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笔/李小飞刀

张彭春是谁？

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波廷杰，用中文对“五四精神”发表演讲，把五四与美国精神联系起来，故意决口不提的李大钊和陈独秀，而把有美国留学经历的胡适突出出来，还重点提了一个人物——同样留过美的张彭春。

波廷杰（资料图）

一番鼓捣之后，国内一些人应声而起，他们的主攻方向有两个：

波廷杰“开悟”了中国人，“五四精神”多年来被有意曲解了，张彭春才是真正的民族精英，波廷杰一个美国人比中国人更懂中国，所有中国人应该感到“汗颜”。

张彭春作为《世界人权宣言》起草者之一，之所以知名度低，是被故意“抹去”了，他证明中国人是可以对“普世价值”做出贡献的。

《世界人权宣言》起草者之一张彭春（图片来自联合国网站）

在一众对华舆论战的幕僚中，波廷杰是比较特殊的一个。选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一个不太为公众熟知的人物，用美国人的话语做一番重新演绎，引发中国社会内部的对立。这是波廷杰比蓬佩奥们高明和新鲜的地方。

然而，这些人嘴里的，是真实的张彭春吗？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英、日等国为解决《凡尔赛合约》中未能解决的问题，重新瓜分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由美国建议，在华盛顿召开会议。

在巴黎和会上倍感羞辱，经历“五四运动”洗礼的中国社会，希望利用这次会议的机会，争取向日本要回德国在山东的权利，并废除“二十一条”。

鉴于对北洋政府的不信任，除政府派出施肇基、顾维钧和王宠惠作为全权代表参会外，民间也组织代表参与，一是帮助中国在美国社会制造影响；二是当“监军”，及时向国内传递消息，防止政府秘密出卖国家权益。

而天津地方推举出来的代表，就是张彭春。

张彭春出身于天津的一个商人世家，父亲酷爱曲艺，津门人称“琵琶张”，所以张自小对戏曲很感兴趣，作为“中国现代戏剧的开创者”，他是曹禺的领路人。

1910年，18岁的张彭春参加了第二届庚子赔款留美学生考试，名列第十，同期的名人有赵元任、胡适、竺可桢。随后进入美国克拉克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学习，专业是文学和教育学。

硕士毕业后，张彭春回到南开学校任教，于1917-1918年任代理校长，1919年协助哥哥——大名鼎鼎的张伯苓筹办南开大学。

张伯苓（资料图）

在南开期间，张彭春大力整顿校风，我们很多人小时候学过的，周恩来总理的座右铭：“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纽必结；头宜正，胸宜宽、背宜直；气度：勿傲、勿暴、勿怠；容颜：宜和、宜静、宜庄。”实际上是张彭春在南开学校修身班《学生之气质》讲演中首次提出的。

1919年当年，张彭春回到哥大攻读博士学位。也就是说，不是主流话语有意忽略了五四中的张彭春，人家当时根本也没有身处其中。

不身处其中不代表没有“五四精神”，“五四”是什么，张彭春比波廷杰清楚得多，那就是救亡图存。

张彭春英文剧本《木兰》首页

在美国期间，张组织了《木兰从军》这样的戏剧在华人中为国募捐。被国内选为民意代表后，他与华人各方代表接洽，携手进行维护权益的活动，并及时将会议的进展消息传递给国内。

当会议越来越不利于中方时，他感到督促已经无效，独自返回纽约，在各处进行演说，撰文宣传，制造舆论，表达中国人力争国权的意愿。

由于北洋政府一再退让，中国代表拖延时间、延误机会，张彭春心急如焚，他在给天津各团体的来电中说：

“华盛顿会议将不讨论二十一条，中国代表对于山东问题让步太多，在美督责无效。太平洋会议不久闭会，专使对不幸之调和已接受，逼迫北京是唯一的希望。”

在英美的“调停”及日本政府的“胁迫”下，近代外交权益失利的悲剧再次上演，中国的主权和人民的意愿再次被无视，北京政府被迫接受山东问题会外交涉。1922年，太平洋会议签订了瓜分中国主权的《九国公约》。

太平洋会议全景（资料图）

自己的努力和国人的愿望再次付之流水，张彭春痛彻心扉，他认为华盛顿会议的结果是国耻，“中国仅得政治上名义之尊重，丧失经济实权，重要问题实未解决，请细差条约内容，勿为空名所感，并力图自决救亡。

