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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宏大叙事与“鸡毛蒜皮”

我们有两种中国，一种是北上广、区块链云计算、商业大佬式的宏大叙事，另一种是乡土、局部、社会性的缓慢变迁。被重视的总归是前者，但事实上，两者同样重要。

熊培云在《一个村庄里的中国》一书中说，“在每一个村庄里都有一个中国，有一个被时代影响又被时代忽略了的国度，一个在大历史中气若游丝的小局部”，我们习惯了从“中国”的角度往乡村看，得出许多高屋建瓴、高度统一的结论，却忽略了从“村庄”的角度往“中国”看，重新审视社会发展的基础和动力。

比如今天回看100年前，要了解那时激荡的革命、伟人、“上海滩风云”，总有大把的书籍、资料、影视剧，但要了解当时普通民众的生产生活、社会文化的内在变迁，就变得困难起来。于是只见波涛汹涌，不见水面下的潮涌、暗流，只见历史教科书式的面孔，不见文明的反思与传承。

费孝通先生与江村，就是一面很好的镜子。

1936年，费孝通先生回到家乡苏州吴江养病，利用暑假在开弦弓村（为记述方便其以江村称谓）进行调研，两个月的时间内，他在江村串门访户，走田头，去工厂，坐航船，观商埠，成了妇孺皆熟的朋友，在他姐姐的帮助下，还接触到稔知这一社区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各类情况的人士，使他掌握了许多资料，最终形成博士论文《开弦弓村——一个中国农村的经济生活》（后以《江村经济》为名出版），其导师，著名的人类学大师马林诺斯基称赞该书“将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发展上的一个里程碑”，并被列为人类社会学名著之一。

| 太湖畔的开弦弓村

比起民国革命炮火、历史战役、黑帮记事之类，《江村经济》并不算有趣，其记录的无非是开弦弓村的家庭、财产、婚姻、衣食住行、养蚕、贩羊、高利贷之类“鸡毛蒜皮”的小事，谈不上历史、变革、气魄。只是今天，当那些宏大叙事逐渐供上神坛，这些“鸡毛蒜皮”式的记述与思考却依然鲜活、闪闪发光。

《江村经济》作为一个世纪前的“一个村庄里的中国”，贵在实地调研，真实、详实，并以一个与民众同行的独立知识分子的立场，摆脱枯燥学术，“说人话”。从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传统中国在当时的“现代化”（技术、工业、资本等）冲击下的传承、抵抗与演变。

任何时代其实都一样，人们都是在为自己的“鸡毛蒜皮”和人生出路而战，而非简单地归结于某个宏大理想或主义。

跨越时空阅读江村，充满趣味与意义。

02

昨天，今天，明天

1957年，费孝通先生再访江村，再次深入调研，在调查中摸清了从初访江村以来，开弦弓村经济、社会和家庭的持续变化。他看到农业合作化后，由于片面强调发展农业，忽视了副业和工业，虽然粮食增产了，但村民的实际收入降低的事实，遂发表《重访江村》一文，用详实的资料分析了合作化中存在的问题，向中央提出发展乡村工业和农村副业、增加农民收入的建议。文章原计划分3次发表，但仅发表前两篇就遇上“反右”斗争，费孝通因言致祸，被划成“右派”。

直至23年后的1980年，费孝通才三访江村。此后，他以江村为对象进行持续调研，形成26次访问江村的美谈。“费老和江村”也成为开弦弓村、中国乡建研究的一张名片。

今天，随着社会发展及政府的大力扶持，江村面貌有了巨大变化。形成了丝绸、纺织工业基础，基础设施、房屋改造、庭园革命、环境美化、公共礼堂等方面，也都堪称江南村落典范。

| 江村文化弄堂

梳理江村发展脉络，前些年，随着乡镇企业的衰落，制造业的困境，江村一度泯然众人。2010年，吴江致力于打造江村文化IP，建设费孝通纪念馆及相关配套，主攻以政府、高校、文化机构研学为主的旅游细分市场。由于严肃文化仍属小众，自身又缺乏独特自然景观资源，一直不温不火。

工业与旅游均未充分发展起来，村庄缺乏致富机会。与中国众多的乡村一样，当地居民主流仍然是外出经商、务工，同时，外出村民将土地（及水面）承包给种植/养殖大户，逐渐发展出湖蟹与香青菜两大特色农产品。

总体来说，虽然是有代表性的“美丽乡村”，但与贺雪峰教授描述的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的传统乡村结构一致，呈现青壮年外出经商务工、中老年及中坚农户留守为主的空心村面貌——比中西部农村完全流出好一些，且没有“外出”太远，村庄建设也更亮眼，相当于“空心村的升级版”。

近年来，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美丽乡村、苏州市文明村建设等政府推动，乘着“乡村+旅游”的东风，江村重新进攻旅游市场。2018年，经过升级改造的费孝通纪念馆也重新开馆。

| 费孝通纪念馆

同时，当地政府规划以震泽丝绸小镇、南怀瑾太湖国学大学堂、音乐小镇、中医康养小镇、开弦弓村等构建“环长漾特色田园乡村旅游带”。其总体规划31平方公里，总投资5.9亿元，致力于打造“以丝绸文化为特色，以田园乡村为载体，打造丝绸文化传承与发展标杆”。

