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关不羽
来源公众号：功夫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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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中产以上家庭在育儿方面的大部分开支都带有奢侈性消费的属性，并非必要的育儿成本。
“再穷不能穷孩子”的观念深入人心，成了质疑穷人生娃的主要理由。最近，广西一家人红遍网络。这对贫困的九零后夫妻生了九个孩子，女方还怀了一个。等“十娃”诞生，这家人十二口人，超过一支足球队。
由此引发的讨论中有一种声音特别让人讨厌——“这么穷的低素质人口，生那么多干什么？”。
说的人动机可能不坏，但是高高在上的优越感着实让人生厌。穷人就该“多养猪少养娃”？错。
从经济学角度看，穷人翻身就得靠多生育。
人口繁衍是家庭为单位的人力资源投资
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经济单位是家庭，既然是经济单位，就可以从经济角度去解释其行为。养儿育女是一种人力资源投资，只不过这个投资的收益比较复杂：包括劳动力的经济贡献、家庭地位提升的潜在收益、抗风险收益等等。和所有投资行为一样，越是资金宽裕者选择越多。富裕家庭有更多的投资选择，地产、证券、贵金属甚至直接投资企业。贫困家庭就没有多少选择了，养儿育女几乎是唯一的选择。有人会说现在养儿育女的成本那么高，贫困家庭生得起吗？其实，做一个系统的成本分析的话，城市中产以上家庭在育儿方面的大部分开支都带有奢侈性消费的属性，并非必要的育儿成本。比如说昂贵的童装，对孩子的成长不是必须的。小宝宝哪里区分得了高级品牌货和廉价货的区别？热衷此道的父母，多少都是出于身份炫耀的潜意识。再如，月子中心、昂贵的月嫂，其实都是为父母服务的，并不影响养育本身。去除这些“增值服务”，单纯的养育成本并不高。“穷人也养得起孩子？”的富人惊诧，属于“何不食肉糜”的痴问。育儿成本的真正问题在于教育。在中国，教育支出是家庭人力成本支出的大头，占比之高令人乍舌。《2019国内家庭子女教育投入调查》显示，38.8%的受访家庭用于子女校外教育和培养的投入占家庭年收入的2-3成。“再穷不能穷孩子”的观念深入人心，成了质疑穷人生娃的主要理由。然而，这种家庭教育投资的畸高并不正常，是长期政策导致的观念扭曲。
穷养有穷养的道理
正常社会中，穷人和富人的生育策略是不同的。对欧美发达国家自十九世纪后半叶的生育率研究显示，不同阶层家庭的生育率有显著的差异。最富裕的家庭不受经济条件限制，生育意愿主要取决于父母的偏好，没有固定的规律。但这部分家庭数量稀少，对社会整体生育率没有影响。
▲伊万卡一家
更为普遍的是，中产家庭倾向于少生育、高投资，教育支出的能力和意愿均比较高。低收入家庭则是多生育、择优投资的策略，宁可把有限的资源集中使用在最有天分的后代教育上。大部分资质平平的子女很早就业，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从人力投资的角度去理解，不同经济条件的家庭选择不同的生育策略是很合理的：贫困家庭的总收入有限，需要在更多的“选择项”中做出最优选择集中投资，才能指望“鸡窝里飞出金凤凰”，从而改变家庭的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中产家庭的育儿成本远高于必要成本，增加选项的负担过重，只能少生重投。这种策略风险偏高，但是中产家庭的风险承受能力也大。其实，直至清末民国，中国中低阶层家庭的传统生育观也是如此。由于科举制“朝为田舍郎，暮为天子臣”的开放属性，中国传统家庭通过子女教育投入提高家庭社会地位的意识十分浓厚。即便如此，中下阶层的家庭中，一代子女中能够进入科举教育的机会往往只有一两个，甚至宁缺勿滥。清末著名的状元、中国现代外交先行者洪均就险些错过了科举教育。洪均出身于破落商人家庭，十四岁时父亲希望他弃学从商，洪均泣求其父才获得了继续求学的机会，最后成为一代名臣。由此可见，“中国人重视家庭教育投入”确实不假，但是绝非“再穷不能穷孩子”的盲目投入。该穷养时就穷养，并不无节制地投资教育。今天的中国家庭无论贫富，都倾向于以最大的经济承受能力去投资子女学习，是长期政策限制生育的结果。这一结果对改善贫困家庭的处境非常不利，限制了贫困家庭更多的选择机会，增加了教育投资的盲目性。一些贫困家庭子弟，勉强读个三本、大专，职业选择高不成低不就，甚至瞎混啃老，是典型的家庭人力投资失败。
穷人更需要“养儿防老”
