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虑”这个词，简直可以算上21世纪中国人的人生关键词。这个社会无人不焦虑。还没上幼儿园的小朋友，就开始择校焦虑。小学生被作业压得喘不过气来，焦虑。中学生高考焦虑。大学生前途焦虑。工作了婚恋焦虑。结婚之后开始新一轮的幼儿园择校焦虑。

最近这些年，我也一直在思考阶层焦虑的问题，今天特别想和大家聊一聊，起因是昨晚读了一本名为《我是个妈妈，我需要铂金包》的书。

里面讲的是一个获得过人类学学位的美国小镇女文青，嫁进了纽约富人家庭，搬进了纽约最高尚的地段：曼哈顿上东区，然后挣扎着想要融入贵妇阶层的令人心酸的故事。

这本书的作者，本身就是个极端焦虑的母亲。她在解决焦虑问题的能力上也没有什么过人之处。这本书充满了她对上东区妇女浅薄无趣的描写，以及她自身枯燥冗长乏味的内心戏。

客观地说，这是一本极其无聊的书，不推荐大家购买或者阅读。这位妇女唯一令人学习之处，就是她受过生物学和人类学的科学训练，并以简单直白的方式，将她的焦虑展示给大家。

例如，如何融入幼儿园家长的集体之中，就是最令她焦虑的事情之一。她这样描写自己的处境和内心活动：

在狒狒的团体中，新来乍到的母狒狒地位最低。新狒狒要是无法和中高阶层的狒狒结盟，她和孩子的生活就惨了。我知道一旦我和儿子被排挤，这样还住在上东区，我们的地位就很难变动。

我不想让儿子在学校成为没朋友的人，不希望我们母子俩被拒于门外，尤其是儿子不能落入这种命运。我不断想办法融入，虽然心里很受不了，还是在学校大门口拼命向大家微笑。我观察了很久，却依旧找不到打入群体的方式。

基于这种妄想式的考虑，这位极端焦虑的母亲就想方设法让自己和孩子融入这个集体。至于这种妄想本身是否成立，也就是说，在狒狒的社会被群体排斥，和在人类社会被某个群体排斥，之间的差别是什么。

这位拿了博士学位的，受过人类学训练的女士竟然拒绝探讨这个问题。那么这个差别究竟是什么呢？

在狒狒，以及其他各种野生哺乳动物的群落中，一个个体无法占据较高的社会地位，完全无法获得社会地位，甚至被这个群体排斥，都意味着着个个体和他的后代，拥有更少的食物，更少的交配机会，更大的被天敌杀死的可能性。简单说，狒狒没有社会地位，就意味着可能断子绝孙。不能融入集体，就意味着彻底灭绝。

我们人类社会是这样吗？并不是。上不了“好”的幼儿园，学龄前在家里蹲着，不会死。没有学区房，上个普通小学，也不会死。从一般的中学毕业的成绩一般的学生，去一个完全一般的大学念本科，你不仅不会被天敌吃掉，还有可能会成为马云。

人类已经进入现代社会，我们中间过的最穷的那些人都能生存，而且都能有后代。人类的生存和繁衍已经不需要社会地位来保证了。

一个狒狒如果无法融入狒狒的集体，就可能没有后代。但是一个正常人，只要他愿意，基本上都会有后代。一个野生的哺乳动物，升入更高的社会地位，就意味着更多的后代。所以一个狒狒想要生出很多的小狒狒，他必须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但是人类社会的法则几乎要反过来。

一个人想要有很多的小孩，他反而不能有很高的学历。因为有很高的学历，往往会减少一个人生孩子的时间和欲望。也就是说，决定哺乳动物的生存法则，在人类社会已经不适用了。

可能这有点难理解。我再举一个例子。自然界的很多昆虫，例如飞蛾，是以自然光线，例如日光、月光等，作为导航的工具的。他们会按照日光、月光的一定夹角来飞行。

但是飞蛾的神经系统是很简单的，它们无法理解“人造光源”这回事。当人类开始大规模使用火之后，飞蛾的系统里根本就没有“识别人造光源”这个程序，把人造光源当成自然光源，然后以此为基准按照一定的角度飞行，结果就是直接飞进火里。

