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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安美洲大陆上万年的土豆，被西班牙殖民者触发“机关”，由此踏上征服世界之旅。

在随后的300年里，这枚其貌不扬的块状茎在全球各地扎根，成为玉米、水稻和小麦之后的第四大粮食作物——目前种植面积超过1900万公顷，产量达36000万吨。

那么，土豆，何时跳进了中国人碗里？又在中国历史进程中发挥了什么作用？

在世界粮食危机日益凸显的大背景下，土豆，如何捍卫中国粮食安全、助力脱贫攻坚？

到2014年，中国粮食总产量已实现“十一连增”，我们为何还要推动土豆主粮化？

文 | 回家种菜 丁贵梓（实习生）

本文为瞭望智库原创文章，如需转载请在文前注明来源瞭望智库（zhczyj）及作者信息，否则将严格追究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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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薯”光乍现

从填饱肚子到世界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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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可观、营养全面的马铃薯无疑是大自然给予人类先祖的美好馈赠。图|图虫创意

土豆是何时跳进中国人的碗里来的？

一般认为，明清时期，马铃薯与番薯、玉米等大量美洲作物一起被西方人带到了中国。根据陕西兴平县志记载，马铃薯大约在16世纪中期传入中国，万历左右已在紫禁城的御膳房里占有一席之地。

马铃薯世界传播地图。

到了清朝，康雍乾盛世的经济繁荣带来人口剧增，为缓解粮食压力，马铃薯取代芋，成为小麦、水稻的替代农作物，随着大规模移民垦殖活动的兴起，逐步深入偏远的西南、西北地区，在华夏东西南北落地生根。

飞入各地寻常百姓家的马铃薯获得了许多带有地域特色、洋溢着乡土气息的新名字，如土豆、地蛋、洋芋、地豆、地生，等等，不仅丰富了市井小民的餐桌，还在此后的历次饥馑中扮演着重要的救荒角色。

1950年代初期，我国各地遭受了严重自然灾害。

农业部制定《五年普及良种计划（草案）》，积极调运种薯、引种和育种，推广栽培技术。第一个五年计划，把增加薯类等高产作物播种面积列为农业增产的重要措施之一，增产指标达30.5%。

到1960年，全国马铃薯种植面积扩大到300多万公顷、总产量达2550万吨，分别比1950年增加90%、193%。

解决了“量”的问题，“病”的问题又摆在我们面前。在繁育过程中，马铃薯极易携带和积累病毒、真菌等病原，造成品种退化、产量降低。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70年代，抗病毒病成为我国马铃薯育种的主要目标。

1974年，我国茎尖组织培养脱毒技术成功；

1976年，甘肃定西开始运用该技术培育脱毒种薯。

经过多年研究，我国马铃薯脱毒技术日渐成熟，育成了克新系列、高原系列、坝薯系列等80多个品种，马铃薯病毒病感染率由90%下降到1.05%左右。

进入新世纪，全国马铃薯种植面积超过460万公顷，总产量达6000多万吨。图|图虫创意

1981-1986年，脱毒马铃薯种植面积已达5.6万亩，亩产约1300公斤。同时，全国马铃薯育种重点课题攻关陆续展开。从“六五”攻关到“九五”攻关，我国马铃薯面积产量稳步增长，并在新型栽培种等方面取得技术突破。

进入新世纪，全国种植面积超过460万公顷，总产量达6000多万吨。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马铃薯生产国，初步形成了相对集中、各具特色的四大区域：北方一作区，中原二作区，西南单双季作区，南方冬作区。

甘肃、内蒙古、云南等省份马铃薯产量长期居全国前列。

因产量高、潜力大、用途广，马铃薯被誉为“21世纪最有发展前景的经济作物之一”，市场需求猛增。

从国内来看，2000-2005年，我国人均每年鲜薯消费量由14千克上升到31千克，短短5年增长了1倍多，马铃薯淀粉年需求量在40万吨以上。

据相关估计，到2030年，我国将有20%的人口以马铃薯淀粉制品为主食。届时，中国每年对马铃薯淀粉的需求量将会增加到180万吨左右。

放眼世界市场，我国马铃薯出口贸易明显增长，鲜薯与加工淀粉远销多个国家和地区。2004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框架下的“早期收获”计划正式实施，包括马铃薯在内的500多种农产品关税降低，为马铃薯热销海外创造契机。

