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你包叔

2002年8月21日，瑞士ABB集团总裁受到上海领导的接见，领导的陪同人员中出现了一位沈姓的民营企业家。

外经贸委的官员对新华社记者说：过去参与经贸外事会见的人员，除了政府领导，就是国有大企业的负责人。

私营企业老板的加入，说明政府对私营企业的重视，这类企业的地位又有了新的提高。

改革开放24年后，民营企业家的地位终于得到了承认。

几个月前，总理到浙江考察，临时改变路线，去看了国内民营企业投资规模最大的项目。

第二天，总理到了台州，一位民营企业家抱怨说：现在许多银行觉得给国企贷款出了风险责任轻，但民营企业贷款出了问题就大了，所以不乐意给民营企业贷款。

总理回北京没多久，“民营企业家”就成了一个热词。

浙江的领导说要把民营企业养得香香壮壮的，天津市政府也说，要把企业家当老大。

青岛发文件让公职人员要大胆开展工作，积极与企业家接触交往，去参加企业的年会。而一年多以前，中纪委的领导刚刚表示要“斩断官商勾结的利益链条” 。

甚至连泰康人寿陈东升都站出来，把自己称为民营企业家，他说：

我们是这个社会的根本和基础。

曾经的江苏首富在被监视居住了四年之后，前不久回到了南京。几位消失的富豪，未来将会依次露面。

最高检与最高法几个月内密集发声。最高法流动法庭到了东北，将20年前被判诈骗罪的沈阳企业家赵明利改判无罪，返还罚金，后续还会有国家赔偿。

2008年，浙江的官员们就已经不谈私营企业，只谈中小微企业了；十几年过去了，“保护民营企业家合法权益”的口号又出现了。

1

几个月前，我去福州，被胡建朋友拉去一个看起来很新的街区，福州人把这里叫上下杭，他说这里是：

闽商的发源地，是胡建商人的圣地。

这里因码头而兴起，是近代福州的CBD，但后来商人流离，逐渐衰落。

几年前，开发商融信花巨资拿下这个旧改项目，答应了政府很多条件，包括保留和修缮大批遗留建筑。现在，它叫海月江潮。

上下杭区域的建筑大多来历不凡，民国时期，福州四大富豪中，有三位把家安在这里；十大富豪中，八家住在这儿。

不上民国福布斯，都不好意思和邻居打招呼。

这一带最著名的商人，当然还属东南亚华侨首富胡文虎。在抗日战争中，胡首富捐款千万，是全国最多的。

胡文虎靠卖万金油在二战中发了横财，回到老家胡建后，在上下杭地区开了药店、报社，修建了医院和学校。老一辈的福州人说“胡文虎在上下杭脚毛掉几担”。

胡建建筑和胡建商人一样，外面看着是不起眼的灰塑图案，但内部都是以壕为美，不惜工本。闽商住宅的高峰，是距离 “海月江潮”几百米外的采峰别墅，福州最著名的私家建筑之一。

采峰别墅的主人杨鸿斌卖饼出身，有一次他上船卖饼，结果随船“漂”到海外，最终在马来西亚成了大富豪。

今天的胡建商人喜欢说，几百年前，他们是第一海商。胡建的一位学者则认为：

海商是一帮政府的弃民，在实行海禁的政府眼中，他们永远是走私者。

说白了，就是倒爷。

既然是倒爷，肯定不会因为贷款慢一点，利率高一点，员工工资和企业税费比以前高一点，就哭诉说为什么和庙堂只能谈恋爱，不能结婚；就肯定不会年纪轻轻，就吵着要退休。

陪同我参观采峰别墅的朋友说，杨鸿斌这就是典型的胡建商人，天不怕地不怕，敢为天下先，爱拼才会赢。

这时旁边年轻导游的声音飘来：

杨鸿斌特别胆小。政府修复采峰别墅，在厨房、天井、防火水缸下、卧室甚至鱼池里，找到了很多密室的洞口。

2

住在“海月江潮”里的新闽商们，不会知道修整上下杭的艰难。

1984年3月21日，大概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企业家向政府成功伸手要权。

在福州开会五十五位厂长经理们联名给当时胡建省委书记项南致信，呼吁给企业“松绑”放权。

这份信当天就放到了项南的办公桌上，他亲自加了编者按，发到了第二天《胡建日报》的头版：

要把捆在他们身上的绳索解开，让他们前进，让他们发展，让他们起飞。

松绑放权很快在全国推广。这被看作是中国企业改革的先声，写入了中国现代公司史的第一章。

日后，这次上书会被一次一次提起，尤其是在历史的转折时期。

那是一次甜蜜的改革，居庙堂之高的人忧民，处江湖之远的人在忧君，还有比这更和谐的画面吗？

当然，越来越多的史料证明，这一切其实是在胡建主官项南的默许和鼓励之下完成的。

上书的两天前，项南在胡建省人大说，放权是一个重大的改革。这才有了两天后，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黄文麟号召大家上书。