这就是有的时候我感觉那些为了升学择校，为了自己和孩子未来的社会地位而焦虑的人，就有点像神经系统构造简单的飞蛾。

以前天上只有一个太阳或者月亮。现在人类发明了更加耀眼的光源：火。以前社会地位决定了生死，决定了你的子孙是否会灭绝，可是现在社会规则变了，任何正常人都可以生存繁衍。

那些在哺乳动物时期，原始社会时期有意义的东西，到了现代社会，可能不再有意义。生存和繁衍需要之外的地位和财富，就是让人化为灰烬的火。

所以有的时候我也在思考，进步对人类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如果人类科技一直进步，那么人类会不会永远生存下去？以前我非常乐观，觉得现代科技能够解决一切生存问题。但是现在我觉得未必。

因为人最低级的需求容易得到满足。例如如果所有人都想要吃饱穿暖，那很容易。但是在吃饱穿暖之后，人们便会产生关于社会地位的需求。而人对社会地位的需求是永无止境的。任何的社会制度再完美，科技再发达，都只能满足一小部分人的这种需求。

于是我们发现了一个规律：如果一个社会的物质突然极大丰富，人们的基本生活条件很快被满足，整个社会就会迎来一次大型阶层焦虑。

那么焦虑之后又会发生什么呢？我们可以回顾一下美国的历史。在二战结束之后的二十年，1940年代中期到1960年代中期，美国的经济开始爆发式增长。

在这期间，百业振兴，股市繁荣，整个社会越来越富裕，却越来越焦虑。在文章的开头我也提到，焦虑的核心是什么？是对孩子的过高期望。

美国父母在1950、60年代对于孩子未来的社会地位的期望，引发了这一代年轻人的剧烈反弹。人们经常以为越战是1960年代年轻人叛逆的原因，实际上它只是年轻人叛逆的借口。

美国1960年代的年轻人对于父母要求的对抗和对于社会地位提升的绝望，一起导致了1960年代美国文化的叛逆风潮。这次风潮的最典型时间，莫过于1969年8月份，发生在纽约市西北部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

现在的很多年轻人对于伍德斯托克一无所知。1960-70年代是摇滚乐的黄金时代，而伍德斯托克音乐节是摇滚乐史上的巅峰。在为期4天的音乐节上，超过40万的年轻人在酒精和其他药物的刺激下，在泥泞的场地中享受纵欲和享乐主义的狂欢。

他们用这种方式告诉老一辈的人，他们是如何蔑视旧的一套社会的规则，如何去浪费自己的生命，以求得在社会规则压力下的短暂解脱。

我们中国的经济从1990年代开始，经过二三十年的高速增长，在2010年代的末尾，经济增长已经露出疲态，而且年轻一代的人已经开始对老一代施加的压力提出了无声的抗议。

90后，00后，甚至10后，已经开始用抖音寻找属于他们自己的15秒的快乐，同时利用偶像、游戏和动漫来获得不同于上一代人的社会认可。

很多人的焦虑，在于你以为认清了这个世界的规则，但是年轻人不会听你们的。你们认可的东西，会被年轻人质疑和否定。因为他们自然会形成他们自己的一套规则。

就像是80后的一代，我们这代人的50后父母讲述自己小时候吃不上饭，然后上山下乡大串联，会让我们觉得你在说另一个世界的事。他们拿出一套珍藏多年的红木家具，我们会觉得他们像是被收了智商税一样。

在新一代人的眼中，钱，房子，社会地位，都是老土的父母一代人才想要的东西。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规则，有他们自己的玩法，有他们自己的社会等级体系。

有时候我们觉得自己生活了几十年，就能认清全部的世界。其实并不是。我们以为的财富和地位，实际上只是一些引着我们飞去的火。我们的孩子也不一定是傻子。他们也不过和我们一样，是另一代的飞蛾。他们只不过是把我们的火，换成了他们的火。火还是火，飞蛾还是飞蛾。

一代一代的人，其实没有本质的不同。我们不必为他们焦虑，不必逼他们去竞争，也不必去牺牲陪伴他们的时间，去换取一些虚假的地位和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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