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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Hayekist

最近，对德国经济前景的担忧一下子多起来。最新的信息指示情况也确实不太妙。

其一、2018年第四季的经济增速沦为0.2%的负增长。

其二、德国2月制造业PMI终值47.6，从2017年的峰值63.3自由落体般一路下滑，降至荣枯分水线之下，制造业活动趋于萎缩。

其三、商业信心指数也呈现加速下行的趋势，在2019年2月仅录得98.5，创下3年来的新低。

多数经济指标显示衰退的可能性在不断增加，德国经济距技术性衰退仅差一步。

但情况也许并没有想象中糟糕。

现在德国经济遭遇的困难主要来源于两个外部因素：一是英国脱欧进程依然降低了德国对英国的出口，由于英国是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所以对英出口的萎缩引起了制造业的收缩。如果英国“硬脱欧”，德国经济研究所估计德国对英国出口剧减的幅度可能高达57%；二是美国挑起的全球性贸易摩擦，叠加新兴经济体市场走软的双重影响，同样导致德国的出口受到挫折。如果这两个问题得到顺利解决，德国将重回增长。

况且，德国强劲的基本面使其拥有很强的抗风险能力。一是微观层面企业集群仍保持着全球性的竞争力，充满生生不息的活力。二是稳定的宏观层面也使得德国政府拥有充足的风险对冲政策空间。因此，即便发生衰退，也不可能重蹈“日本失去的二十年”的覆辙。相反，可以预期德国将很快修复以重回经济适速增长的轨道。

总体看起来，所忧者不在眼前的下行风险，而是民粹主义抬头带来的政府应对失措。

01

稳健的宏观基本面

低杠杆率

德国在债务控制上一直非常出众，各部门的杠杆率都大幅低于英法两国。根据世界清算银行的数据，2018年6月30日德国的宏观杠杆率仅有174.4%，其中政府杠杆率仅有66.5%，非金融企业杠杆率更低至55.5%，远低于欧洲另外两个动力火车头——英国和法国的水平。如果按国内惯常的保增长思维，加杠杆的余地是大大的。

连续5年财政预算盈余

根据最新信息，2018年德国财政预算继续实现1.7%的盈余，已经连续5年实现财政预算盈余，在欧盟内部是独一无二的。尤其在当今政治家为了讨好选民不断扩大福利开支的时代，5年的财政盈余绝对是一股难能可贵的清流，背后隐含了默克尔无以伦比的领导力。因为只有领导力才能凝聚民心，才能抗拒民众对福利的欲求，最终缩减财政开支以实现盈余。

与此相对比的就是：2019年法国的预算赤字可能相当于GDP的3.2%左右，超过欧盟规定的3%上限，这是总统马克龙向民粹主义低头同意增加福利开支的直接后果。

低失业率和低通胀率

欧洲债务危机以来，整个欧洲都在和通货紧缩做斗争，因此低通胀的环境里，货币政策仍有扩张的空间。与同受欧盟央行货币政策控制的法国相比，德国的通胀率也要好一些（注：英国的货币政策独立于欧盟）。真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德国的失业率也比法国低了好大一截，这展示出德法两国迥然不同的境遇：德国因低失业率，居民的收入有保障，自然因消费有支撑而获得更多的增长动力。而法国则深陷泥潭，“黄背心”示威抗议不绝，背后的本质原因就是失业率居高不下，居民增收困难，以至于消费不起，消费不振自然不利于提振经济增长。

在2010年不变价的口径下，2017年德国GDP为3.86万亿美元，人均GDP为46747.19美元；相比之下，2017年法国GDP为2.85万亿美元，人均GDP为42567.74美元。这个差距貌似没有想象中大，但是东西德统一之后的1991年，德国人均GDP为33742.21美元，当时的法国人均GDP为32855.99美元，法国落后不足2.6%，而16年后差距拉大到了8.9%。这期间，德国还吸收了东西德合并带来的经济代价，折合计算约为1.5万欧元（柏林大学一报告估计）。

良好的国际收支状况

德国一直是世界上最主要的贸易顺差国，贸易顺差对GDP的占比居于全球少有的高水平，且持续多年，这与日本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分化。强劲的贸易顺差使德国面对的是全球市场的需求，将受益于新兴市场国家增长带来的新需求。

02

充满活力的微观系统

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8年全球竞争力报告》，德国全球排名第三。在创新支柱方面，德国首次排行第一，因为在申请专利的数量、科学文章的刊登数量和客户对德国产品的满意程度三个维度上表现突出，企业围绕这些进行更多改进和创新。综合看，德国的微观企业生态非常健康和强大，三大企业集群维持着强悍的活力。

