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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明十三陵龙虎山脚下，有一处地势隐蔽的地方，藏着一个叫做 “200号”的科研基地。

在中国，这种只有一个数字代号的机构历来不简单。前有代号“542厂”的北京印钞厂，后有在青海的核弹研究机构“211基地”。这个“200号”由周总理亲自批示、用了人民大会堂剩余材料修建，可谓根正苗红。

1969年12月，北京大学牵头开始在这里攻坚我国最早的操作系统“150机”。目的是改善石油勘探数据计算，提高打井出油率。参与研发的有北大数力、物理等系的学生，以及738厂、石油部等单位的工程师。他们面对的是一个“无资料、无经验、无人才”的三无窘境。

由于设备昂贵、资源有限，研发人员不得不用人肉变形金刚的方式完成设计：你当光电机、他当磁带、我当运控，他当调度，就像演小品一样反复模拟程序的运行过程。

熬了三年多后，硬件软件被逐一攻破，150机清晰嘹亮地唱出了《东方红》[4]，宣告了中国第一个自主版权操作系统的诞生。150机为石油勘探带来的第一次数字革命，被铭刻在了中华世纪坛的铜制甬道上。1974年，日本富士通公司访华时，专门在友谊宾馆专门会见了150机的研发人员。

150机诞生20年后，中国开始了商业操作系统的攻坚之路：1989年，COSIX系统项目启动，希望抗衡DOS等系统。但当时的主流思路是系统和硬件交互驱动发展，而国内硬件大幅落后海外，系统研发又跟不上硬件更新，基本是“完成一代、淘汰一代”，总无法兼容最先进的电子设备。

攻坚不成，便有了“曲线救国”的路子：90年代初，Windows没有中文版，以上古码农吴晓军为代表，用解构微软DOS的反向工程，开发出了中文DOS；另一批人则围绕windows系统做支撑，开发了一系列外挂式中文平台。用户对汉化反馈火热，从业者们也激动万分，甚至开展了关于内核和外挂哪个汉化更好的大讨论。

结果1994年4月，微软发布官方汉化版。第一代程序员呕心沥血的百万行汉化代码，连同用户市场，一夜之间化为乌有。微软的强大实力、广泛的商业生态，仿佛乌云笼罩国产操作系统。自研低成效、辅助没前途，该何去何从？

这个问题在当时没人能回答，但大家发现，不做系统，而是围绕微软windows做应用软件，帮助windows丰富生态，倒是一条容易走、有钱赚的路。于是，金山盘古办公套件、江民杀毒等应用开始涌现。

但归根结底，以为只要做微软系统的生态就可以活下去的想法，只是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1998年，汉王科技向微软授权了中文手写技术，被誉为“国人的一大步”[2]。结果，几个月后，微软就自研了技术尝试塞在产品里，汉王怒不敢言。国内IT界，谈“微”色变。

自此，自主操作系统这个伤疤，却谁都不愿意接，仿佛好死不如赖活着。直到1998年法国《费加罗报》的一则消息，打破了沉寂的局面。

该报称，以美国与英国为首，在50年代末建立的情报网络“五眼联盟FIVE EYES”，如今仍在运行，而且被美国用来窃取欧洲经济信息情报，以至于法国企业汤姆逊参加招标的方案被美国公司窃取，结果输掉了1300万美元的合同；空客也因为商业情报泄露，被波音抢走了39亿美元的订单[3]。

一时间，微软系统到底有没有后门的问题在国内甚嚣尘上。第二年，报道称美国对南斯拉夫采取了信息战、侵入其系统，导致其部分设备因超负荷而失灵。

信息战加剧了国内对系统安全的担忧，大家猛然发现，小到产品生存，大到国家安全，似乎都被微软扼住了脖颈，而且越来越紧。国内对操作系统自主崛起的那团火，在这个moment，要爆了。

01 穷则思变

1998年，微软反垄断案成为国际焦点，IT界掀起了反微软的浪潮，而开源系统Linux则成为大家的备选先锋。我国对Linux系统的引进，源于在芬兰读博士的宫敏。1994年，他回国休假，随手带了20张磁盘、存储了80GB的自由软件，其中就有Linux[2]。

