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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5年春天，伦敦城里人心惶惶。在过去的12个月里，这座城市的上空已经出现了两次彗星和一次月食，嗅觉灵敏的人已经预感到灾难的临近。

到了4月份，一个叫黎贝卡·安德鲁斯女子的死亡引发了警惕，人们在寻找她的死因时发现，伦敦的码头早已被同样的症状攻陷。很快，疫情就蔓延到了整个伦敦，英王查理二世率先抛下民众，逃到了牛津郡避难，只剩伦敦市长劳伦斯爵士在城市里抗击疫情。

伦敦城里三家主力医学机构——皇家医学院、药师学会和理发师-外科医生协会本应是对抗病毒的主力，但当时的通行疗法是“放血、排汗、催吐”三件套，而随着疫情蔓延，皇家医学院仅有的55个医生还跑了40个，于是民间巫医大行其道，把大量病人提早送上了路。

政府在最初阶段也是昏招频出，比如大规模的捕杀猫狗，反倒让罪魁祸首老鼠失去了天敌。接着又在穷人区放火，试图让火焰吞噬病毒。

《死神的胜利》，描述黑死病肆虐的的画作

由于缺乏医学知识，加之各种错误指挥，伦敦群众只好各显神通：城市中产喜欢在屋里烧松香和硝石，用气味驱散病毒，而穷人只能退而求其次，把羊牵进屋制造臭气。还有谣言说伦敦没有一个烟草老板感染，于是抽烟变成疗法，就连儿童也会每天早上起床来两口。

在医疗水平拖后腿的情况下，伦敦能选择的对策只有一个，就是大规模隔离。在隔离期间，伦敦所有剧院和港口都被关闭，患病者也不能出门，城市清洁运动如火如荼，而编制每周死亡人数统计表这种大瘟疫中的创举，成了伦敦市政府在疫情中做的最正确的一项决定。

因伦敦大瘟疫设立的《死亡率法案》

瘟疫最终平息的原因至今仍是一个谜，1666年9月之后，整个英国都没再发生过鼠疫。有说法称是因为大火把贫民区的老鼠全烧光了，也有人认为是欧洲人在与鼠疫长达300年的斗争中出现了生理上的变化。虽然原因不明，但这的确是英国遭遇的最后一次鼠疫。

事后伦敦进行了大规模的城市改造，改善之前脏乱差的城市界面。而在对抗瘟疫的过程中，伦敦市政府的隔离措施也逐渐成为了英国乃至西方国家公共卫生机制的模板。当然，这些几百年前用生命换来的经验，未必能洪亮和准确的传递到几百年后执政者的耳朵里。

但无论如何，一百多年来每一次大型公共卫生事件，都是人们审视政策漏洞、改革医疗体系的契机。

01

1917年11月，俄国十月革命爆发，新成立的苏维埃政权决定从一战中抽身，远离欧洲大陆的炮火连天。

在付出了323万平方公里领土和60亿马克赔款之后，苏联与德国缔结了和约。从东线脱身的德国军队，开始全力对付西边的英法联军，此时法军已经出现了全军性的哗变，只能一边坚守一边等着刚参战的美军登陆欧洲。不过，他们迎来的不光是“王师”，还有未知的病毒。

1918年3月，8万名美军开始前往欧洲，第二个月，12万士兵便紧接着开赴前线。而就在同一个月，在美国人登陆的布雷斯特，流感开始出现，驻扎在当地的法国海军司令直接染病瘫痪。紧接着，流感以惊人的速度席卷欧洲大陆，并逐渐蔓延到了全世界。

关于流感的起源，一直有不同的说法，主流学界认为西班牙流感最初的源头在美国堪萨斯州。1918年2月底，几名应征入伍的年轻人带着“重感冒“来到哈斯克尔县的弗斯顿军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有1100名士兵因为这种感冒需要住院，流感很快在军营中蔓延开来。

流感时期的军营病房

但由于欧洲战事吃紧，美国政府选择了严密封锁消息，并命令军队按原计划朝欧洲挺进，而欧洲各国也因为战争，不约而同的选择了封锁消息。反倒是没有参战的西班牙放开了媒体报道，也让流感得名为“西班牙流感”，无辜背锅。

紧接着，流感走出欧洲，成为了波及全球的大型传染病。最开始，人们因流感去世的人超过2000万，但后来重新统计结果，将其重定上修为 5000万人，但最高上限可能到9000万人。无论哪一个数字，都远远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伤亡。