世界商业巨子集群

2018年《财富》世界500强榜单中，德国有32家企业上榜，数量居欧盟之首。其中包括大众集团、巴斯夫公司、西门子等国际型大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发展商业，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些大型企业与全球经济共命运同呼吸，能从不同市场需求中攫取增长的动力。

隐形冠军集群

德国出口对GDP的占比冠绝天下，背后隐藏着两个关键信息：一是德国经济的全球化程度非常高，德国的货物和服务畅销于世界各地；二是德国的货物和服务在全球范围都很有竞争力，否则就无法满足国外市场的严苛要求。

那是什么让德国出口拥有如此强大的竞争力呢？答案并非来自于西门子、戴姆勒-奔驰之类的工商巨头，因为这些企业与其国际级竞争对手相比并没有什么碾压性的优势；真正做出贡献的是隐形冠军企业集群。

对此进行开创性研究的赫尔曼·西蒙发现德国拥有世界上最多数量的隐形冠军集群，它们的共同特征是：

• 该企业所经营产品或服务的市场份额不低于世界市场排名前三或者某大洲第一；

• 年产值在二十亿欧元左右；

• 鲜为大众所知。

简言之，这些企业是垂直细分市场里的世界冠军，在所属的领域里深耕细作，拥有着“高度专业性”，非常贴近客户，因此深知客户的需求，然后运用持续不间断的创新和改进去满足客户。经历过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沉淀，这些企业对其所属领域的市场拥有了无可匹敌的认识和经营能力。

赫尔曼·西蒙收集了全世界3000家隐形冠军公司的数据，其中德国共拥有1307家隐形冠军，是数量最多的国家。如以百万居民口径下的“隐形冠军”数量考量，德国更是绝对领先。

中小企业集群

德国370万家企业中，除了商业巨子和隐形冠军之外，还隐藏着一批极具竞争力的中小型企业。这约占企业总数99.7%的中小企业（根据欧委会的定义，雇员少于250人、年营业额不超过5000万欧元，都属于中小企业），贡献了约54%的增加值，拉动了62%左右的就业，它们堪称德国工业和服务业的中坚力量。这些中小企业具有很强的市场化能力，其产品或服务质量精良，因而具有超强的定价力，甚至是在全球市场范围里都拥有很强的定价能力。

经济压舱石

相比西门子、大众和宝马这些大公司而言，隐形冠军和中小企业集群才是德国经济的真正压舱石。在经济下行周期，大企业倾向于裁员增效，但失业就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比如失业者无法维持既往的消费水平，导致消费萎缩从而加剧了经济收缩的风险。

但对于隐形冠军和中小企业群落而言，它们有更紧密的劳资关系，企业主（同时也是管理者）与员工是世俗生活里共同生长的熟人，因此即便在经济危机或经营状况不好的情况下，他们也不轻易裁员，而是尝试大家共度难关。对于经营历史长达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这些企业，连残酷的一战二战都挺过来了，更有能力去应对经济周期带来的负面影响。这些企业的压舱石作用恰恰在于可以吸收经济周期波动带来的种种不利因素，比如订单萎缩带来的收入下降，这些企业以更灵活的成本调整（对应大企业的高固定成本）可以与之适应，避免企业遭到致命打击。此外由于规模小，这些企业有着更快的市场反应和更高的经营效率，能更快地适应经济衰退引发的市场变化，也能更快地从衰退中恢复。这有助于熨平经济下行波动的幅度并缩窄下行的时间。

而且，德国隐形冠军企业和中小企业追求的是内源性增长，并不像国内中小企业那样渴求融资（自然也不需要政府降息降准或总理喊话来解决中小企业债务融资难问题），它们依赖利润留存的资金来维持运营，杠杆率很低，这也大大减轻了德国金融系统的周期性风险。德国企业部门的杠杆率如此之低（见上文表格），其中最重要原因就是这些企业的债务融资很少、杠杆率很低造成的，至于德国大型企业的杠杆率则与全球水平差异不大。

