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二里讲到，建国后前三十年是一个艰难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曲折过程。这段历史我极少触及，借机会再稍微展开一下。彼时，从革命时期过来的老一代共产党员们都会同意，中国还得走一条符合自己特色的道路。中国党在革命时期走的弯路，从大革命，到李德，到王明，都与斯大林/共产国际/苏联有关。脱离了中国现实条件，教条照搬苏联模式是绝对行不通的。但革命时期和建设时期还是不同的。其一，对于如何闹革命，中国党可能还有一些来自中国历史的经验可以借鉴，而且中国党的革命建国历程比苏联要复杂得多，还有可以输出的经验。但如何搞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我们就没有历史经验可以借鉴了，而这方面苏联确实有成功的业绩。其二，在革命时期，苏联/共产国际总会结合苏联的地缘政治利益来指导中国，所以总是扶持国民党。说白了，就是斯大林有私心、苏联与中国有利益冲突。但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种冲突就减少了。中国似乎可以更多的借鉴苏联的经验。我以为，建国后三十年的探索历史，主要围绕着这种矛盾与张力展开，这就是，在经济建设时期，如何理解和应用马列主义？如何理解结合和应用斯大林的政治经济模型？到底什么才是教条主义？到底什么才是中国模式？这些问题，作者以为到毛主席去世时还没有搞清楚。毛泽东的模式肯定是和“苏联”模式不同的。作者所指的“苏联”模式是一个笼统所指——既包含了正统的斯大林计划经济，亦包括了赫鲁晓夫等延续（“修正主义”）。毛泽东所采纳的部分，是将阶级及阶级斗争放在一个非常高的位置，即便已经掌握了政权，仍将其视为社会最主要的矛盾，并认为哪怕最小的一些经济活动，譬如农民自留地，也会导致发展出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阶级问题是最大的问题，主导了一些政治政策。而我以为，这种将社会人群进行分化的思维总体上属于西方的舶来概念，其理论根源是马克思，但应用根源是列宁斯大林，将其推至政治高潮。然而，这种片面突出阶级的思维非但不能准确地帮助判断当时的主要矛盾，而且实际上人与人斗也是不符合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哲学的。片面突出阶级（以“阶级斗争为纲“），本身就是一种教条。其次，与当时主要领导人一样，毛泽东在大逻辑上亦遵循苏联模式。而苏联模式的核心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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