开源意味着代码是全球公开的，任何人基于准则都可以免费使用修改。算不上自主产权，却可以自主可控。自己造轮子困难，那就先把别人的修一修，让车跑起来。九十年代末，还没被联想解聘的倪光南奔走呼号，希望中国抓住Linux的机遇。再契合1999年的安全背景，国产Linux如笋而立、登上舞台。

知名的Linux产品有四家：Xteam、蓝点、中软和红旗。前两家是民营企业，后两家是国家队，如同十年前，双方再次在同一战场贡献力量。Xteam诞生于北京平谷县城一家饭店的后院开创了国内首套中文Linux。蓝点创始团队是国内最早一批的极客、版主，他们相继辞职聚集深圳赛格软件园。

2000年互联网热潮时，蓝点登陆了美国股市，开盘当天就上涨4倍，市值达到了4亿美元。此时公司员工还不到15个人。中软曾主导了COSIX的研发，积累了经验，也攒了一肚子的憋屈，也希望通过中软Linux吐口气。红旗Linux隶属于中科院，率队研发的是软件所副所长孙玉芳，他是北京大学数力系的学生。

孙玉芳在校时目睹了200号研发150机的历程，也深受鼓舞，立志国产突破。他带着同事历经3年研发，在1999年下旬发布了“红旗”Linux。大家希望像红旗插遍山岭那样，也能遍布中国人的电脑。但现实却并不如愿，国产Linux奔走呼号，收入只够糊口。

2001年12月，北京方面为了提高信息正版化，准备采购一批办公软件，操作系统的绣球也准备抛给业界一哥微软。几个月前，微软刚和上海签了7000多万元的订单，因此对此次招标也是志在必得。

当时，意气风发的微软要求北京采购XP系统，而该系统才刚发布两个月，就已经修补了几次重大漏洞。而且，微软要求必须绑定Office软件一起买，不然就对系统涨价。横竖都是多出钱，还得当实验小白鼠，北京市政府显然不乐意，但微软态度强硬。甚至部委内领导专门去做通融，最后也只能对采购人员无奈表示，“你们看着办吧”。

一边是美国公司技术优秀，但态度傲慢；另一边是国产公司踉跄起步、含泪“化缘”。再加上政府内部也有呼吁支持国产的声音，结果已经显而易见：不争馒头争口气，何况还有个窝窝头。12月28日，北京市政府正式宣布，采购方案已定，从系统到应用软件，国产备胎全面上位，微软颗粒无收。

结果一公布，微软连夜赶制了一篇长达3.5万字的报告，向北京市有关方面提出了60个问题，质疑招标、狂踩开源，被媒体戏称为“微软60大板”[4]。然而，北京市政府却“矜持不语”。微软大中华区几番公关，也毫无效果。

微软总部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赶紧派出了被誉为“比尔盖茨战略顾问”的克瑞格·蒙迪。彼时，蒙迪刚刚被克林顿总统提名为国家安全通信委员会委员，向白宫提供意见，也算得上是“通天的人”。他在一个灰蒙蒙的下午，乘坐波音767到达北京机场。第二天，便带着大中华区、中国区总裁等一干人马来到了科技部。

接待微软的使团的也是高规格高档次，有部长、“863计划”专家、院士，以及红旗Linux的总工程师等。蒙迪一上来就拿出一份报告：《中国未来软件及其相关政策议题》[4]。6大议题、40多页，表达的意思只有一个：国产软件属于低能产品。

微软傲慢的“报告公关”，激发了专家们的革命热忱，誓要让国产系统站起来。几番争论后，蒙迪嘟囔着“你们知识产权保护得不好，是最糟糕的国家之一”，随后便败兴离开了北京，也宣告了微软此次彻底落选，“红旗”的腰板，也更有力量了。

但谁也没料到，国产操作系统熬过了十多年漫长的冬天，迎来的却是一个更凛冽的倒春寒。

02 孤军奋战

2001年底，Xteam在香港上市，受到北京采购事件的刺激，股价1个月翻了3倍。投资者、从业者，都享受着摁着微软在地上摩擦的快感。

铩羽而归的微软开始更换策略，频繁指派高管访华，不仅拜访中央部委，还要深入地方。部分订单半卖半送、和各地政府建立合作技术中心、和电脑制造公司联合开发项目，甚至还花了千万美元投资了国内软件公司，打破了它不做合资公司的全球策略[5]，政企两开花。