与死亡数字伴随的是几十倍于此的病人数量，由于死亡率最高的群体是年轻人，而这些人又是支撑战争的主力，使得各国政府都急于摆脱战争对付疫情。1918年11月，德国基尔港水兵起义，德皇外逃，德国政府向协约国求和，而协约国也早就没力气再打下去了。

费城军事基地内的警告标语

当时，疫情也传到了遥远的中国，疫情严重时，浙江绍兴死亡人数高达10%，当时的报刊记载：“一村之中十室九家，一家之人，十人九死，贫苦之户最居多数，哭声相应，惨不忍闻。”棺木所售一空，“枕尸待装不知其数”。

虽然相隔万里，但中国的情况并不比欧洲好到哪去，刚刚经历了改朝换代、军阀混战，还没有统一的卫生防疫体系。除了广州、上海等通商口岸能用上西方的防疫技术，大部分基层地区，抵御流感的基本手段只有中医。

大多数情况下，地方政府给只能有流感病人的家庭发放中药，组织民众在房屋内喷洒石灰或石灰水，焚烧大黄和苍术来消毒空气的做法，并建议村民每天多食用绿豆冰糖粥以预防流感。当时还流行一种银翘散的药材，结果在百年之后再次焕发光彩。

02

1910年11月，哈尔滨地区突发鼠疫，时值闯关东的务工者陆续回家过年，鼠疫经由铁路迅速蔓延到东北全境，河北和山东也出现大量病例。

当时，清政府任命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伍连德担任全权总医官，远赴东北指挥疫区防疫救治工作。通过尸体解剖，伍连德发现了鼠疫源头与人际间传播的特性，随即开始隔离行动：南满与京津铁路停运、山海关封锁、严控居民来往。1911年4月，鼠疫被彻底消灭。

东北鼠疫爆发期间的医生

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鼠疫，波及69个县，共死亡6万多人。而这次疫情，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近代公共卫生体系的建立，也间接唤醒了许多中国老百姓的民族意识。

疫情期间，日本与俄国都觊觎着中国东北的殖民利益，借着鼠疫蔓延，两国相继强行派驻警察、军队，绕开中国政府插手防疫工作，并趁机渗透影响力。俄国用重兵守住要道，并不断派检疫人员进入中国城区；日本则调动军队、排除高级军事顾问，准备随时进行军事干预。

1919年，华北地区疫情又起，驻京各国医官又以中国政府防疫不利为由，开始插手防疫工作，一时间民族情绪高涨。加之民国政府本就有与传统决裂的姿态，从洋人手中夺取疾控话语权的呼声此起彼伏。

当时，除了间歇性爆发的鼠疫，天花、痢疾和霍乱也是中国北方夏季的高发疾病，各类民间机构随之开始动员组织灭蝇运动。1912年，《教育杂志》刊文介绍美国的儿童灭蝇队，呼吁中国引进，早日与国际接轨。李大钊创办的《晨钟报》亦宣扬男女老幼都要种痘预防天花。

北平夏令清洁运动

舆论之外，基督教青年会开始在学校间举办灭蝇大会，大会期间还会进行报告、演讲，发放灭蝇器具。民国政府卫生部成立后，灭蝇运动上升为政府层面的《灭蝇办法》，民间组织的各色灭蝇运动随之被纳入官方。

1920年，北京国立医科大学举办了第一届人体标本展览会，陈列着各类头盖骨、内脏病灶和寄生虫标本，让正在经历开化的国内民众直呼辣眼睛。一年后，北京八校联合组织公共学术演讲会，公共卫生是重头戏，上午演讲、下午展览，人体标本摆在各个教室里供人参观。

北平大学医学院人体标本展览会

同一时期，高校也陆续借鉴西方的经验，将体检与体格锻炼贯穿到学校的日常事务中，北京大学从1919年起设立体格检查处，对学生分科分班实施检查。随后，体检经民国政府卫生事务所立法，将体检的范围扩大到了中学和小学，工厂招工也安插了检疫关卡，传染病患不得录用，到了30年代，身体卫生已经成为大城市居民求学和就业的重要凭证。

在那个没有广播、电视和互联网的年代，公共卫生宣传最大的创举是与歌舞戏剧表演相结合。1928年，基督教青年会创作了话剧《孙中山》，讲述孙中山为华府公子看病，通过诊断其病为神经衰弱和贫血，隐喻中国的衰落，并以输血治疗的方式暗指革命拯救中国。

