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不多了。

2015年11月，党中央宣布“到2020年，中国要全面消除贫困”，而且“绝不落下一个贫困地区，一个贫困群众”。

《礼记》说，“国运清明，民无饥馑，谓之小康”。不让一人贫困，合国运，传递的正是中央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心。这样的目标，绝不是能轻易说的。

最初的进展可谓迅速。2010年时中国绝对贫困人口尚有1.66亿，到2018年末就仅余1660万，但硬骨头还是出现了。

最近几年里，在每年有上千万人脱贫的同时，也有七八百万人跌入或重归贫困圈，相当大比例是因病致贫或者因病返贫。

时间飞逝，在全面消除贫困战役的攻坚阶段，一批民营企业家站了出来。

郭广昌，复星国际董事长，一直记得他6岁时得的那次病。

肝炎，这在1970年代初的中国农村——交通落后、基层医院医疗条件有限——威胁极大。家里想尽办法带他去了一次镇医院。不过，最终是老家的赤脚医生用消炎药和土方治好了他。

四十年后，郭广昌与复星投身于一场针对中国最后贫困人口的健康扶贫运动。于郭广昌个人而言，这未尝没有恋旧、报恩的意味，不过这个行动却和中国发起的全面消除贫困的攻坚战发生了微妙的耦合。

01 

最不可能出现在企业家论坛上的人

2019年2月18日晚，亚布力论坛现场。

今年亚布力论坛的明星不是民营企业家，甚至不是第一次参加论坛的国资委和国有企业领导，而是一群极其特殊的人。他们是来自四川、山西、甘肃、云南……获奖的乡村医生和乡镇卫生院长们。

郭广昌回忆儿时与乡村医生的故事，并表示复星启动“乡村医生”项目就是希望更多人关注这群可敬、可爱的乡村医生们。

企业家与乡村医生，这个乍看略显怪异的组合，恰恰包含着打赢中国当下最重要一场战役的突破口。

这是一个仿佛接力棒似的隐喻：消除贫困，靠发展，靠企业家在市场上搏取大势，现在要靠乡村医生守住薄弱的关节点。

突破口？关节点？还有“接力棒”的隐喻，是由两个紧迫的现实决定的：

现实之一：

过去9年中国有1.49亿人脱贫。从算术平均数来看，2019年最后1660万贫困人脱贫几乎是板上钉钉。然而，一个幽灵横空出世。

国家扶贫办的调查数据显示，疾病已成为中国消除贫困的最大障碍。以2016年为例，当年中国贫困人口较上一年减少了1240万，但因病致穷、返穷也高达734万人。2017年，被疾病拉进贫困圈的人口则超过800万。

中国因病致贫人口在全国贫困总人口中的占比超40%。如果不解决这部分人的健康医疗问题，那么全面消除贫困就有可能失败。

现实之二：

更令人感到雪上加霜的是，中国的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中国现有医保体系难以系统性覆盖的区域。都知道中国医疗保障供需失衡严重，但却很少有人知道有多严重。

以就诊数来看，2013年中国人平均就诊5.4次，领先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比没实行奥巴马医保的美国还高1人次多。但区域、阶层分化悬殊——北上广等地年人均就诊近10次，接近韩国、日本，大大高于经合组织国家平均水平；而在许多中西部地区，人均就诊常常不到2次，只比一些最不发达国家好。

2016年，中国有2.9万家医院，95万其它医疗机构，1000多万卫生人员，但超过6.7亿中国人的健康与医疗，是由其中的150万乡村医生（含卫生员）主要承担的。

可以这么说，贫困人口的命运早已和乡村医生紧紧连在了一起。在中国的发展史上，从来没有那么少的人决定了那么多的人的命运。

由这两个现实可以得出一个再清晰不过的推论，维持住乡村医生热情、提升乡村医生、乡村医疗机构的服务水平，就是为中国“全面消除贫困”提供了最好的助力。

郭广昌发起的“乡村医生健康扶贫支持计划”，似乎正击中了当下中国贫困问题的痛点。

02

 没有多少人能几十年如一日直面“贫穷”

乡村医生是中国基层健康的看门人。在全面实现小康的过程中，这个边缘群体又被赋予了守住战线的特殊意义。

但直面贫穷，还要几十年如一日，需要极大的勇气。这种勇气不仅来自政府的制度性安排，更来自社会的支持。

复星和多个合作伙伴发起的乡村医生健康扶贫项目应运而生。它的具体内容包括：提供一个保障工程，升级一批智慧卫生室，提供一个慢病签约服务，救助一批患者，表彰一批优秀乡村医生。

到2019年初，乡村医生健康扶贫项目交出了一份实在的成绩单：

乡村医生健康扶贫项目已经覆盖了中国37个国家级贫困县，帮扶2828个行政村卫生室，建成266个智慧卫生室，建立3931分乡村医生帮扶档案，向10659乡村医生赠送了保险，进行了49场培训，此外，还有大量的医药、医疗设备的捐助。

更具特色的是，当一些网络青年矫情抱怨着没有“车厘子自由”而哭穷、晒穷的时候，复星从体系内各家企业派出38名乡村医生项目驻点队员，让他们长年驻扎大山里的扶贫前线，在大山沟壑间行走，访问责任区范围内的成百上千家乡镇卫生院、卫生室，和乡村医生并肩直面贫穷。