伴随美国战略调整，中美关系回暖，一些部委领导们也夸奖微软做法是合作共赢。2004年11月，北京市政府再次启动信息化采购，工作人员没有采用公开招标，而是通过“单一来源采购”的方式，直接和微软进行了谈判，签下了所有操作系统订单[6]。惊闻此事，国产公司忐忑不安，舆论也颇有微词。

一周后，时任科技部官员李武强参加活动，发言主题便是“以实际行动支持国产软件的发展，捍卫《政府采购法》的尊严”，直指北京采购做法不妥，把国产软件逼上绝路。李武强的言论引起轩然大波，并被《IT时代周刊》评为“2004年十大争议人物”[7]。

科技部施压后，北京采购人员紧急宣布方案调整，微软则乖巧地表示完全配合。然而配合下来，北京通过财政拨款、商务谈判的方式，依然完成了订单采购。这种做法在全国并不罕见，甚至有地市为了确保微软中标，连招标要求都照着微软的参数来设置[8]。

2005年，北京平谷区解放思想，试点全面采用国产Linux，并成立了33个自查小组，对全区百余家单位使用状况进行检查。检查的目的是为了收集信息，推动国产软件改善。但正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大家统一思想：检查时用国产，检查完换微软。有些单位甚至为了用windows系统特意托关系来说情。

毕竟，用国产系统可以向指标交账，却做不了业务没资金入账。已经三四年过去了，国产Linux系统应用生态，仍是一篇无人区。即使在2001年中标北京采购的WPS也坦言，公司产品主要基于windows，对于Linux版本的支持，还要抓紧研发。而QQ等日常软件，一直等到2008年才有了Linux版本。

这个时期，国内电脑公司发展迅速，联想还收购了IBM个人电脑业务。然而，他们对国产Linux系统的态度也是飘忽不定。为了降低价格，不少厂商预装了国产系统。联想甚至还自己研发了Linux系统，但仅推广两年后，就将研发团队搁置。2006年，方正、清华同方等国内电脑公司到美国访问，合计向微软采购了17亿美元订单。

而那些买了预装国产系统电脑的用户，回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卸载Linux，安装盗版windows。摇摆的政府采购、零星的电脑订单、稀少的应用支持、微薄的用户基础，令国产Linux公司们食不果腹。蓝点濒临倒闭、Xteam市值缩水95%，红旗、中软等国家队则靠着微薄的政府采购、国家补贴，惨淡度日。

2004年北京市招标2个月后，孙玉芳不幸因病去世。没有了扛旗手，“红旗”摇摇欲坠。

03 自掘坟墓

在国产Linux苦撑的时候，做盗版windows的人已经跑步迈向小康。其中最著名的有三家公司：番茄花园、雨林木风和深度技术。

规模最大的番茄花园成立于2003年，创始人洪磊仅24岁。他对windows进行了修剪，避开正版验证、采用傻瓜式一站装机，还优化了界面，让系统变得又快且好看，用户体验大幅提升，颇有莆田假鞋风范。

番茄花园风靡网络，洪磊被用户奉为英雄。紧接着，番茄花园开始通过预装软件、植入广告等方式获利。洪磊为小白用户们解开了枷锁，又系上了绳套。而番茄花园的走俏，微软并不是一无所知，但如何处置，仍需要一个时机。

04 再失良机

2005年，谷歌也瞄向了操作系统。此时，在PC领域，微软独步天下。而在手机领域，诺基亚和塞班系统也无人能敌。但考虑到手机更新换代频繁，智能浪潮正在酝酿，谷歌决定 “二恶相衡取其搓”，进军手机领域。

为了抢占先机，谷歌收购了Android（安卓）公司，减少摸黑时间；为了抗衡巨头，把系统开源，吸纳更多力量。

在国内盗版系统公司纷纷转型的2008年，全球第一款搭载安卓系统的手机发布。系统仍有许多不足，甚至有分析师预测谷歌坚持不了两年。

而此时的微软，对手机系统也还没啥兴趣。彼时彼刻，在手机操作系统上，全球几乎处于同一起跑线，而中国也派出了选手：2007年11月，中国移动就和微软、谷歌探索合作研发。