“其最堪痛心者为山东问题之迁就解决，二十一条之搁置不理，关税之不得自主，租借之地不允退换，凡此关系我国存亡生命者，各国皆不退让，至关各国经济之利便，则大开中国门户，任列强自由竞争，群雄携手，行见中国不数年，即变为各国资本家之奴隶，夫政治亡国，尚且有形，经济亡国，XX无力。”

“忘我同胞，觉悟此危险，速谋自强，勿再倚人而自杀矣。”

波廷杰在他的演讲中吹大牛说，正是在“美国的帮助和调停下，1922年在华盛顿会议达成协议，中国收回了山东。”

而狠狠打波廷杰脸的，正是他捧上天的张彭春。

预料到有人会曲解误会华盛顿会议的内幕，为了进一步说明华盛顿会议的内幕，张彭春撰写了《华盛顿会议关于中国问题之经过与其得失》，对各列强的算盘，尤其是美国的角色，讲得非常清楚

张记述说，美国召集会议目的是开放中国门户，倾销商品，为达到目的，必须打破英日在远东的同盟，减少军备消费，取消势力范围，保持国际协调。

而中国代表“其实起初胸无成竹，政府也未授予确定方针”，完全依赖美国顾问，并在美国人授意下提出十条原则，基本全部是虚头巴脑的空话。

尽管全国人民望眼欲穿，各团体呼号气竭，而代表却在美国人的掌控下避害就轻，隔靴搔痒，消磨时光。

而随后美国代表提出的四大纲，“简直讲，就是各国共同约定，和和气气的侵略中国，为达目的而维持其政府，俾作各国资本家之保障机关，此机关大家相约尊重其主权，以免各国自起冲突”。

“吾恐将此原则施之，其余人国中，任何一国，均将愤怒而以为耻辱，其国家人格者，然则吾中国无人格呼，然而中国代表并不以此为危险，为耻辱。”

历来，在国外国内自由主义者的话语中，对“五四运动”有句评价，是所谓“救亡压倒了启蒙”，也就是说，民族主义的声浪“很遗憾”的盖过了民主主义的启蒙，让中国人“错过了”实现民主的机会，今天的中国需要“再启蒙”。

而波廷杰眼中美国精神中国化的典范的张彭春，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呢？

年轻时的张彭春（资料图）

张彭春深深痛心的，是国弱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他希望国人“从今觉悟，立即奋起，不再偷安。其亦雪其耻乎。”

“国人果欲其国为一独立自主之国，此后须在山东问题，‘二十一条’、关税自主、南满蒙藏之领土权方面拼死力争。”

从今觉悟、拼死力争，张彭春眼里的“启蒙”，与那些“民族主义者”眼中的启蒙没有什么不同，就是唤起民众民族意识的觉醒。

而张彭春又是怎么看待有民族意识的老百姓呢？是义和团式的反智主义暴民吗？

1937年3月，全面抗战爆发前夕，张彭春赴香港，在欧美同学会活动上讲演《华北情势》，他说，中国全国人民在最近二年中，尤其近三月内，民族意识大膨胀，自求生存，不再依赖他们，这种自信力之增长，增高吾国国际地位甚高。

看来，张彭春也是个“民族主义者”。

这并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流的先进分子，没有一个不是“民族主义者”。

在人生的大部分时间，张彭春是以教育家的身份为人所知的。1923-1926年，张彭春任清华学堂教务长，并于1923年建议成立清华大学。1928-1929年张彭春任南开大学代理校长。1933-1934年执教于美国夏威夷大学。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南开大学被日军炸毁，张彭春连夜化装逃离天津。随后被国民政府委派到英美宣传抗日，争取外援。从此从教育转向外交，先后任驻土耳其全权公使驻智利大使。

日军炮火毁坏的南开校园（资料图）

1946年1月10日，联合国大会第一届会议在伦敦召开，张彭春作为中国4位正式代表之一出席会议，被任命为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常任代表，并提出创办“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案，该议案被大会采纳。

1947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成立起草《世界人权宣言》委员会，张彭春任副主席。

