而影响了经济运行的效率和质量。

马上上海就会全面解封，各地经济也会进一步恢复常态化。二季度的经济数据估计会继续下行，稳增长的压力推至了下半年，随着超常规刺激政策和大量基建项目上马，经济增速止跌回升的时间应该不远了。

但是比经济增长回稳更为重要的是提高就业率，真正让企业家恢复信心，帮助企业度过难关，而这需要政策从各种资源层面给予民企企业以更多的倾斜，除了减免税费外，更为重要的是提高民企参与政府有效投资平等竞标的机会。而对于承载了更多就业的服务型小微企业而言，尽快恢复正常需求，促进经济生产生活正常化，才是起死回生激发其活力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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