话剧播出后，医学人士对这种以戏剧宣传卫生、同时引申到爱国主义的形式频频点赞，并指出了剧中演员验血、消毒、注射等动作不规范的问题。之后，各种各样以公共卫生、医疗科普为主题的话剧接连亮相。

民国时期，在一片崇信西方思潮的氛围中，公共卫生和基础的传染病防治体系也在中国得以启蒙。赴华传教的教会也掀起一波办医高潮，北京的协和、上海的广慈、长沙的湘雅等均在此期间建立，它们拥有这片陈旧大陆上最顶尖的医疗水平，甚至在一个世纪后仍然牢牢占据全国医院排行榜前列。

不过在当时的环境下，除了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中国广袤内陆的公共卫生建设依旧处于满清时代，一旦得病只能求神拜佛的状态并没有太大改观，能够覆盖全国的公共卫生体系更是无从谈起。根据国民政府在30年代做的统计，全国13种疫病的平均死亡率竟然高达23%。

如何让老百姓原理瘟疫之祸，当时谁也没有答案。

03

1958年5月26日深夜，上海第三钢铁厂工人邱财康被掉落的钢水严重烧伤，全身烧伤面积89.3%，其中三度烧伤23%。而在当时，业界公认的美国烧伤学科权威——伊文思的理论，仅适用于全身烧伤面积低于50%的情况，尚无灼伤面积超过80%的生还病例。

上海第二医学院和广慈医院组织抢救小组，调集40位顶尖医生进行抢救，经过半年的治疗最终康复。邱财康出院后，巴金以此为蓝本写了万字的报告文学，执导87版《红楼梦》的王扶林拍了中国第一部纪实性电视剧，叫《党救活了他》。

以邱财康为蓝本的连环画《钢人》

邱财康的治疗被赋予了强烈的象征意义，但在邱财康的光环之外，广阔中国却受制于积弱的经济，处于“有体系无能力，有免费无医疗”的状态。那一时期中国的公共卫生，最大的创新在于将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以满腔的革命热忱消除四害推广疫苗，以此控制了天花、疟疾、血吸虫等疫病。

朝鲜战争期间，毛主席曾发出号召：“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当时喊出的口号是“人人都来参加爱国防疫卫生运动，彻底打败美帝国主义的细菌战！”

建国之初，中国南方传染病与寄生虫病肆虐，农民在水田耕作或日常生活中与水接触，只需十几秒便会被感染，患者排泄物中又带有大量虫卵成为新的传染源，因此蔓延极快。由于血吸虫病晚期的症状突出表现为严重的腹水，因此也被叫做“大肚子病”在当时的重灾区江西省，因血吸虫病荒芜凋敝的农田和村庄随处可见。

1957年4月，国务院下发《关于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要求各地要将消灭血吸虫病当作一项“严重的政治任务”，必须充分发动血吸虫病流行地区的广大群众，为坚决消灭这一病害而斗争。《指示》中专门提到：

“用真人真事、现身说法、诉说病苦等方法，提高群众对血吸虫病危害的认识，引起群众对钉螺、虫卵的痛恨，树立对防治病害的信心和决心，使群众自觉地投入运动。”

50年代的抗击血吸虫运动

受限于当年的传播媒介技术，前期宣传工作的推进受到较大掣肘，医生挨家挨户收集粪便时，大多村民还不知道是用来检测血吸虫卵，觉得稀奇，称他们是“屎医生”。

为了充分调动老百姓预防疾病的意识，各个地方陆续印发了预防血吸虫病的宣传画与连环画。恰逢中国与苏联文艺交流频繁的背景，防控宣传也沿袭了苏联艺术中的力量型审美，宣传画中的工农同志手持锤子镰刀，面色黝黑、朝气蓬勃，强健有力的肌肉散发着50年代特有的气息。

除了疾病预防科普，还有发动群众查螺检螺。从少先队员，到工人、农民，每人都带着一双筷子到疫地捡螺，每次都能捡来不少，可距离消灭钉螺的目标无异于杯水车薪。几经摸索，防治组最后总结出了一个有效的法子：开新沟填旧沟，土埋灭螺。时任江西省委书记方志纯欣喜不已，写了一首《消灭钉螺歌》，发表在江西日报上。

