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饭问题大过天

2020年是窝心的一年。不仅有肆虐了一整年的新冠疫情，还有一件事也曾让人一时间担心不已，那就是在去年年初被反反复复提及起的非洲蝗灾。

只是非洲的蝗虫再怎么变异，也到底是飞不过喜马拉雅山脉；在国内，遏制蝗灾的方法也不是靠广大人民猎奇的胃口，满草原乱逛的溜达鸡也只是手段之一。只有农林人员依照科学方法兢兢业业地实施灾害监控，才能够防蝗灾于未然。

别看去年初和粮食有关的问题让人一惊一乍，仿佛全世界就要缺粮饿肚子了，其实玉米和大豆期货指数去年上半年一直处于近几年的低位。直到入了秋，玉米和大豆期货指数才开始上涨，如今持续创造着新高。

国际粮价的持续走强，意味着世界粮食产能的乏力，而在这里面得利的永远是那些能稳定保持粮食生产安全的国家。那么我们国家的粮食生产现在是怎样的状况呢？

我们在之前的文章已经提到过，中国的人口增长势头已经是强弩之末，未来几年将达到人口增长的最后峰值，在这之后就进入了统计学上可以预见的人口减少时代。但人口减少估计也是2030年之后的事情了，眼前的人口数量我们无法视而不见——现在还有14亿人口呢，哪怕以后再怎么减少，这个基数还是很庞大的。

更何况这十四亿人口可不是吃红薯就能打发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还存在矛盾。吃上大米白面还想吃蔬菜水果和肉类，可吃肉养猪就要消耗玉米大豆，而玉米和大豆很受国际市场影响。如今猪肉价格上涨，我们后台抱怨的人立马就多了起来。

另一方面，自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城镇化进程迅猛，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大中型城市的不断扩张。伴随着城市范围的扩大，水泥森林也相继座座拔起。不过万丈高楼平地起也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像我们介绍过的一样，通过征用土地的形式，将集体土地转变为城市建设用地。

人总归是要填饱肚子的，水泥森林不能吃，把土地都拿去盖楼了，还用什么种粮食呢？为此，中央政府在2004年时就已经提出了保持18亿耕地红线不动摇政策，只是十几年来耕地红线政策的执行，被城镇化浪潮下席卷过的土地倒是值钱了不少。

如此以来，一面是尚未到达人口增长顶点的人口数目，另一面是快速城镇化带来的土地使用。而在这其中，看起来最为显著化的矛盾，就是当下依然庞大的人口基数对于粮食的需求，以及在城镇化过程中，对于农用耕地的占用现象。

话说到这里，我们就不得不去思考一些问题：我们还有多少耕地？我们的耕地还能发掘出多少潜力？

北方成为产粮区

如果我们用一个专业一点的词——“耕地压力”，来说明粮食产出与城镇化的关系的话，从最朴素的“城镇化就要拿地”的逻辑出发，城镇化率较高的珠三角地区，应该承受了很重的耕地压力。

我们之前在《拆迁致富的人》提到过发源于佛山南海的土地股份合作制。在一个周边经济发达，土地利用效率极高，同时地理环境上也不利于规模经营的区域内，选择将土地用于纯农业种植带来的收益，是远远追不上把土地承包出去，用来吸引中小型产业进驻所带来的土地租金提升实现的回报的。

因此，当地人根本不需要进行纯农业经营，土地建厂房或住宅租出去才能利益最大化。又或者就像深圳的村子那样，干脆就地城镇化了，等拆迁分钱最香了。

在这样的环境下，如果一定要搞种植业，形成的也多是适应城市内需的特化型都市农业以及观光农业。

东莞就是一个都市农业的典型。在还没有实行土地股份制前，大家大多是埋头单干，而且市辖下属麻涌还爱种香蕉。结果2006年遇到了香蕉病，全世界都是同一株香蕉的拷贝体，结果全部中招，香蕉减产又减价，无奈之下村民只能选择抛荒土地去打工，好在离家不远就有工厂。