中国移动背靠4亿用户，希望能主导开发工作。但显然微软、谷歌并不买账。于是，中国移动拉上了刚成立不久的博思通讯，独立研发开放移动系统Open Mobile System（简称OMS）。中国移动把握了时机、拥有深厚的财力，而且目标高远，甚至希望复制一个软硬封闭生态的苹果。但很不幸，从一开始就埋下了三大隐患。

包藏私心。OMS虽然是开源系统，但在业务层却集成了139邮箱、移动梦网等大量中国移动特色业务，这显然不利于应用市场的开发。不少开发者们依然存留着SP年代，中国移动突然下场抢饭碗的惨痛记忆。更不提的是，联通、电信运营商，也各自开发操作系统。三足鼎立，汉献帝也没脾气。

势单力薄。虽然OMS有几百人的团队，但和安卓开源联盟相比，蚍蜉撼树。而且每个合作手机商都有定制需求，要提供专门团队支持，严重分散了研发力量。结果就是，OMS刚推出一个版本，安卓就已经更新两三代了，差距越拉越大，手机厂商、用户都颇为不满。

左右互搏。移动的销售渠道里，既有基于OMS的国产手机，也有基于微软系统、塞班系统的手机，还要肩负着国产3G产业链的重担。而2008年的国产手机，依然贴着山寨的标签，消费者认知度低。移动还在千方百计地想从联通手里抢来苹果的合作。因此，对于OMS的推广，移动没有、也做不到铁了心。

2009年，搭载着OMS系统的联想Ophone手机问世，反响平平。两年后，中国移动便不再强制要求手机厂商搭载OMS系统。而联通的Uniplus系统也只拿了核高基的认证，没有在市场形成气候。而在另一边的谷歌，依然熬啊熬，终于熬到了乔帮主用苹果手机开启了智能时代，安卓系统喜提资产重估。

2010年微软也大举进军手机操作系统，但却用霸主心态做出了一系列骚操作：系统收取高额的授权费，得罪手机商；同一款手机系统不能连续升级，得罪消费者；开发系统不友好，时刻都有自己要做应用的姿态，得罪开发者。至此，手机操作系统江湖，格局已定，安卓独大，国产第一批选手仓促退赛。

迎面走来的第二批选手是互联网公司。2010年，雷军对安卓系统进行了“魔改”，更换界面、调整插件，风格独特的MIUI大获成功，安卓美颜蔚然成风。当然也有“刺头”，在2010年，阿里巴巴收购了猛犸科技，打算在王坚博士带领下，研发不同于安卓的 YunOS。开局还不错，手机厂商天宇公司特意来谈合作。

双方相继合作发布了W700、大黄蜂等手机，贬多过褒。而双方根本分歧也愈发凸显：阿里希望做独立的操作系统，但天宇认为这样缺少应用、没有生态，还是好好兼容安卓更踏实。双方遗憾挥手作别。王坚总结说，手机操作系统不能靠国家发文、不能靠运营商，出路应该在手机制造企业，大家是共生体。

实际上，阿里也曾想过自己做手机、甚至谈好了代工厂、渠道商，但在拍板的最终时刻，大家讨论之后还是认为有心无力，暂停了该计划。2012年阿里再次迎来合作伙伴：台湾宏碁（acer）。双方规划在9月13日发布搭载阿里YunOS的手机，结果发布会却在几小时前突然取消，而原因则是宏碁接到谷歌施压。

谷歌认为YunOS借鉴安卓，又不兼容安卓，不符合联盟规则，而宏碁发行该产品也属于违反联盟规则，将不再会得到安卓授权。阿里对此予以否认，但对于宏碁的做法，自然也只能理解咯。此事之后，YunOS的合作伙伴几乎为零。2015年，阿里5.9亿美元投资魅族，放手一搏，但仅仅发布数款手机后，魅族又回到了安卓阵营。

阿里YunOS告负惜败；熬了三年的百度云OS，暂停更新；腾讯的TOS系统研发两年后，宣布关停。三英战不过吕布。而国内手机商则在diss友商的兴奋中不能自拔。大家似乎都不担心微软的故事在手机领域再演，毕竟谷歌的座右铭是不作恶（Don’t be evil）。2015年，这句话改为了：做正确的事(Do the right thing)。