2000-2006年，我国马铃薯出口额从0.11亿美元增长到0.91亿美元，年均增长42%，并逐步实现贸易顺差。

成绩应该肯定，然而，更重要的是及时发现阻碍进步的问题并尽快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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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劣势，亟待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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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光背后，这一阶段，我国马铃薯产业仍存在诸多劣势。

*种质资源落后，品种搭配不合理。

我国马铃薯育种，长期以高产、抗病为目标，导致更适应市场需求的加工专用型品种严重缺乏，比如：

在熟性上，以中晚熟品种为主，早熟品种少，难以满足生产需要。

在抗病性上，现有育成品种的亲本基本上是上世纪50、60年代引自欧洲的四倍体栽培品种，品种抗病性差（如晚疫病、病毒病和青枯病等），缺乏多抗品种，严重影响生产能力。

2007年，国内脱毒种薯需求为950万吨左右，实际供应量仅350万吨，缺口达600万吨。全国脱毒种薯应用面积仅占马铃薯种植面积的20%，与发达国家（多在90%以上）相比，仍有很大差距。

*生产方式粗放，技术水平低。

我国马铃薯生产机械化水平低，种植环节采用手工点籽方式，收获环节多使用粗制农具，不仅劳动强度大、效率低，而且在这过程中20%的马铃薯受损。

在西南地区，50%的马铃薯种植仍采用上世纪70年代推广的“马铃薯—玉米”套种模式，价格更低的玉米挤占了马铃薯种植面积，又集中于夏季上市，降低了农户收益。

在华北、东北和西北地区，种植马铃薯的化肥用量超过理论需肥量，施肥结构不合理，导致土壤生态失衡、土传病害加重等一系列问题，局部地区黑痣病等发病率高达60%。种薯品质下降，制约马铃薯产业可持续发展。

另外，因缺乏专业储存技术和专门运输能力，农户分散贮藏设施简陋且损耗大，我国每年都有10%-15%的马铃薯因此烂掉，造成极大浪费。

*产业链不完善，累及竞争优势。

在马铃薯的种植面积和产量上，中国均为世界第一。但是，总产量的60%以上作为初级产品直接出售，只有8%被用于食品加工。

在工厂传送带上清洗的马铃薯，准备进一步加工成食品。图|图虫创意

与美、法等国相比，我国加工型马铃薯供给严重不足，加工比率非常低。2007年，国内加工原料薯需求为1576万吨，缺口达1040万吨，占总需求量的66%！

并且，我国马铃薯加工产业尚处低端水平，产品多为粗制淀粉、粉丝、粉条等，薯片、薯条、全粉等高附加值产品很少，加工产品质次价廉、经济效益偏低。

中国马铃薯产业亟需注入“强心剂”。

2006年，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就加快马铃薯产业发展做出重要批示——“要把小土豆建设成大产业”。

随后，农业部出台《关于加快马铃薯产业发展的意见》，并于2008年正式将马铃薯纳入《优势农产品区域发展规划》，重点扶持，扎实推进。

2009年，中央财政启动马铃薯良种补贴，各地政府纷纷采取措施，扶植马铃薯产业。

在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国马铃薯生产再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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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薯都”，招牌越来越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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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大力支持下，各级政府和产研学界联动，为马铃薯产业良性发展保驾护航。

我们不仅培育出鄂薯3号、凉薯97、南中552、中心24、米拉等脱毒马铃薯品种，2010年以来，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发出肥料增收、土壤调理、免疫诱抗及病原拮抗菌等多项技术，将马铃薯疮痂病防治率提高到80%以上。

2013年，云南昭通的57户农户租下600亩土地，成立“西魁专业种植合作社”，走“党支部+合作社+公司”的发展道路。在当地政府和农科院专家的帮助下，合作社第一年就迎来了马铃薯大丰收，吸引越来越多农户加入其中，流转土地达到2200亩。

甘肃定西则探索出一条“种植大户+政府+专家(技术员)”的技术指导路线，“黑膜覆盖+脱毒种薯+配方施肥+统防统治+机械化耕作”综合实用技术全面推广，形成了规范完善的脱毒种薯三级繁育体系，领跑全国。

2017年，全市年产脱毒种薯200万吨，优良品种普及率可达95%以上，被农业部认定为全国第一批区域性马铃薯良种繁育基地。

与此同时，大力推动马铃薯加工规范化，延长产业链，实现产业转型升级。

马铃薯在食品、工业、医药等方面仍有很大的加工潜力。2008-2014年，我国马铃薯总产量从7077.9万吨提高到9551.5万吨，年均增长量达353.4万吨。中国食品工业协会预测，如果我国马铃薯加工量达到总产量的30%，其产品价值将达148亿美元。