土地股份制天然指向规模发展，在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被明确之后，东莞城郊搞起了都市农业和观光农业，原本种下的低附加值的香蕉树，现在被用来培育更高附加值的园艺花卉，以及为城市居民提供服务的农家乐设施，土地租金立刻涨价，都市农业的亩产值超过了传统农业4倍。

这个时候就会有人问了，珠三角的居民要么城镇化了，要么搞特种种植，他们吃的粮食谁来种？

要这个问题，就得看中国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的变迁了。

1999-2017年间，不仅仅是广东，就连传统上的鱼米之乡、天府之国，湖南、江苏、浙江、四川的粮食作物播种面积都在减少。

同一时间段内，粮食作物播种面积扩大最大的省份是黑龙江，从809.9万公顷增长到了1415.4万公顷，扩大了605.5万公顷。河南粮食作物播种面积扩大也很大，从903.2万公顷扩大到了1091.5万公顷，增长了188.2万公顷。山东、河北等北方省份粮食作物播种面积也在不断扩大。

从这一事实我们可以看出，最近二十年来，粮食生产功能区的转移趋势十分明显。在功能分化的基础之上，东南经济发达地区选择产业结构优化，第一产业被逐渐转移向北方地区。转移了第一产业的沿海发达地区，逐渐成为国内粮食主销区；而北方粮食主产区，则作为农业生产的承接地，进一步强化了作为粮食主产区的功能定位。

这就意味着，通过统一的国内市场，南方将粮食种植等低附加值第一产业转移到了北方，南方的大片土地用来搞特种农业或直接城镇化。在发达地区里，农业的存续就变得可有可无；而承接了发达地区农业功能的北方粮仓，那里的耕地压力就有可能被进一步提升。

先天条件优越的东北

北方也不能一概而论。

有些地区，如东北的松嫩平原，相比于东南沿海发达地区，耕地更加连续，在生产要素的投入和使用上有着天然的优势。

但周遭经济圈的相对不发达，使得北方省份没有办法照搬东莞市的发展模式：土地股份制下，纯农业经营难以取得高回报；分红力度的不足导致了这一模式难以在经济较发达地区的推广与应用。

但就像土地股份制促进了东莞地区的都市农业发展一样，以黑龙江垦区为典型的国营农场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在推动北方产粮大省的农业机械化进程，以及依靠农具机械化解放土地生产力上，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黑龙江垦区，现在更多被人以北大荒所知。垦区拥有土地总面积5.54万平方公里，其中耕地4338万亩，占全国农垦耕地面积近一半，是耕地面积最大的垦区。

但地广人稀并不意味着随便围上一块就能变成自己家的地。如果从之前我们讨论过的深圳模式和南海模式两种土地利用制度模式来看，国营农场就更像是深圳模式，土地所有权早已经被收归为国家所有。

因此在这个基础之上，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在垦区内逐渐兴起“大农场套小农场”的双层经营体制，以及“基本田”（口粮田）与“规模田”（商品粮田）的“两田制”的土地使用办法。同时鼓励开发垦区境内的荒山、荒地、荒原、荒水（简称“四荒”）资源，采取招标或协议方式确定承包、租赁的个人或单位。

在国有农场的土地配置办法下，原有的机耕队、生产队承包形式逐渐取消，土地、农机、核算、盈亏四方面规范到各家各户，生产、生活费全部自理，使得经营单位真正成为投入、经营、利益、风险的主体。

也就是说，当市场化因素进入到国有农场土地制度后，对于农机这一生产要素的分配和管理上，在国有农场的内部发生了变化：

在过去，国有农场掌握全部生产资料的时代，在农业生产中投入农业机械的决定权位于国有农场的手中。作为国有农场的职工，管理者们对农业机械的投入实质上与自身的回报之间的关联性并没有太大，换句话说，即使是有拖拉机种地省力，但这种激励仍然稍显不足；

