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上的长篇分析已经很多了，不写复杂，直接讲观点。

1、香港今日的情形虽然夹杂着经济、教育、政治诉求、历史认知等方方面面，但最关键仍是经济。全球化下的民粹主义风潮，经济问题是根本。有人认为香港的运动主力是教育、法律等高收入阶层，所以香港问题的关键不是经济，而是政治诉求、意识形态诉求。不妨反过来思考，如果香港中下层是普遍满意的，香港部分教育界、法律界人士那些形而上的诉求，是否还有广泛的社会基础？

2、香港部分中下层和中上层之所以在运动中“合流”，是因为经济议题政治化，民生经济诉求被部分中上层引导为政治诉求。民生经济，尤其是房地产问题是香港问题的关键。广建公屋，意味着中下层能够看到希望，但也意味现有房地产价格下跌、有产者和大地产商利益严重受损，同时影响金融行业；缓建公屋，意味着有产者和大地产商利益暂时得以维护，但中下层继续丧失希望。大陆已经深刻意识到地产经济的局限，因此强力抑制地产，推进产业升级，大陆没有理由不支持香港去地产化，但限于“两制”，不可能直接干预香港具体政策。但香港行政权与立法权长期没有在民生经济方面形成合力，议员各自代表相关阶层，在有产者和财界的影响下，缺乏对香港民生经济的长远考虑，往往限于维护既得利益，致使具有民粹倾向的本土议员在中下层的支持下“越挫越勇”，再加之外部势力影响，造成今天局面。

3、直选是一个被香港中上层诱导出的间接议题。香港的核心议题是民生经济，是建公屋、居住权，产业变革、增加中高端就业，但由于长期以来民生经济没有改变，因此争取直选才成为诉求。这是很扭曲的局面：大陆在全国范围强力抑制地产经济、推进产业变革，而香港中下层也希望抑制地产经济、获得更多中高端工作机会，也即，大陆今天的政策与香港中下层今天的诉求本应是一致的。可惜的是，香港中上层将“抑制地产经济”这个对中上层有直接负面影响的议题，逐渐诱导为“只能通过直选才能选出那个在香港抑制地产经济的领袖”这一间接议题，从而使中下层争取自身利益、针对香港地产经济既得利益者的诉求，变成了争取直选的诉求，这个间接议题的逻辑是：“如果没有直选，那么香港的地产经济问题无法解决”。在这一议题转换的过程中，大陆本应作为一个支持去地产化的力量，反而变成了一个反对去地产化的力量。出现这样的局面，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香港中下层的问题长期没有得到的解决，他们在政治上其实也没有独立性，极易受到他人影响；二是香港中上层希望转移这一矛盾从而有利于自身。

4、香港部分中高阶层民众的诉求有较强的意识形态倾向。与所有英国殖民地一样，香港中上层深受盎格鲁萨克逊思想观念的影响。1980年代英美推行新自由主义，香港长期又以低税、自由港、金融自由化为立足之本，中上阶层受惠于自由市场理念，财富由此积累，因而捍卫这一理念也即在捍卫自己的利益。但在深度全球化的今日，新自由主义带来的恶果普现，无不体现在住房、医疗和教育三大方面，香港医疗、教育福利尚可，但地产和公共行业垄断影响全民。贫富严重分化导致民粹风潮，不只是香港的问题，也是很多先发国家和地区所面临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无非两种方式：一是继续做蛋糕，通过经济发展使水涨船高，惠及中下阶层，使其接受现状；二是分蛋糕，在整体经济发展的同时，在住房、医疗和教育三方面向中下层倾斜，重新塑造出人人皆可攀登的阶梯。选择自由市场，意味着选择“做蛋糕”，但随着全球产业分工的转移，今天单靠“做蛋糕”已经很难解决部分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贫富差距问题，以及更为重要的机会平等问题。所以香港部分中高阶层民众只能期待与中下层达成共同的“政治诉求”来捍卫自己的长期利益，但其实在经济方面，只能是继续对立。8月14日香港大地产商集体发声，是香港此次事件的转折标志。香港的既得利益阶层将逐渐认识到，继续躲在一个虚假的共同政治诉求身后去维护自己的利益，最终的后果只能是失控的中下层将香港的整体利益破坏殆尽，从而最终让香港中上层利益受到最严重的损害。

5、香港的问题有解，根本原因在于两方面：一是大陆十分珍视香港的特殊性，尽管香港目前的政治制度很难谋长远，但大陆对香港在长期规划中的定位是清晰的，并且，大陆非常清楚的了解抑制地产和产业变革的重要性；二是尽管香港某些行业的中产人士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但香港真正的上层最关注的其实是自己的经济利益，他们对英美政治制度的现实理解要比普通民众深刻得多，香港事件的演变会让他们逐渐认识到，适应全球化的修复期，通过主动介入形成“分蛋糕”机制来重建香港社会向上的阶梯，才是对自己最有利的。

6、香港的问题有解，主要解决两方面的问题：一是通过香港现有的政治制度，使香港中下层确切的了解大陆对解决香港民生经济问题的关注和决心，引导形成立法权和行政权的合力，直面香港最核心的民生经济议题——住宅议题。二是香港的既得阶层必然要参与“分蛋糕”的过程，应使香港地产阶层充分理解，从长远看，主动参与“分蛋糕”对他们才是最为有利的。

7、有人认为，香港今天的问题是香港人维护和追求自由民主的问题。但我认为，香港问题是全球化修复期所面临的普遍和典型的问题。对先发国家和地区而言，从仍然寄希望于进一步的“做蛋糕”来解决问题，到逐渐接受必须“分蛋糕”才能解决问题，会是一个相对较慢且容易受到既得阶层抵制的心理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应当主动降温，去除关键议题旁边的杂草，直面中下层民众的诉求，让中上层认识到，如不做出调整，最终将严重伤及自身利益，才可最终获得广泛的认同，为彻底解决问题找到共识。以情绪对抗情绪，以口号反对口号，都不是解决问题的有效方式，反而会导致新的议题偏离。

8、大陆今天的发展阶段与先发国家和地区不同。站在今天这个时点，不能仅是庆幸大陆没有发生这些问题，而要去反思，为什么先发国家和地区会出现今天的问题，大陆又是因为什么原因，目前还没有发生这些问题。问题没有发生，不代表曾经做的一切都是对的，甄别过往的合理方面，对长远而言更为重要和有意义。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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