其中，江村定位为“现代体系江南水乡新式商业”，构建以“费老江村文化+丝绸小镇+田园综合体品牌+独特的江村街面”为基础的乡建旅游品牌。

规划气势磅礴，可现实中，大多规划依然停留于规划阶段，除了政府财政扶持下的“美丽乡村”亮化，想象中的巨大旅游市场与商业收益并未到来。由于缺乏市场基础、乡村由上而下的内生动力，政府的关注与扶持，反过来成为一种压力，令乡村管理者陷入焦虑、迷茫：

一方面，费孝通与江村作为研学型文化IP，难以娱乐化、商业化，难以获得大众市场的认可，时间久了难免形成鸡肋之感。显示出非娱乐化，相对传统、严肃的文化传承，在经济建设中的尴尬境地；

另一方面，在由上而下的压力与由下而上的动力之间，即便如开弦弓村这样的明星乡村也难以找到路径。

我之所见，江浙许多地方在“美丽乡村建设”事业过程中，脱离市场规律与民间原动力，投入巨大人力物力财力，快赶、硬上，除了形象上的亮化，并没有产生相应市场价值。比如许多远离城市的乡镇大建古镇、古街，许多缺乏旅游亮点的乡村大建民宿，实际上游客寥寥。

大量财政投入并没能产生投资价值，更像财政转移性支付，效率低下，浪费严重。可见，当前许多乡村建设事业仍然是被动的、粗放的、浮于表面的。

03

尴尬的“石头”

许多地方政府往往热衷搞大规划，言必称大产业、田园综合体、商业街、乡村旅游大版图。事实上，开弦弓村本是一个普通的江南村落，其底蕴在于费老江村文化。而文化的影响力是内在的、缓慢形成、润物细无声的，突然被拔到一个宏大商业架构的塔尖位置，就如同一块筑路的基石被镶嵌到皇冠的钻石位置，导致石头和皇冠都觉得尴尬。

文化有其自然的规律，其价值在于通过文化影响人，人与土地形成独特气质，再推动外在事物的改变。因此费孝通及江村文化，首先的受众应该是开弦弓村人，其次是研学群体，而不是直接面向大众旅游市场（除非社会更崇尚文化，更多的大众成为研学群体中的一员）。

政府和社会与其花大力气打造各种概念、规划，不如好好传承、发扬费老江村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既要村美，更使民乐”，通过提升村民素养，夯实地方文化建设，培养地方文化基因，使人与民风、民俗也成为一道“风景”，便可弥补自然风景之不足。

开弦弓村短期内注定难以依靠费老江村文化事业致富，同样，也难以依靠政府规划的“环长漾带”一二三产大融合致富。

贺雪峰教授所指出，农业经营只能依托土地，全国市场的充分形成，导致任何作物种植/养殖都难以获得长期超额利润，除非具有先天、独特优势的乡村（如景区、城郊），农民要致富，只能依靠城市和工商业。

因此江村村民与全国大多数村庄的农民一样，该进城进城，该经商经商，该务工务工，空心化无可避免。政府再如何想方设法吸引村民回流，无法解决致富问题，都将费力不讨好。

另一方面，江村依托于中坚农民（种植/养殖大户），已形成湖蟹和香青菜的特色农产品。费老及江村难以走向大众市场，然而特色农产品大有市场。当地政府与其一厢情愿地砸钱、做大规划、做大众游客、吸引村民回流，不如将精力与资源转向扶持既有优势产业，在地理品牌打造、配送供应链建设等方面下功夫，真正地为乡村服务，与农民站在一起。

04

记录乡村

时代的变迁，不只体现于北上广深，更完整、不间断地记录于“江村”。

费孝通26次访问江村，记录的不只是江村的生活，从民国民族资本主义、乡村工业的兴起，到建国初期农业合作化，到改革开放后小城镇兴衰、苏南模式兴衰、农村体制改革、太湖整治……直至今天的乡村振兴，每一次出路不管成功与否，都要回到“费老江村”的文化基因，每一次变革不管成功与否，承载于“鸡毛蒜皮”中的文明都在默默传承、变迁。

又何止江村，每一个村庄，都记录着一个中国。

每次回乡，我都试图记录故乡的变化：村民的房子从土坯到砖房，到全村都住上两三层的“农民别墅”；乡村道路从泥路到碎石路，到混乱的乡村管理与基层腐败下豆腐渣式的水泥路，直到今天村村通上坚实的水泥路；人们的土地从切割得七零八碎到田园化、机械化耕种，再到农民洗脚上岸走向工业园；故乡的石山从孩子们的乐园到荒废、荆棘丛生，到承包给外地商人采石整座山被抹平，直至这两年国家修高速公路再劈掉两座山……村庄犹如一棵树，进到里面年轮清晰可循。既知昨日的来处，也就明了明天的去处。

城市建设、经济发展就不同了，前天这里还是一条河，昨天已被填埋消失不见，昨天这里还是一座工厂工人进进出出，今天就被卖掉换上一拨挖掘机，今天这里还是一座爬满枝蔓的老房子，也许明天就变成高楼大厦……城市的目标宏大而迅猛，人们兴奋于表面的变化，以至于时常忘了，建设的目的本不是建设，而是生活，变革的目标也不是变革，而是底蕴的传承、对未来的适应。

因此每一座村庄的意义，不只是向城市提供农民工、农民子弟、农产品，也不只是工业品销售市场和刺激消费拉动，还在于她记录着中华文明的底蕴与年轮，她是中国的另一面——当世界变化太快、人们忘乎所以、陷入困顿，照一照乡村这面镜子，才不会自我迷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