全国各主要马铃薯产区积极适应市场需求，适时调整品种结构，已形成一大批具有产业化特色的马铃薯加工企业。

以甘肃为例，至2014年，全省已有从事基础种薯生产经营的单位39家、规模以上马铃薯产品加工企业100多家，年加工鲜薯能力达300万吨以上，产品覆盖变性淀粉、全粉、薯条、膨化食品等10多个品种系列，成功实现产业转型升级。

龙头企业亦积极发挥带头作用，打造品牌优势，齐力拓宽销售市场。

随着我国马铃薯产业进一步向精深加工方向发展，建立顺畅的市场流通体系势在必行。

2012年，“定西马铃薯”被国家工商总局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全国首个国家级马铃薯批发市场随即在此落户。随后，全市建成万吨以上马铃薯加工龙头企业28家，注册马铃薯品牌商标37个，现有较大规模马铃薯专业批发市场6个，从事马铃薯产业的农民专业合作社1521个，贩运大户3200余户。

同时，定西市还积极探索销售新模式，搭建“网货下乡”“马铃薯进城”双向流通渠道，不仅每年向全国供应鲜薯达200万吨，还远销西班牙、沙特阿拉伯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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薯香薯色，打造脱贫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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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全国逾70%的马铃薯产区分布在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

作为我国三大马铃薯种薯及商品薯生产基地之一，甘肃省86个县（区）里有60个种植马铃薯，其中58个位于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近年来，甘肃省依托各类资金，借助各界力量，大兴产业扶贫之路。

一方面，政府、企业、合作社齐上阵，“四跟进”合力推动。

【注：“四跟进”，项目资金跟着贫困村户走、贫困户跟着合作社走、合作社跟着龙头企业走、龙头企业跟着市场走。】

2020年7月12日，甘肃定西市香泉镇马铃薯种植基地，农民在进行田间管理。图| IC photo

定西政府采取“企业+合作社+基地+贫困户”的联结带动模式，把有意愿的农户培育成种植大户，在此基础上孵化家庭农场；同时，大力推进贫困村农民合作社，与企业签订种植合同，进行统一收购，从而稳定价格。

2018年，定西市1101个贫困村共组建农民合作社6016个，所有贫困村皆有2个以上的合作社，实现了产业发展、企业增效、农民增收的多重效应。

另一方面，强化金融“输血”，拓宽产业融资渠道。

一直以来，马铃薯产业发展多靠政府资金投入。

为扭转融资方式单一的窘境，定西做出创新：由龙头企业提供担保，银行为马铃薯产业链上的下游中小微企业和农户投放低息贷款，弥补扶贫产业融资短板，带动贫困户脱贫。

定西安定区团结镇唐家堡村的鑫源马铃薯良种专业合作社就是金融“输血”的受益者。

2017年，合作社以“龙头企业+合作社”联合担保方式，获得中国工商银行甘肃省分行300万元基准利率的产业扶贫贷款。有了充足的资金支持，合作社顺利建起了6000亩马铃薯种薯扩繁基地和原料供应基地，产业规模大幅提升。

据统计，到2019年3月，仅中国工商银行甘肃省分行就已累计发放产业扶贫贷款5.93亿元，惠及20万户农户，带动2万余贫困户走上脱贫之路。

2018年，全市马铃薯产业总产值达170亿元，农民人均从中获益1650元，占到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的22%。预计到2022年，定西马铃薯产业总产值将达到200亿元，农民人均产业收入2000元以上。

“土豆”变“金豆”的脱贫故事还在各地上演着。

在京蒙扶贫协作项目的引领下，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实行“公司+农户”产业化经营模式，推动马铃薯产业发展驶入快车道，年产量可达400多万吨。

2019年，当地8个国家级贫困旗县共引进35家北京企业落地，落实投资额8.77亿元。龙头企业在发挥产业带动作用的同时，还积极开发就业岗位，解决贫困户就业问题，到2020年，已带领1500户贫困户走上脱贫之路。

在云南昭通，农业集团与龙头企业相继入驻，推动种薯培育规模化、专业化，为农户就业增收、稳定脱贫保驾护航。

2017年，全市马铃薯种植面积达285万亩，占云南省马铃薯种植面积的30.08%，鲜薯总产量352.7万吨、农业产值42亿元，全市建档立卡贫困户人均收获商品马铃薯折价净收入达813元，马铃薯产业收入约占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收入的32%。