作为宣言的共同起草人，张彭春的贡献主要来自于几个方面：

提出整体起草方案，为宣言定性。

在会议期间，各国就宣言的一些具体条款争执不下，比如，苏联希望“人类不分种族、国家”这一句中加入“财富”这个词，而英国坚决反对，张彭春居中做了许多协调工作，打破僵局并化解矛盾。

有些代表主张来源于上帝、本性或人性，张彭春坚持人权的普遍性，解决有关人权来源的论争。

把“仁爱”“忠恕”“善政”“和谐世界”“包容”“和而不同”等中国儒家思想融入宣言。

作为世界人权体系的重要设计者，张彭春的贡献得到了普遍认可，也为当时的知识精英界所认同。

《世界人权宣言》的起草者们（图片来自联合国网站）

然而他为什么在中国不那么“火”呢，他被刻意“无视”“抹杀”了吗？

《张彭春——享誉全世界的人权活动家》、《儒家传统与现代人权建设——以张彭春对《世界人权宣言》形成的贡献为视角》、《论张彭春与国际人权体系的建构》，国内有关张彭春个人及其贡献的学术论文很多，相关会议经常提及他或者直接以他的名字命名，南开大学津南校区立着他的铜像。

南开大学里张彭春的塑像

没有人刻意“抹杀”张彭春。

张彭春之所以没那么“火”，一方面是因为他在1921-1949年这一段中国历史剧烈变动期，大多数时间不在国内。

另一方面，是他在人权方面所提出的见解，越过了时代。

1910年，斯坦福大学校长发表演讲，称人类历史今后将不再会有战争。

然而，整个20世纪，人类经历了残酷的一次和二次世界大战，制造出可以毁灭自身文明的原子弹，随后又是半个世纪的冷战。

1945年，全世界只有50多个国家，1946年2月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初建时，只有18个成员国，到1979年，扩大为43个，到1992年，才增至53个。

当张彭春在纽约起草宣言的时候，欧洲沦为“野蛮大陆”，人们为了生存无所不用其极；而亚非拉正处于民族解放运动的前夜。

中国人也不是没有对斯坦福校长描绘的世界产生过憧憬和想象，一次大战结束后，人们喜悦地走上街头，拆毁八国联军所立的“克林德牌坊”，将其改建为“公理战胜牌坊”，移至社稷坛。

然而，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上一次次被羞辱，打破了“公理战胜强权”的憧憬，中国人意识到，挣不了国权，就挣不了人权，中华民族不在国际上立起来，中国人的人权就立不起来。

《世界人权宣言》由联合国大会于1948年12月10日通过。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经验教训的结果。（图片来自联合国网站）

这也正是张彭春所愤怒质问的，然则吾中国无人格呼——我们中国就没有人格，可以任凭欺辱的吗。

“包容”“和而不同”是伟大而极有意义的思想，而越过了当年时代。

回到波廷杰，这个人就比较搞笑了。

他在演讲中，把张彭春打造成了一个“公知”“良心犯”的形象，张彭春所谓“平民主义”，与现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对立的。

张彭春在美国留过学，自然，“平民主义”的“爸爸”是美国。

然而本届内阁又有一个突出特点，是所有人都要拍特大统领的马屁，所以“平民主义”的核心内涵是什么呢？波廷杰说，应该是“美国优先”！

这样，波廷杰的逻辑就变得七拐八绕了，“中国当下不需要民族主义，而需要平民主义”，而这种“平民主义”，又是向美国的民族主义价值皈依。

华盛顿（资料图）

这种红鲤鱼与绿鲤鱼与驴的逻辑太绕了，简单地说，就是中国不存在国家利益，不能也不应该保护自己的国家利益，而是必须在内部进行斗争。一句话，美国优先，中国不配优先，最好是做“五四”前那个在国际上没有能力的、内部分裂动乱的中国。

历史不是过去，是后人对过去有目的的讲述。

但另一方面，改编不是胡编，有心不等于黑心，说历史，首先要讲良知。

对那些有意把张彭春捧成“公知”的人，我没什么好说的，出门左转，不送。

（本文参考《张彭春与太平洋会议时期的天津国民外交运动》、《张彭春_国民外交家和人权活动家》、《张彭春——享誉全世界的人权活动家》、《中国代表张彭春与世界人权宣言》《论张彭春与国际人权体系的建构》等文章，特此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