03

德国的几点成功经验

德国健康的宏观基本面和有活力的微观结构的成功经验是什么？

其一、2003年的劳动力要素改革至关重要。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高福利政策在欧洲大行其道，德国也参与到其中，向公民提供的福利水平（其中之一是失业领取的救济金仍可维持较高的生活水平）不断上升，但随之带来了新的问题，随着失业率的攀升，社会福利体系日益负担沉重，亟待变革。这时候有两个选择，一是和英法等同路，扩大政府债务以维持高福利，但最终会使得国家债务水平攀升至难以持续的水平，造成代际之间的巨大不平衡。因为今天的债务固然使当代人受益，总须后来人偿还（欧债危机就是这一问题的总爆发）。另一个选择是进行劳动力市场改革，让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减少福利保护，让民众面临失业的威胁以及在失业后努力寻找生机重拾尊严。

这是个两难的选择，德国当时的总理施罗德竭力避免走第一条道路，但又受制于代议制环境，因为政治选择很容易屈服于舆论和民众的短视。施罗德号召公民一起回顾纳粹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往事，当年希特勒就以人民社会福利（初期是以抢劫犹太人和牺牲占领地区的其他民族为代价）的方式贿赂德意志民族从而攫取了权力，最终绑架整个民族走向战争。这唤醒了民众。

最终，德国在大政治家施罗德的领导下，凝聚成民主共识，启动了旨在提高劳动力市场化改革的“哈茨方案”。这个方案的核心就是大幅削减对失业者的补贴，激励失业者尽快重新投入到工作当中去，即便为此接受更低的薪资待遇，而不是在福利救济中消极等待。这个被批评者（往往是平等主义者）贬低为“贫穷、社会阶层降级”代名词的改革方案，最终促成了德国21世纪的“就业奇迹”——失业者从400万降到200万，长期失业者从160万降到100万，相应地失业保险金的费率得以从6.5%降到3%，受雇人和雇主的负担都大大减轻了。

市场化的残忍之处在于，当个人缺乏自我奋斗动力的时候，市场就施以近乎恶毒的压力。“哈茨方案”的本质就是将失业救济（失业保险金是另一类）变为“救穷措施”，联邦劳动局所核定的失业救助金与社会救助金甚至不能保证“温饱”，这让领取救济金变成不可长久之计。相比之下，法国等其他欧洲国家因为高福利的滋养而甘愿失业的人不在少数，民主沦为这部分人索要社会福利的工具。其结果是：高福利导致了高失业，欧洲这些国家至今还深陷高失业的泥潭，更糟糕的是还拖垮了财政。

说到底，欧洲债务危机就是由于高福利引致的国家债务不可持续带来的，亟待进行坚决的自由化改革，让市场对民众形成压力，以短期痛苦换取长期活力。同理，中国1998年之后削减国企铁饭碗等的改革与“哈茨方案”有异曲同工之妙。法国则没有实施改革。 

历史也要记住希特勒也曾慷慨地许诺：“每个落地的麻雀都会得到上帝的看护”，每个“遇到麻烦”的德国人，无论是患病或是陷于贫困之中、无论是失去工作或是无家可归，都会得到纳粹党的照顾。这种诺言最终只能让国家陷入泥潭，因为靠勤奋者养活懒惰者的社会机制是不可持续的，要不走向崩溃（苏东模式），要不走向极权战争。

其二、并不是政府造就了隐形冠军和强大的中小企业群。赫尔曼·西蒙认为：“只要通过提供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让其自由生长，中小企业方就可以蓬勃发展。没有单一的因素可以解释中小企业和隐形冠军的持续成功。重要因素包括寻求成为世界最优的企业家雄心，专注于细分市场，以及全球化。隐形冠军也非常具有创新性，这不单纯是技术问题，而是客户需求与技术的整合。不过，作为德国竞争力支柱之一的职业培训，是政府发挥决定性作用的领域。公司提供学徒制培训，政府管理职业学校。”

背后的道理很简单。因为政府没有能力在事前识别哪些中小企业是适应市场的，是值得扶持的。只有激活民众无穷的创造力，让企业自己在政府事前无法预料的领域和产业展开商业实践，并经过残酷的商战存活下来。放任自由生长之外，别无他法。

另外，面对新世纪中国、韩国等后发工业国家通过发展先进技术、海外并购等措施的快速崛起，德国并没有简单地用加征关税、设置贸易保护壁垒等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而是任由残酷的市场竞争来汰劣存优。所以，德国的隐形冠军和中小企业才能在压力和动力之下不断成长，在今天仍维持着全球性的竞争优势。而没有生命力的企业迟早要扫地出门，与其保护或救助他们苟活，不如让市场出清，让其所占用的要素重归市场配置。这一观点，也是中国决策者反复向特朗普先生所阐述的（而内外一致，不持双重标准是我国的一贯政治美德）。