中央血防九人小组两次组织专家到余江指导血防工作

经过两年苦战，血吸虫病在江西基本绝迹，官方媒体点名表扬，毛主席看后欣然命笔，写了一首《送瘟神》。

在《国家历史》一篇回忆余江县灭螺行动的文章里，水利施工工地竖立着木板钉的大横标语牌，一块板子一个红字：“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标语旁，15面红旗迎风招展：“马岗乡灭螺大军” “青山乡灭螺大军”⋯⋯15个乡4000多个民工展开劳动竞赛，三天完成了预定5天的任务。

抗击血吸虫病期间的宣传标语

凭借着这种革命热忱，中国在建国之初完成了轰轰烈烈的除四害和种痘运动。北京解放后，新成立的公共卫生局就设立了防疫班，负责传染病的防治工作，鼠疫、霍乱、天花被列为重点消灭对象。

1953年，首都人民的灭蝇运动从三里屯小学起步，春天挖蛹夏天喷药，一年时间，1亿4千万只苍蝇殒命。有了灭蝇的经验，四害之首的老鼠自然也在劫难逃，在1956年2月，仅仅北京市在一个月之内就捕鼠1600万只。

新中国成立初期，原有宗族组织解体，行政力量开始渗透进基层组织。在这样的背景下，往往北京一句口号，地方就是一阵雷厉风行，这也是建国之初，各类公共卫生问题被迅速解决的重要原因。

04

1988年1月初，上海突然出现了大量甲肝患者，各个医院的肠道门诊排起了长队。

1月18日，《解放日报》登出了一则只有453字的短消息：《卫生部门和广大市民请注意，毛蚶可能携带甲型肝炎病毒》。然而在警报拉响的同时，甲肝感染者数量开始迅速攀升，到2月初，患者已经超过两万例，而当时，上海所有医院的床位加在一起只有5.5万张。

在卫生防疫部门的跟踪检疫下，迅速锁定了病毒的来源：一批携带甲肝病毒的毛蚶在1987年12月从启东运抵上海，为了追求鲜嫩，食客们仅用开水烫了一遍就分而啖之，结果以身试毒，成了第一波病毒传播者。

门庭若市的华山医院毛蚶门诊，预检中医生检查患者有无黄疸

确定了病原，上海市政府立即做出了严禁销售、食用毛蚶的决定。在《传染病防治法》尚未出台的情况下，当时的上海堪称效率一流，工厂企业把仓库、礼堂、招待所、文化馆等改成临时隔离病房，让本企业甲肝病人入住，政府征用了中小学、旅馆等场所，几天内一共增加了11.8万张临时床位，患者全部免费治疗。

同时开始进行的是“洗脑式”的卫生宣传，上海本地电视台和广播都在连续十几个小时地滚动科普新闻；各大报刊都刊登专版大力宣传科普知识。街道、居委会则挨家挨户发宣传单，顺便排查居民有没有甲肝症状。

甲肝流行期间，230万份预防肝炎传单和35万份“肝炎专刊”送到千家万户，3部自行摄制的电视片迅速播放。这轮轰炸式宣传立竿见影的效果是，上海市民在短时间内养成了饭前洗手的卫生习惯。

上海中药一厂生产甲肝病人急需治疗使用的菌栀黄针剂

由于疫情带来的恐慌情绪，其他省市多少有些“谈沪色变”：上海电视台《医药顾问》的编导朱健出差南京，一路上不用检票，工作人员不敢接触，接站人员叮嘱他不要讲上海话。国家体委训练局对来自及途经上海的运动员、教练员实行隔离观察40天。到京开会的上海健康教育所所长胡锦华被告知，“给你们上海来的人专门留了位置”。

那年召开的全国两会上，来自上海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在北京获得了特殊待遇：食宿都和其他地区的代表委员分开。

甲肝暴发期间的上海市徐汇区中心医院

甲肝疫情在2月初到达高峰，每天发病人数超过一万例。不过除了一些并发症病例，大多数甲肝病人的治疗方式相对简单：卧床休息，每天补充维生素，并且隔离到位。当时全市10多万医务人员中，约有6万多人扑到了防治肝炎的第一线。最终，在上海35万患者中，只有28个死亡病例，远远低于通行的国际标准。

报纸号召市民居家隔离

这次甲肝爆发也彻底改变了一些城市面貌：当时，山东人也吃毛蚶，只不过是捣碎了包在饺子里，由于甲肝病毒在摄氏100度的水中待5分钟就无法存活，所以山东的甲肝发病率微乎其微。而在疫情过后，毛蚶这种登上过《随园食单》的美味几乎从上海的餐桌上销声匿迹。

