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邓新华
来源：功夫财经（ID：kongfuf）
前几天，有自媒体说，今年刚满1岁的湖南婴儿由于患上了罕见病“脊髓性肌萎缩（SMA）”，但特效药诺西那生钠价格近70万元人民币，在澳大利亚的价格为41美元，折合人民币才280元，在日本近乎免费。这个说法引起许多人强烈关注。一些自媒体指责药监局、发改委没有管好价格，任由药企把280元的药定70万的“天价”。光明网评论员发表文章说：“如果此药的采购买卖属于市场行为，那么，发放药品进口许可证的部门和市场监管机构，在如此巨大的中外差价和巨额暴利面前的无动于衷，以及那些治病救人的机构面对一些图财不救命的医药进口商时的无所作为，算不算是冷漠和失职？”
首先，这个消息太符合“黑心药企丧尽天良”的套路，而这种套路在自媒体上是常年上演的。其次，SMA是一种罕见的遗传性神经肌肉疾病，根据经济规律，针对罕见病的药，国外也不至于太便宜。当然，如果治疗罕见病的药，恰好是常用药物，那么，药价也会很便宜，但诺西那生钠并非常用药。据第一财经报道，国外符合该病症的药物“诺西那生钠注射液”一剂的标价为12.5万美元。该药物在第一年需要注射五到六剂，将花费625000美元至750000美元。在香港“诺西那生钠12mg的药物价格是港币82万元一支，型号是德国版”。
据共同社消息，SMA的基因治疗药“Zolgensma”在日本的药价为1.6707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102万元），这种药比诺西那生钠还要贵得多。在澳大利亚，诺西那生钠注射液的确便宜，但那是因为补贴的原因。诺西那生钠注射液已于2018年6月1日被纳入当地的药品福利计划（PBS）。显然，所谓诺西那生钠“国外只卖280元”说法，并不完全真实。药价问题，始终是大众非常关注的问题。毕竟，每个人都可能遇上大病、罕见病，谁都希望能用较低的代价治好病。但，对于如何降低药价，人们存在许多误区。一些自媒体，经常用“黑心药企丧尽天良”的套路吸引眼球。但，管制价格，效果只会适得其反。SMA又被称为“婴幼儿遗传病杀手”，在新生儿中发病率约为 1/6000~1/10000。如果不进行治疗，大多数SMA-I型的患儿无法存活到两岁。那些不幸罹患此病的婴幼儿，无疑是令人同情的，人们应该为他们伸出援手。要知道，在诺西那生钠问世之前，患儿父母基本毫无办法，只能看着孩子经受折磨。2019年11月27日，1岁9个月的男孩哲哲因SMA接受了诺西那生钠鞘内注射治疗。彼时，诺西那生钠的价格问题，并没有被炒作。诺西那生钠虽然贵，但毕竟为患儿带来了希望，这正是市场带来的改善。接下来，应该想办法让诺西那生钠不那么贵。假设，华为、小米的手机生产线，只生产一台手机，这台手机的生产成本会是几十亿元，没有人用得起。但，当它们的生产线生产几千万、上亿台手机，每台手机的成本就会急剧降低。因为，几千万消费者分摊了研发费用，以及生产线上的固定成本。1990年代，一台手机（那时候叫“大哥大”）售价几万元，功能还很简单，只能通话。今天，一台手机，最便宜可以到几十元，功能还比“大哥大”强很多。手机的巨变，正是规模效益的伟大力量在发挥作用。
罗永浩当年做手机失败，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不懂规模效益的力量。他老觉得自己是为少数人做手机。创新药的研发成本，一直很高。过去业界一直流传着“双十”的说法，意思是：新药研发需要耗时10年，耗资10亿美金。现在新药的研发成本已经远远超过10亿美元，而且成功率很低。国内的药企，选择研发的一般是研发成本较低、失败风险较小的药，所以研发费用看起来没那么高。一般来说，新药刚开始市场没有推广开，不能量产，定价会比较高。量产以后，价格也跟手机一样，会下降。不过，肯定不如手机那样降幅惊人。因为，医药行业管制太多，还有专利成本。诺西那生钠2016年底才在美国获批生产，由于各国的医药管制，离量产还远。尽管SMA是罕见病，但全球患儿其实也不少。如果各国之间少一些管制，那么，诺西那生钠就能早些扩大销售渠道，让更多的患儿家庭共同分摊研发成本和固定生产成本，价格就能快速降低。例如，2019年4月28日，诺西那生钠注射液才在中国上市，这中间审批的两年多时间，其实就耽误了诺西那生钠的量产进程。
另一方面，像SMA这样的罕见病，以往根本不会有药企去研发特效药。现在为什么药企愿意研发特效药？那也是因为，医药研发工具、理论都进步了，研发罕见病特效药的成本降低了，这是规模效益伟大力量的另一种体现。医药领域管制越小，规模效益越能发挥作用。那些动不动呼吁管制药品价格的自媒体，有没有想过，如果真的管制价格，会让药企研发、生产的积极性降低，最后价格是管制住了，但患者却买不到药。在本次诺西那生钠“天价”事件中，还有一种声音，那就是把诺西那生钠纳入医保。目前，诺西那生钠已经列入医保谈判日程，但由于诺西那生钠价格降不下来，所以暂时还没列入医保。但，把诺西那生钠列入医保又如何？那只不过是由全民承担起负担而已，并没有降低药企的生产成本。除了SMA，还有很多罕见病、天价药，只有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让药企量产盈利，才能拯救更多患者。一般人的直觉是，如果没有监管部门严格监督，那么，很多新药的副作用会使得很多患者不安全。正是由于这种心理的存在，美国的FDA严格审核药品，被各国所仿效。FDA审核新药，往往需要几年时间。但是已故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说，人们只看到了FDA卡住了有副作用新药，却没有看到，无数的病人由于不能及时得到新药，而悲惨地死去。严格的管制不仅延缓了新药上市、量产，而且，还增加了已经量产的药的交易成本。前几年徐峥大火的电影《我不是药神》，引发人们的巨大共鸣。
印度的仿制药，其实价格很低，但由于难以进入中国市场，导致价格很高。小人物徐峥，去印度带药回国，挽救了很多人。美国电影《达拉斯买家俱乐部》中，主角得了艾滋病，医生宣布他只能活几个月了。但是主角绕开FDA的管制，购进国外的便宜药，活了7年。当然，现在中国的进口药审批，已经有了不小的改进；李克强总理也一再督促降低进口药的关税，这些都是有利于患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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