乡村医生驻点队员马怡骅正和米厘村村医、村民了解当地常见病情况

复星多位全球合伙人也全身投入这一健康扶贫战役，深入一线乡村医生的卫生室，调研、考察他们的工作生活条件，有针对性地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

在中国，论和贫穷打交道的经历，没有人比乡村医生更频繁、更日常。无论做扶贫，还是做公益，如果你从没有直面贫穷，那么就别想着能战胜贫穷。

中国乡村医生的现实是，他们大多学历不高、技术普通，处于行业的边缘地带，但正是这样的一群人的坚守，让中国最贫困的人享受到了起码的社会保障与关爱。

长期和贫困相对，你能想象他们的状态：被低收入、高强度付出、缺乏社会激励、个人前途渺茫……无休无止地困扰，难免会有机会就离开这个前线。

事实上，中国的乡村医生早就面临人员短缺、年龄老化、流失严重的问题。

据统计，中国乡村医生（包括医生和卫生员）150万，却要承担着农村6.7亿居民的诊疗和公共卫生服务的重任。

现在，你知道“乡村医生计划”来得是多么及时。于企业而言，你可以把它称为社会责任，但将之置于大时代的背景之下，置于国家扶贫攻坚战的角度思考，就陡然具有了战略意义。

面对乡村医生健康扶贫计划取得的成绩，人们也许会感慨中国社会力量的敏锐。

坦率地说，乡村医生不该是直面贫困的唯一，一个正常的社会，直面贫困的应该是包括政府、企业、社会公益性组织在内的集群。

03 

这是一场总体战

亚布力对乡村医生的支持，可以用一句俗套但却足够准确的口号来概括：不让英雄流血又流泪。

不要低估复星和它的伙伴发起的这场民间行动的意义。

到2018年，乡村医生健康扶贫项目通过乡村医生间接守护了近200万户贫困家庭，按每户3人计算，就是600万人。哪怕只是保证这600万人的生活不要因病变得更糟，那就是为中国消除贫困做出了重要贡献。

云南省红河州屏边县白云乡卫生院院长白俊美上门为村民诊治

更何况它还解除了1万多名，未来还将更多的乡村医生的后顾之忧，他们当下正是向绝对贫困发起冲锋的尖刀营。

观察这个由企业发起并在做的健康扶贫运动，你会发现它绝非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式帮扶，它是一场改变乡村医疗的社会实验，把它看成针对贫困的一场“总体战”也不为过。

公益是一项事业，只给钱反而是最偷懒的行为，在关爱村医行动中，我们很难看到这样的偷懒，能看到复星是如何把企业的资源、业务链条以及企业文化与之融合的。

我们看到钱、设备、药，我们看到针对贫困农村病人的大病医疗计划、针对4083个村卫生室的完善计划，还有12065份保单；以及长期、规范性的制度安排与运作。

整个过程是复星旗下的复星医药、万邦、复星联合保险、和睦家医疗……全系统、全产业链的对接。只有这样的对接，才有希望把中国最边缘的社会底层拉进了社会进程的洪流中，让众多脆弱的心找到归属。

所以，浙商12家企业很快加入进来。1月3日，上海市浙江商会慈善晚宴上，杉杉控股郑永刚、华服控股周成建、均瑶集团王均金等多位浙商企业家宣布成立乡村医生守护联盟，乡村医生健康扶贫项目成为浙商企业家们共同参与的事业。

再然后在亚布力，又有一众亚布力论坛企业家参与进来，让郭广昌发起的这场公益行动迅速扩充到包括泰康保险等在内的50多个中国知名企业。

2月18日晚，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理事长、泰康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东升在现场表示，泰康将参与乡村医生健康扶贫项目，希望今后每年的暖心乡村医生及乡镇卫生院院长发布仪式都在白雪皑皑的亚布力举办。

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等社会机构也在积极参与这场社会实验。同时，项目还在和有关部门沟通，希望包括大学生在内的更多的志愿者能够加入乡村医生驻点扶贫队员的队伍。

项目与行动，催生出一个初具规模的乡村医生健康扶贫平台。复星的目标是，将这一平台做成一个社会资源的连接器，去激活更多的企业、商业组织、社会机构，乃至政府部门的力量，加入到对乡村医生的关注和支持中。最终，让这项计划变成一个真正持续发展的公益事业，乃至一个真正的社会公共工程。

公益的长期性与目的性，要求从事公益的人要象经营企业一样进行顶层设计、统筹调配资源、执行、反馈并调整，务求让投入得到更好地产出，从而使得公益可以长久。也许没有谁比优秀的企业更合适。

按照“乡村医生健康扶贫”项目的发展，未来将覆盖中国100个贫困县，通过复星的运作，这些游离在中国主流社会边缘的“贫困圈”将真正融入中国的发展中。

没有什么比让受帮助的人经常能感觉到后背传来的温暖，更能给人以鼓励了。

这样一场让全世界瞩目的针对贫困的战役，最后冲在最前面的不是什么大英雄，而是这个行业最边缘化的从业者，以及在背后默默推动的企业。这是中国的进步。

从这个角度讲，不管到2020年中国是否真得实现了不让一个人陷入绝对贫困，只要有这股力量存在，这就是一件足以让人欣慰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