同时，传染病防控的思路被彻底改变，社会公众开始意识到，一种疾病的流行可能牵涉环保、水产、商业、卫生、防疫、食品安全等多个部门，控制疾病也要各部门共同行动，开始重视“大卫生”。自此上海市成立了“卫生促进委员会”，领导“大卫生”的工作。

另一个改变是上海沿袭至今的健康教育周，每年都设有一个主题。经过了这种公共卫生事件的洗礼，现代公共卫生安全体系的建设在上海大幅加速，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传染病防治法》的立法工作。

而国内的公共卫生事件处置，也在从运动式向结构性转变，鼠疫、天花这样的烈性传染病早已离我们无比遥远，经济活动、社会分工与人口流动则愈发复杂，单纯靠老的套路，已经无法应对各类新型突发传染病，结构性的公共卫生应急体系需要在一次次考验中不断完善。

每一次危机，都是制度与体系改革的重要契机。

05

2003年，是新中国医疗卫生发展史上最重要的一年。

非典平息之后，庞大而复杂的医疗体制改革启程。中央财政机器开始定向倾注资源，政府卫生支出骤然提升。十七年后，医改的成果在新冠肺炎的蔓延中迎来大考。医改中成长起来的超级公立医院成为了支援湖北的主力，全民医保与药品降价这两项最显著的改革也在疫情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而在官方的应急体系之外，各个层面的社会力量也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有人民需要什么就造什么的五菱汽车，有穿梭在武汉各大医院的网约车司机，还有更多的人，在抖音上记录武汉人的生活、传播最新的疫情进展、讲解基础的医学常识。

从西班牙大流感、晚清东北鼠疫，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公共卫生事件，及时的医疗知识普及都是疫情防控的第一道关卡，尤其是在中国缺少“全科医生”的情况下，高效率的信息传递渠道都是普及权威信息、避免恐慌情绪的关键因素。

前段时间，河南村书记通过广播“暴躁喊话”的短视频，在各大平台爆红。随后，钟南山院士团队从尿液中分离出新冠病毒的消息登上热搜榜，再次刷新了人们对病毒的认知。紧接着，“普外科曾医生”在抖音上连更两条科普视频，讲解应对之策。

曾维根原本是位专攻胃肠道疾病的外科医生，就抗击疫情而言，他算是工作在二线。但在特殊时期，他的春节也在值班中度过。疫情暴发期间，曾维根从怎样洗手、戴口罩，讲到氯喹“特效药”和零号病人，总共在抖音上发了70多条与新冠病毒有关的视频。

同样在抖音上坚持医疗科普的还有解放军第455医院的影像科医师孙静，她在自己的抖音账号@孙大夫图说健康上，每天准时发布一条医学健康知识短视频，比如如何鉴别肺结节是良性还是恶性、CT检查应该注意哪些事项、磁共振检查的注意事项等等。

同样是疫情之下，短视频展示出了自己的另一面：获取疫情资讯、防控防护信息的资讯平台。在疫情扩散第一时间，抖音就紧急上线“抗击肺炎”专题。随着疫情形势不断发展，抖音“抗击肺炎”专题多次更新迭代，始终可以在第一时间传递官方的权威信息。

在十七年医改的反反复复中，医疗科普是一个着墨并不算多的领域，但在每一次公共卫生事件中，科普却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当大众媒介从电视、报纸全面转向互联网时，以抖音为代表的短视频平台填补了这些空白。

大概从 2018 下半年开始，抖音慢慢涌进来一些 " 奇奇怪怪 " 的号，比如中国科学技术馆的官方抖音号 " 神奇实验室 "，比如传播科学知识的 " 果壳网 "，再比如医疗领域的大V胡洋医生、张文鹤医生等等。不少人恰恰是通过抖音，养成了良好的卫生习惯。

疫情之下，抖音已然成为医学人士向大众普及防控知识的窗口、疾控部门与普通公众的沟通桥梁。疫情当前，越来越多的平台、自媒体、红人、蓝V发挥着自身优势，去牵动大众加入这场防控疫情的战斗中。

比起《柳叶刀》和《新英格兰杂志》这样的枯燥的专业期刊，抖音上的医学大V扮演着知识转录中心的角色，将“高维”的内容转换成了“低维”，在专业与通俗之间，他们传递了大众层面具有实操性的科学防控方法，真正在社会层面做到了科学防治。

无论是庙堂还是江湖，各类力量的自组织行动，为接下来的改革探索提供了重要素材。而令无数人侧目的“中国模式”，其实就是在一次又一次危机的化解中，慢慢塑造出来的。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