那么，谁来判断正确？

05 尾声

2019年5月，谷歌宣布华为手机将无法运行GMS服务。GMS即谷歌服务体系，包括邮箱、浏览器等多款应用，是海外用户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停止该服务，无异于把华为和消费者一刀两断，对于华为海外销售造成沉重一击。

一个月后，央视《对话》做了一期节目，名字叫“数字时代的技术思辨”，倪光南和王坚都是嘉宾。当王坚讲述YunOS的时候，镜头转向倪光南，给了他一个意味深长的特写：倪在PC时代呼吁自主系统，王在手机时代呼吁自主系统。不幸的是，时代变了、霸主变了，但我们面对的情况却从未改变。

中美身陷贸易摩擦之时，华为正在研发操作系统的消息又一次让国人兴奋，能否成功暂且不谈，但回顾1989迄今的三十年失败之路，却有些共同的因素需要警醒。

各自为战：操作系统不是小工程，需要足够的研发力量。无论在PC还是手机时代，我们研发公司数量多、力量弱。某专家曾说过，如果5个自主芯片，3个自主系统，那就是15套版本。我们要做的是挑战巨头，而不是排列组合。各自为战，无异于用一百个鸡蛋依次撞一个石头、用一群小学生和博尔特赛跑。

硬件短板：微软的崛起，离不开做电脑的IBM、做芯片的Intel；谷歌的崛起，离不开手机厂商的支持。离开硬件做系统，等同于离开土壤种花朵。我们有收购IBM的联想、最大的PC市场；有全球前列的OVHM，最大的手机市场；遗憾的是，对于国产系统而言，硬件总像2012年的第一场雪，来得比海外晚了一些。

追赶困局：与150号机不同，商用操作系统具有天然垄断性，一旦前排优势形成，后发突破难于上青天。毫无疑问，在谷歌超越微软、诺基亚的霸主之路上，放弃PC、放弃功能机，提前卡位移动浪潮是关键之举。与其在别人垄断后，吃力追赶、或者弯道超车，倒不如换个赛道、抓住一次新浪潮，把钱砸向未来。

独食贪念：做一个操作系统并不难，难的是有人来捧场开发应用、适配硬件，从而让消费者愿意使用。生态建设，只有钱做不到、只靠政府批文也做不到。要有主导维护者，没有独享利益者；要人人有付出、人人有回报。动辄把自己的应用全塞进去，甚至下场抢饭碗，断不能成事。

备胎思维：虽然现代计算机是从海外传入中国，但不代表着我们必须步步跟随。而操作系统上，我们不能拿着美国会黑屏断供的假设当动力，定位于备胎，而更应该站在产业、科技的趋势，寻求技术、产品本来的样子，这样才会有真正的竞争力、赢得消费者的认可；从国产替代走向国产引领。而迎面走来的万物互联正是一次机遇。

自研三十年，“国产操作系统”总伴随着外部环境起落浮沉：如胶似漆时，“国产自主”如同鸡肋，无人问津；剑拔弩张时，“国产自主”的口号响彻云霄，气势如虹。

三十年可以改变很多事情，但改变不了商业世界的逻辑，改变不了大国博弈的规则。我们总有一天需要明白，所谓国产自主，不是我们炫耀的资本、谈判的筹码、壮胆的口号，而是我们在新时代的立足之本。

 参考资料：

【1】陈芳，北京大学“200号”与特殊年代的超级工程，《北京观察》

【2】陆群，《中国IT：当惊世界殊》，清华大学出版社

【3】陈波，欧洲议会立案调查，美间谍网原形将显，《人民日报网络版》

【4】皮钧 侯磊，微软高层斡旋无功而返，《京华时报》

【5】叶新阳，“对抗性游戏”的终结：微软中国战略的艰难蜕变，《财富世界》

【6】王晓玲，北京软件采购风波：政府的无奈与微软的事实标准，《商务周刊》

【7】董智超，李武强参赞酝酿国产软件翻身战，《IT时代周刊》

【8】辛省志，质疑政府采购连锁反应危及国内软件企业生存，《国际在线》

【9】wangyong，deepin官方论坛

【10】蒋峥，中国软件业立起一面红旗，《城市技术监督》

【11】陈杰，YunOS夹缝中求生存，《科技日报》

【12】何廷润，运营商“乱战”手机操作系统让人忧，《视界》

【13】向坤，运营商的操作系统之路应该如何走，《中国电信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