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大多数共产党员一样，1898年生于武昌的项英，也是个穷苦人。他的父亲项文轩是武昌县钱粮柜的帐房先生，虽然管理全县的钱粮账务，薪水却没有多少。项英十岁的时候，项文轩去世，全家更是失去唯一的收入来源。为了补贴家用，项英的母亲给人做些洗衣服、纺线刺绣的活，项英和妹妹则捡破烂卖钱，维持着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生活。1913年，民国已经成立两年，但改朝换代没有改变项英的生活，他们家依然穷困。既然不能指望新政府的救济，16岁的项英便自力更生，到武昌的一家纺织厂做工人，月薪8、9块大洋。想用这些钱养家糊口，显然是不够的，而且想挣到这些钱，还必须付出全部时间精力，项英后来回忆过：“我每天工作时间在10个钟头以上，规定星期日休息，但休假就没有工资，所以一般工人谁也不争取休假。工厂的黑暗，工人的痛苦实在太多了。”工作强度和工资收入的反差，比现在的996可狠多了。不过话说回来，经过多年的纺织厂工作，项英有了浓厚的工人习气，虽然年纪很小，但已经知道了工人需要什么、说什么话能和工人产生共鸣。这种“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能力，让项英在1920年代的工人运动中趁势崛起。武汉三镇是九省通衢的地方，遍布水陆码头，贩夫走卒鱼龙混杂，正是发展工人运动的绝佳地区，所以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便把武汉三镇做为工人运动的重点突破口。同年12月，汉口租界人力车夫反对车行老板加租，发起大规模的同盟罢工。这不是瞌睡就有人递枕头嘛，于是人力车夫刚举行罢工，武汉党组织便派林育南和施洋去领导罢工，一来可以发展党组织，二来可以扩大工人运动的影响力。随着工人运动的进展，各项工作也越来越多，林育南和施洋逐渐忙不过来，就想着，要不找个能做事的工人来帮忙吧？说来也巧，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工作的李书渠，和项英是小学同学，觉得项英常年在纺织厂工作，非常熟悉工人的想法和生活，应该吸收到组织里，参与工人运动。于是呢，李书渠向武汉党组织推荐项英，经过一番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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