2020年，昭通市委、市政府决定集中建设5万亩马铃薯高标准示范基地，推动全市马铃薯产业提质增效，全力打造以“基地、示范、窗口”为主要内涵的“洋芋帝国”，项目覆盖2784户贫困户。

【注：即高质量种薯生产基地、科技创新与产业扶贫示范、“昭通大洋芋”和“昭通种薯”品牌对外宣传窗口。】

截至今年3月，基地已全面完成标准化播种，昭阳区、永善县集中力量，1个月内实现3万亩土地流转。预计今年基地马铃薯平均单产3吨以上，综合产值可达4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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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重要任务，马铃薯主粮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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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方共同努力下，我国马铃薯产业结构呈现优化趋势，加工品出口数量及规模稳步上升，当下急迫而重要的任务是挖掘马铃薯生产潜力、推动马铃薯主粮化。

到2014年，中国粮食总产量已实现“十一连增”。粮食足够吃了，我们为何还要多此一举？

实际上，出于人口持续增长和耕地、水资源不断减少等因素，我国传统粮食作物生产压力依然很大。要确保粮食总量继续增长，开发可持续的优质粮食资源依然很有必要。

*在华北地下水漏斗区，若将该区域20%的冬小麦种植替换成马铃薯，可有效缓解生态恶化趋势；

*在南方闲田利用区，每年约有1.4亿亩的冬闲田地可供马铃薯种植；

*在西北马铃薯潜力增长区，仍有1000万亩土地可供马铃薯种植。

2015年，农业部正式把“马铃薯主粮化”工作列入重要议程，推动马铃薯成为与小麦、水稻、玉米协调发展的中国第四大主粮作物。

2016-2019年，中央财政每年安排1亿元专项资金，重点支持九省份开展马铃薯主食开发试点，引导、扶持一批马铃薯主食加工重点企业，加快马铃薯主食产业化进程。

作为全国第一批项目试点省份之一，甘肃省马铃薯加工产品已由精淀粉发展到粉条薯条、墙漆涂料和马铃薯馒头、挂面等主食化产品，初步形成了“吃干榨尽”式的产业循环链条。

2017年，定西市已建成马铃薯主食生产企业15家，产能达12.57万吨。当地还专门设立了5家马铃薯主食产品销售门店，主要销往机关、学校和企业的食堂。

在宁夏产区，马铃薯主食产品研发也取得显著成效。

针对马铃薯主食原料发面醒面困难、易断条、口感发硬等问题，宁夏马铃薯主食加工企业积极开展技术攻关，成功研发马铃薯米粉真空和面、恒温恒湿熟化等关键技术，研发、生产马铃薯馒头、馓子、麻花、挂面、饼干、面包、薯饼等４大类100多种主食产品，累计销售额达1.84亿元。

经过5年的主食产业化发展，如今，我国已建立马铃薯主食加工适宜品种评价体系，马铃薯主食加工企业已超300家，生产食品达300多种，在市场上广泛销售。

2020年初，农业农村部会同中国农业科学院，召开国家马铃薯主食产业化成果展示暨科技创新联盟成立大会。

如今，小小的马铃薯凝聚着全国政、产、学、研的合力，不仅从“土豆”变成了“金豆”、强势助力扶贫攻坚，还是守护我国粮食安全的一道牢固屏障。

参考资料：

1.俞为洁，《中国食料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2.卢肖平，《马铃薯主粮化战略的意义、瓶颈与政策建议》，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

3.陈华宁，《中国马铃薯产业发展现状及对策》，世界农业2008年第8期；

4.达存莹、岳云、贾秀苹，《甘肃省马铃薯产业发展现状及主粮化发展分析》，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6年第3期；

5.金黎平、屈冬玉、谢开云、卞春松、段绍光，《我国马铃薯种质资源和育种技术研究进展》，种子2003年第5期；

6.屈冬玉、谢开云、金黎平、庞万福、卞春松、段绍光，《中国马铃薯产业发展与食物安全》，中国农业科学2005年第2期；

7.杨红旗、王春萌，《中国马铃薯产业制约因素及发展对策》，种子2011年第5期；

8.吴正强、岳云、赵小文、陈炳东、葛玉冰，《甘肃省马铃薯产业发展研究》，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08年第6期；

9.《“洋芋开花赛牡丹”——甘肃定西马铃薯产业扶贫新模式观察》，新华网，2019年3月17日；

10.《云南：马铃薯产业已成脱贫重要产业》，新华网，2018年7月9日；

11.《马铃薯主食化战略实施5年 马铃薯主食产品：从无到有从有到优》，中国食品报网，2020年1月20日；

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