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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于2月18日正式公布，这一《纲要》关系“9+2”共十一个城市的未来发展路径，大湾区被定位为——充满活力的世界级城市群、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

换言之，大湾区的建设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大湾区的四个中心城市的规划与定位，基本可以概括为：香港完胜，广州淡定，深圳失落，澳门跟随。

关于香港，《纲要》给予了较高的定位，甚至可以说是“大赢家”，这与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对香港的印象其实并不完全一致。

《纲要》中，给香港最耀眼的关键词是“金融”，有些人可能会因此为深圳叫屈，因为深圳一度被称为“基金之都”、“创投之都”，不过，深圳的金融业与香港相比确实有很大的不同。

2018年3月公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中，香港排名第三。该指数自2007年3月首次公布以来每半年更新一次，香港一直获评定为亚洲首屈一指的国际金融中心。

香港是全球最活跃及流动性最高的证券市场之一，对资金流动不设限制，也没有资本增值税或股息税。

香港建立了在内地以外最大的人民币资金池。

《纲要》里同时点了一句——“支持国际金融机构在深圳前海设立分支机构”，由此，香港的金融位置其实更为稳固。

至于香港巩固和提升“航运、贸易中心”，恐怕在市场中会遭遇较大的压力，要实现实为不易。广州南沙港、深圳盐田港和蛇口港、珠海高栏港等较接近货源，成本较低，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都是香港捍卫航运中心的挑战者，实际上自2013年开始，香港港口的集装箱吞吐量持续下降。

粤港澳大湾区是全球港口最密集、航运最繁忙的区域，但在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这两个重要指标上，香港已经屈居亚军，而且无力回天：2017年大湾区货物吞吐量超过15亿吨，包含广州（5.9亿吨）、香港（2.82亿吨）、深圳（2.41亿吨）；2017年大湾区集装箱吞吐量超过7000万标准箱，深圳第一，香港第二，广州第三。

香港近年来饱受老龄化困扰，而且高房价也被人诟病。但是如今，在《纲要》中获分“金融”这杯羹，也是一件幸事，由此可获得更多政策方面的支持，未来有望延续目前的稳定发展状况。

2月16日，南丰集团董事长兼行政总裁、香港财政司前司长梁锦松在某论坛上的一席话可谓香港在《纲要》中定位的最佳注脚，梁锦松称：香港从来都是国家重要的对外窗口，虽然现在国家已经全面开放，但香港的对外窗口作用仍十分有意义。

梁锦松同时指出，香港是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物流最畅通，民营经济和企业家精神在这里得到发展。

“最自由”、“窗口”等词汇已经极其清晰地勾勒出香港不但是一个经济领先之城，也是一个形象代表，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下，香港不能停滞，只能大步向前。

香港已经是国际大都会，未来要“打造更具竞争力的国际大都会”，环顾大湾区其余十城，无一城有此殊荣，说“香港完胜”其实并未夸张。

《纲要》对广州的定位比较贴合广州的现实状况：充分发挥国家中心城市和综合性门户城市引领作用，全面增强国际商贸中心、综合交通枢纽功能，培育提升科技教育文化中心功能，着力建设国际大都市。

广州有两个定位是让大湾区多数城市“羡慕嫉妒恨”的，其中之一是“国家中心城市”，而且广州是华南地区唯一的“国家中心城市”，还有一个是“国际大都市”（当然，前面加了动词“着力建设”），仅次于香港。

准确地说，广州是大湾区唯一的“双冠王”，就定位而言，广州略低于香港，在国际性上有一定差距，但是其人口结构、经济发展后劲以及土地资源又远超香港，而且广佛同城有加速的趋势，广佛之间的交通以及经贸、科研合作也在有序推进。

在大湾区之内，说广州是最优秀的综合平衡型选手应该没人会反对。

科创层面，广州在开发区、南沙、天河等区域大力发展包括人工智能、信息软件、生物技术、新能源车等方向的产业，而且其争夺人才、资源的动作之迅猛其实并不亚于杭州和深圳，广州甚至于2018年发布了被称为有史以来最为开放的金融政策，其勃勃雄心跃然纸上。

广州在调结构实现动能转换的同时，综合交通枢纽功能还在持续增强，广佛之间早就开通地铁，未来还会开通11条地铁，广州未来还有地铁与东莞、中山对接，实现“一小时”出行时间的快速互通目标。