政策引导贫困家庭和富裕家庭采取相同的少养优育策略，看上去很平等，其实对贫困家庭很不利。在限制生育的政策压制下，贫困家庭失去了多生优选的天赋资质优势去平衡教育投资能力先天不足的劣势，很难赢得竞争。前几年的一次中国重点大学生源情况的调研显示，中产以上家庭出身的学生是贫困家庭出身者的17倍，就是现实最好的写照。“寒门贵子”“知识改变命运”的励志故事广为流传，然而真相是少子化正在剥夺贫困家庭在社会阶层上升的机会。少子化对贫困家庭的另一危害是，贫困老人的经济处境更为堪忧。少子化和现代福利制度之间的关系复杂，现代福利制度是导致少子化的重要因素，但是少子化正在摧毁这个乌托邦体系。而受害最深的无疑是贫困家庭的老人。现代福利体系的基本逻辑和“庞氏骗局”的借新还救没有区别，遇到的危机也是相似——新入局的成员减少，这一体系的偿付能力不足。政府可以通过其他财政收入拆东墙补西墙，但是其财政汲取能力迟早会到极限，福利体系也就盛极而衰。时至今日，几乎所有高福利国家的福利体系都已经到了极限，拐点已经出现。最为典型的是日本，上世纪九十年代还是最富裕阶层的退休老人，现在已经成为贫困化问题的焦点，甚至带动了老年人犯罪率的飙升。
▲日本老人少子化导致福利体系的萎缩，对贫困老人的冲击最为直接。富裕老人可以通过个人、家庭投资，有能力独立安渡晚年，而贫困老人失去子女赡养的经济来源后，只会陷入凄惨的晚景。这一幕正在我们的身边发生，将来会愈演愈烈。无论“高端人士”如何鄙视“养儿防老”的传统家庭经济观，都无法改变子女赡养几乎是中国贫困家庭养老问题的唯一解——实际上，中国的社会福利体系还未充分发育，已经面临了严重少子化的冲击，“养老靠政府”的路走不通。
关于人口问题的观念误区
限制人口的观念深入人心，是当下急需破除的现代迷信。最早系统提出人口理论的是十八世纪末的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他就是从这方面着眼的，他认为以粮食为基础的生活资料以算数级数增加，而人口在无妨碍（战争、瘟疫等灾害）情况下是以几何级数增加，后者远比前者的增长要快速。而且，只要生活资料增长，人口一定会坚定不移的增长，很快就会导致生活资料分配不足，从而导致无可挽回的贫困。结论就是必须由强有力的外部干预，以限制人口增加。然而，这套理论的前提就是错的。马尔萨斯提出他的人口理论时，第一次工业革命才开头，汽船、火车还未出现。更不用说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的化肥、人造纤维。这些技术带来了粮食、纺织等基础生活资料的极大丰富，完全可以支撑人口的自然增长。最著名的例子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印度。1961年被认为饥荒不可避免的印度，因粮食作物品种改良等现代农业技术的推广，很快实现了粮食产量增长十倍，支撑了人口增长7亿，粮产量的增速完胜人口增长速度，直接打了马尔萨斯的脸。时至今日，印度人口将会超过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却能实现主要粮食作物净出口。尤其是每年大米出口超过1000万吨，占全球大米出口市场的四分之一。现在人类处于第三次工业革命到第四次工业革命之间，技术加持之下，以粮食为代表的基础生活资料没有可见的“天花板”。荷兰、以色列的现代农业实现了集约化、工厂化生产，按平方米计算产量。这种不依赖耕地的高效农业，让马尔萨斯人口论失去了立论的基础。粮食等基础生活资料不足的过度忧虑之外，另一个严重的误区是就业。技术进步导致“低端人口”就业困难是想当然之辞，并不符合就业市场的变化。中国刚刚经历了工业化的历程，大量农村人口转入工业部门，所有的经济成就都得益于人口红利。技术进步非但没有带来失业率上升，反而很快就进入了劳动力匮乏的“用工难”。这就是最好的证明。在制造业出现瓶颈后，又有大量劳动力转入了新兴的服务业。十多年前谁预料到了今天满街跑的快递小哥？技术进步固然消灭了部分旧的就业岗位，却制造了更多的新就业机会，这是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而且，没有理由认为“低端人口”“体力劳动者”会被更快替代。有学者统计过，计算机的出现替代了占政府人员15%的统计和初级会计岗位，而不是码头工人或建筑工人。目前最受关注的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技术很可能冲击的是银行职员、基层公务员，而不是快递小哥。在很多发达国家，技术工人的收入超过一般白领是普遍现象，对“低端人口”就业的过度忧虑更多的是身份优越感的体现——但是，怀有这种优越感的人士很可能正在率先被技术替代的路上。因此，对人口增长造成严重社会问题的担忧大都没有根据。真正的问题不是出在人类经济活动本身，而是错误的经济政策所致。
在经济领域，穷人需要更多的自由
过度的经济干预才是贫困者失业的根源。比如最低工资制和垄断型工会抑制经济发展，消灭潜在的就业机会，是对贫困家庭改善经济状况的威胁。这些“保护穷人”的政策导致了发达国家的产业空心化，大量低端岗位被挤出、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地区。由于就业前景糟糕，贫困家庭生育意愿下降，进一步依赖社会福利体系，从而加剧了政府财政状况的恶化，最终传染到整个社会经济体系。这一恶性循环一旦形成就很难打破，今天欧美大量社会问题就来源于此。因此，在经济领域，穷人需要更多的自由，而不是以保护为名的干预。限制穷人生育的政策，就是最为恶劣的干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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