而在国有农场的机耕队、机组等编制被取消后，生产资料的掌握权回到了个人的手中。再加上有了来自国家的对于农机具购置的补贴政策，个人农户对于农业机械化的动力就进一步被强化。

配合着耕地连片的地理条件，再加上我国农机具在主要粮食作物中，小麦、大豆等品种上基本实现了全程机械化的农业机械化的水平，主要产粮区的土地产能被最大程度地利用。承载了产业转移的东北产粮区，也能够在市场化和农业机械化的进程下，通过提高效率的方式缓解土地的压力。

农业问题很复杂

而河南也是北方，那里人口稠密，没有松嫩平原这样优越的自然条件。

河南耕地经营规模不大，以分户分散利用为主，户均耕地仅6.5亩。即使有土地流转，但直到2019年，河南省土地流转、土地托管面积也就仅为全省耕地面积的半数左右。

所以对于河南，郑州真的太重要了。很多河南农民靠种地不能过上好日子，才大量外出务工，郑州经济发展，有助于外出务工的河南人能有个离家近一点的工作地点。另一方面，在对耕地要求严格的河南，郑州带动经济发展也是相当不容易——哪能让河南老乡都去种地呢？

粮食生产区位变迁现象的出现，本质上是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和内陆地区的产业承接导致的结果。在这一点上，南部城镇化对北方产粮区的耕地压力的上升提供了不小的推力；同时机械化、以及化肥和农药等技术因素的投入逐渐接近上限，农业回报开始趋向边际效应递减，在城镇化的扩张下，北方产粮区似乎只能选择被动地接受。

可问题是，过去的城镇化真的是合适的吗？

截至2016年，省会城市平均规划4.6个新城，地级城市则为1.5个。但要达到这些新城的规划目标，总共需要34亿人口。2001-2015年，城市用地规模年增速几乎每年都高于城市人口年增速。

☉数据来源：土地财政与城市用地规模及人口增长联动关系区域差异

这就意味着，中国城市过去“圈地”要大于“抢人”，吞噬土地大于以人为本。

过去建立在土地财政基础上的这套城镇化模式必须要改变，城镇的扩张要集约化，而不是大笔一挥粗放式圈地。乱圈产业园，负债几十亿数百亿，什么好企业都无法招商引资过来的规划，更是要严控。

但人口的城镇化还是要进行，吸收更多农民进入第二、三产业，他们的收入能够得到提高，而且新一代农民工也确实难以回家种地了。

更多农民进城，他们的土地可以在保留承包权的基础上得到流转。每年农民得到租金，大的农业集团（可以是本地农村的合作社）将土地集中起来搞大规模农业，效率比起分户分散利用土地会高很多。

耕地红线，不是一个框死的概念，而是在动态变化的，想要扩大农业生产潜力，也要考虑到技术提高和管理改善取得的进步，以及和社会经济的互动。

官方口径也能体现这一点。最近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规范耕地占补平衡。总体来说，红线卡得还是很死。

而另一方面，在去年初就出台过政策，将国务院可以授权的永久基本农田以外的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审批事项授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也就是说，红线以外的土地，地方使用的自由度是提高的。

红线以内的土地，也有试点将永久基本农田转为建设用地和国务院批准土地征收审批事项委托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可见，红线整体较严，局部还是可以灵活处置的。

农业问题，可不仅仅是农业本身的问题，这是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息息相关的，也是相当复杂的。粮食安全，也和国际市场紧密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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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新闻报道-人民网 http://cpc.people.com.cn/n1/2020/1219/c64094-31971981.html

河南咋保护耕地质与量？大数据告诉你！-大河网 https://news.dahe.cn/2020/06-22/671306.html

国务院关于授权和委托用地审批权的决定（国发〔2020〕4号）_政府信息公开专栏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0-03/12/content_5490385.htm

王玉波. 土地财政与城市用地规模及人口增长联动关系区域差异[J]. 经济地理, 201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