广州特殊的地理位置、交通优势以及对科技创新的高度重视，对广州未来的发展会起到助推的作用，尤其是其与周边城市的分工会更加明确，广州负责研发、设计、会展、商贸等方向，佛山等地则更加关注于智能制造等领域。

就人口而言，近期，广州统计局披露，2018年末广州常住人口1490.44万人，与其2017年末的1449.84万人对比，2018年广州常住人口增加了约40.6万人。

从统计数据上来看，广州15年来一直保持人口净流入。2015-2018年，广州常住人口已连续4年以每年超过40万的规模增加，前3年分别达42.06万人、54.24万人、45.49万人。

至于“科技教育文化中心”对于广州也并非溢美之词，广州聚集了广东省三分之二的普通高校、97%的国家重点学科和几乎全部的国家重点实验室，拥有华南地区最丰富的科技研发资源。

不过，“如何提升高新技术的比例，如何将更多科教资源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是广州需要持续努力的方向。

《纲要》对深圳的定位是：发挥作为经济特区、全国性经济中心城市和国家创新型城市的引领作用，加快建成现代化国际化城市，努力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创新创意之都。

这样的定位可能让深圳人和深圳拥趸有点失落，毕竟深圳这些年来气势如虹，确实有值得点赞之处。另一方面，深圳的短板也是显而易见的：媒体公开报道显示，2015年，时任深圳市委书记马兴瑞在公开场合两次批评深圳公共服务资源配套问题。

除了在当年的深圳党代会的报告中指出，深圳存在“为官不为”的庸政懒政和贪腐现象外，后来在深圳政协六届一次会议委员自由发言上，马兴瑞再次指出深圳不应“天天飘飘然”，再次痛批深圳教育、医疗和城市管理的不足。

深圳由于历史的原因，以及自身的基因特殊性，很难成为综合性“中心”或者“门户”，它更容易在经济建设，尤其是高新科技方面单点突进，那么，就放手让深圳去做它擅长的事情——创新创意，这是《纲要》制定者给出的方向，虽然是做“减法”，但可能意味着更大的责任和压力。

我很赞同诸多深圳学者的看法：深圳属于给点阳光就灿烂的城市，失落是暂时的，不快是短暂的，只有不停折腾向前才是永恒的。

“创新”是深圳城市定位的最重要关键词，自1979年建立深圳特区以来，如今四十年已逝去，如果以人的生理年龄来看，深圳似乎已经进入中年，不过它依然充满活力：深圳“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

深圳“出走”的四十年其实就是不断实践“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四十年。

澳门虽然也是大湾区中心城市，但是经济总量较小，2018年的GDP总量大概在5000亿左右，遑论香港广州深圳，就是与佛山东莞也有一定差距。但是澳门的人均GDP非常高，2017年，澳门人均GDP八万多美元，亚洲第一，全球第二，仅次于卢森堡。

澳门的经济总量对于大湾区而言影响不大，更大程度上是一个跟随者，《纲要》之所以将其列为中心城市，是因为其窗口作用，其关键词是“旅游”：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促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打造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

总体而言，大湾区未来要实现较高速度发展，文化、制度、政策三个层面需要更多沟通和协调，尤其是政策方面。

过往几十年是大湾区各城市“各显神通”的几十年，各城市更多专注于自身的发展，这在当时是正确选择。

不过，历史走到今天，在资源有限，尤其是中心城市土地资源有限，高新项目各地竞相招商上马的复杂局面下，如何进行持续有效的分工，如何让湾区内的人才、资源、土地效益最大化，如何跨越粤港澳实质上的制度门槛，如何让广佛更紧密结合，如何实现优势最大化的深港合作，这些过去已经存在的“症结”，都是决策者要思考的重点。

未来如何破局？首先是需要高质量的政策建议，其次是需要高效能的协调机构，最终落地执行时则需要大湾区各城市主要决策者有前瞻性眼光。

很大程度上所谓协调就是利益重新分配，这一分配会从大湾区的整体利益出发，而不是从城市的GDP数据增减出发，因此肯定要面对利益割舍和短期政绩让渡。

这一关跨过去了，大湾区就会驶入发展的快车道。

大湾区未来在世界版图上会有更加重要的影响力，它的向上生长取决于7000万大湾区人继续保持对市场经济的热爱，对财富的追求，对秩序和规则的遵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