其三、1982至今，德国社会与政治的高度共识是坚持竞争秩序的经济政策。赫尔穆特﹒科尔领导联盟党于当年重新执政，宣布回归社会市场经济基本原则，“从更多国家到更多市场”。施罗德政府在极大阻力之下于2003年以“我们将削减国家职能”为号召推出德国战后力度最大的改革方案“2010议程”，主要的措施包括：减税、削减补贴、劳动力市场灵活化和削减社会保障等措施。这些改革措施多被随后执政的联盟党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政府所继承和发扬。

这不得不叫人击节称赞，一场痛苦的改革，可以受益十年二十年。而拖延问题，会让社会更难自愈，还会成为进一步拖延改革的新动因，因为过去的成功拖延构成了某种激励，形成路径依赖。只有改革才能促进改革，而但凡改革必然带来社会痛楚和撕裂。社会面临存量改革抉择时，政治家尤其警惕的是舆情和民意最响亮的声音，因为闻香识女人的著名对白非常适用于很多场景——“如今我走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我总是知道那条路是对的，毫无例外，我知道！但是我从不去走，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妈的，太苦了！！！”因为存量改革必有利益受损的一方，一定会高声疾呼自己的诉求，而沉默的是绝大多数。

2003年以来，德国物价稳定，财政赤字与社会福利支出不断缩减，抗击外部风险的能力一直很强，科尔、施罗德与默克尔历任政府坚持以“竞争秩序”为核心的市场经济模式功不可没。这种观念为民所有、为民所享是德国经济繁荣不可动摇的基石，也是德国经济繁荣的最重要的力量来源。

04

值得为德国担忧的因素

没有长盛不败的政治生命，也没有永不衰退的经济增长。且不说德国今天还只是在衰退的边缘徘徊，即便落入衰退也不稀奇。奥地利学派认为，经济增长放缓或是小幅负增长，并不值得恐惧，而仅是市场的自我纠错。相反，反周期的干预可能会引致更严重的后果，造成烈度更强的非理性危机，助长周期的波动性和波动幅度。衰退就如人感冒发烧一样不可避免，且生病有利于检验和调动人体免疫系统以增强未来的健康，拒绝生病反而会埋下大隐患。2003年以来，经历了次贷、欧债等各类危机的冲击，德国经济都能快速调整而走出困境。今天的困境也不外乎如此。

所以，德国所忧者不在当下的经济状况，而在于政府试图开出的药方。至于国际情势发生不利变化则近乎不可抗拒的因素了，毕竟多边秩序不依赖于一国之努力。

其一、民粹主义在德国有所抬头，有几个不好的苗头：1、德国政府发布《国家工业战略2030》，政府将对被认定为德国制造的杰出代表产业予以支持（德国政府将考虑建立一个基金，建议德国政府出面协调建立跨企业的联合体，来共同进行电动汽车电池的开发、人工智能研究等工作，并由政府持股。简言之，在贸易摩擦加剧的今天，德国政府更趋于保护主义。虽然，这个战略更多的是建议性质的，未来能否获得联邦议院的批准获得资金并采取切实的行动还需要观察。2、2018年12月19日，德国联邦议院修订了《外国投资监管条例》，将监管审查的股权比例从25％降至10％，这为德国政府干预投资自由化提供了可能。去年5月份，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认为，吉利收购9.69%戴姆勒股份并成为后者最大单一股东的收购案中，因为通报时间过晚违反了当局的相关规定。这成为德国政府对外国投资不友好的重要信号，随后又有了修法。这些不好的民粹主义思潮抬头值得警惕，由此拒绝维持和优化既定的“竞争秩序”，才是真正限制德国未来进一步发展的核心风险。

其二、国际化进程的潜在中断。全球化带来的利益不言而喻，但每个国家的受益程度有差别，这导致国际社会出现了一种反动的潮流和力量。中美贸易摩擦就是其中一个例证。当然，把中美贸易摩擦视为国际化进程可能中断的信号，是相当可笑的。其实，双方的贸易谈判本质是在重新制定双方都能接纳的新规则以利于自由贸易。但是，处置失当仍是国际化出现逆流的巨大风险因素，其中民粹主义的走强就是主要风险。德国的GDP中有一半依赖于出口，如果国际自由贸易的趋势发生变化，对德国的冲击要远大于其他国家。

德国所值得担忧的，也恰是中国值得担忧的。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理应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共同阻止国际化进程放缓以及民粹主义抬头的趋势，其首要任务就是做最好的自己，对内外革除非市场竞争秩序，让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