他亲自起草了信件，并亲自驱车把这封信送到项南办公室。

一曲借厂长经理之口唱出的双簧，就此传为佳话。

项南当然没有预料到，没多久，他自己的命运会被“松绑”了的企业家们改变。

一年半后，《人民日报》突然曝光胡建晋江假药案 ，晋江县陈埭镇涵口村的村镇企业将白木耳饮料假冒为感冒冲剂，还仿造药政批文号，向全国推销。

尽管项南迅速处理了造假的企业，并一再强调：

乡镇企业这枝花上长了虫，正确的方针应该是“捉虫护花”。

但中央调查组最终来到胡建，项南公开做了五次检讨，依然被调离岗位，受到党内警告处分。一个改革的先锋人物就此陨落。

在离任前几个月，老书记项南大概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命运，他说过自己就好比是一个新疆姑娘，满头的“小辫子”让人家抓。

项南在胡建的五年结束了。

从北京出发到胡建赴任前，领导在怀仁堂约见他，说组织派你去，就是因为你是胡建籍，熟悉胡建。项南说：

我从小离家，胡建话都不会说。

就是这位被南下干部和本地干部夹在中间的人，在胡建干了很多今天看来依然是冒险的事情。

章奇和刘明兴两位学者认为，边缘人反而更容易走群众路线，因为他们意识到，在现行框架内，要保证自己的生存，就只有更紧密地依靠群众的支持，而不能指望从上级获得庇护。

这也是文革之后，浙江经济活跃度领先全国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只是资源禀赋匮乏的胡建商人，比其他人走得更远了一些。

3

1986年3月19日，项南到了晋江陈埭镇涵口村，村委负责人内疚地汇报了假药案的查处。项南得知还有13万元公共积累被作为赃款扣留，对新省委书记说：

如果这笔钱确实有账可查，就不应该扣留。

这是他在胡建做的最后一件事情。

改革和开放带来的巨大政治压力和风险，被小部分人默默承担了，项南是这样，日后的海南的雷宇也是这样。

他们都成了那个代价。

回望历史的时候，人们会理所当然认为，自上而下的雨露会庇荫每一个人，但其实，决定命运的，更多的是小气候。托马斯·奥尼尔说：

一切政治都是地方政治。

怎么对待国营和民营企业，其实项南早就提出过明确的标准。

陈埭镇闹出假药以前，一直顶着乡镇企业的争议，项南去陈埭镇去安抚人心，说：

我们限制什么、反对什么，主要通过税收、信贷和工商行政管理来实现。

他可能没有想到，三十年后，还会有人用血统来区分企业。

我见过的胡建商人，都有着极强的求生欲。有人费尽心机参加阅兵观礼、有人上春晚献国宝，在一位胡建企业家在厦门的办公室里，我第一次见到了所有领导人的墨宝。

我的好友兽爷曾经说过，中国市场经济征程比长征还要波澜壮阔。长征中有牺牲的、掉队的、病死的和叛变的。

剩下的人，才可以进工商联，可以入选“中国改革开放100人表彰名单”，可以住在融信“海月江潮”里。

想要和别人并肩而立，胡建商人要跨过更多山和大海。

假药案爆发的时候，领导和项南说“该抓就抓，该杀就杀”。我查了下，当年晋江假药案中那几位被抓的村民没有被杀头，出狱后做起了建材、贸易和鞋材生意。

项南之后的胡建，已经是民营经济的高地。胡建民营经济在社会经济中的比重，长期高于被视为商业重镇的浙江、江苏和广东。胡建的商会数量居国内之首。

假药案之后，晋江信用破产。没人愿意和晋江商人做生意，晋江人在火车和飞机上都不敢暴露家乡，生怕会被旁边的乘客排挤，连靠窗的位置都坐不到。

但是现在，晋江是全国前五的工业强县，有5万家民营企业，46个上市公司。

甚至连互联网行业，胡建人也是一条亮丽的风景线。最有潜力取代BAT的两家公司，都是胡建人创办的。

2014年的一场官司中，人们发现阿里巴巴把不和胡建莆田人做生意，写进了规章制度中。

2017年3月，郭台铭到莆田考察，听市长说他的好朋友孙正祖籍莆田。郭台铭不信，马上打电话向孙求证。

这位阿里巴巴的第一大股东在电话里承认：

我是个莆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