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2日，海南省人民政府企业家咨询会议成立大会暨第一届年会在三亚召开。这是一次规格相当高的会议，咨询会议主席是马云，副主席是马化腾，成员还有梁建章、宁高宁、周其仁等大佬。

引发关注的并不是会议本身，而是马云在会议上的发言。他说：

海南不需要做中国的夏威夷，而是应该做二十一世纪的夏威夷或者二十二世纪的夏威夷；

另外一个定位是要对标香港，且必须超越香港；

今天海南面对未来机遇，是能不能率先进入数字化时代……到那个时候，长三角、珠三角是不是最发达的地区，我认为还未必一定，那时候的经济版图一定会改变。

将海南对标夏威夷，对标香港，甚至要超越香港，改写经济版图。在去年海南喜提全岛自贸区的政策红利后，这番调门很高的发言，不啻为又给海南注入了一针强心剂。

作为和深圳一样拥有特区身份的试验田，海南自从1988年脱离广东独立建省以来，过去三十年可谓相当失落，唯一有存在感的旅游业，还背负着宰客的骂名。

三十年后，海南再次站到改革前沿，那么，马云超越香港的论断是随便说说的客套话，还是言中了海南的未来？

即便经济总量比香港更高的上海，论国际地位和影响力，都不能说实现了对香港的超越，所以所谓“海南超越香港”，老实说，的确是极富想象力的论断。

可以以最直观的GDP进行对比。2017年海南的GDP是4462.54亿，在31个省市中排名倒数第四。如果当一座城市来进行比较，这个规模大体高于台州、临沂，略低于济宁，在全国各城市中可以排到45位左右，是名副其实的经济薄弱地带。

再来看香港。2017年香港本地的生产总值，折合成人民币，大概在21530亿左右，和广州深圳的水平大体相当。所以，“海南超越香港”，换个对比的方法，也可以理解为，临沂赶超广州或深圳。

二者可以对标的地方不是没有，比如此前海南就学香港搞过赛马，后来因为政策原因不了了之；再者两地都有优良的深水港，不过在进出口上，海南2017年的进出口总值才勉强刚过700亿，跟香港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二者的差距有多明显不言自明。

当然，海南与香港在发展水平上的落差，在今天看来可能缺少对标的必要性，但三十年前那些下海的体制内公务员、小商贩、大学生，一定不会这么认为。

彼时，中央大手一挥，经济特区的加持下，“海南梦”五光十色、炫彩斑斓。以至于独立建省的1988年前后，十万人才齐下海南，涌向这块钦定的改革开放前沿阵地，并铸就了一次现象级的人口迁移浪潮。

那几乎是海南最高光的时刻。往前看，在中央三线建设将资源投入到中西部的四川、陕西等地时，海南作为国防的战略前沿，没有被委以大力发展经济重任；往后看，房产泡沫让海南经济今天还面临着创伤，而与深圳在发展轨道上的分道扬镳，意味着失落三十年的开始。

在这点上，海南和“毗邻”的广西的命运颇为相似，它们在历史上都和广东休戚与共，在海权时代有着临海的地缘优势，但在中国融入全球分工体系的过程中，却都阴差阳错地错过了发展时机，变成偏居一隅的失意者。

回顾改革开放的历史，海南至少错失了两次历史机遇。第一次是1988年成立特区，第二次是2010年国务院推动海南建设国际旅游岛。

对于海南来说，1988年前后也是它最接近成功的时刻。若踩准窗口期，海南完全可能作为改革的先行者，成为国内外的贸易中转站。但与深圳大胆尝试、充分放权，切换到市场经济的赛道不同，海南几乎走了另一条道路。

涌向海南的人才和热钱，嗅觉敏锐地发现，外界对海南发展极高的预期，让这里的房地产充满想象力。彼时的海南，满大街衣着光鲜、油光满面的房产经纪人，他们寄生在这条来钱最快的生产线上，而非像珠三角的名民营企业家那样，按部就班地做外贸或者中国制造。 

数据显示，1991年海口的房价还只有1500元/平，两年后的1993年，就冲上了7500元/平的高峰。这种与国人购买力极不匹配的房价水准，最终成了击鼓传花的游戏，只是造就了一批暴发户，而等到资金链条断裂，留下一堆烂尾楼。

此后数年，海南都得为当年的房产泡沫舔舐伤口。而在投机式的发展思路之外，海南相对于香港和深圳的区位硬伤，也逐渐显现出来。

反观同样作为港口地带的香港，既有工业基础，又不乏历史积淀；更主要的是，珠三角的庞大腹地，还为之注入了充足的人才和广阔的市场。至于深圳，一边是香港这个全球金融中心、“超级联络人”，一边是来料加工的产业高地，这让它成为外资外企进行产业迁移的首选。

相对来说，海岛海南则孤零零地偏居一隅，和广东割断联系后的它，既没有充足的人口和土地，与内地的联系也因为海峡的阻隔变得遥远。

更为致命的是，海南在本该进行快速工业化的时期，将大量资金投入了房产，导致直到今天其工业都仍然处于塌陷状态。以2017年的数据为例，海南的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只有487.08亿元，深圳的这个数字，则超过了8000亿。

正所谓“无工不富”，不管是香港，还是上海，几乎没有哪座城市能够跳过工业原始积累的阶段，一步到位地变身为贸易中心或者金融中心。

这也正是海南错失第二次发展机遇的原因——一方面，工业基础薄弱，意味着无法提供完善的基础设施，后者正是旅游业赖以发展的根基。

另一方面，旅游业本身是高度不稳定的产业，它的产业链短，辐射带动能力极为有限。如果作为支柱产业，那更适合体量微小的城市，而非一个人口近千万的省份。

从上世纪80年代早期的倒卖汽车风波，到房产泡沫，再到旅游业的负面丑闻，我们都不难发现，这座造梦之地，充斥着挣快钱的思维，而没有将重心放在夯实产业基础上。

甚至直到今天，工业跛足的海南，仍然在过度依赖房地产。2017年，海南全省的固定资产投资额度为4125.40亿元，其中房地产开发就达到了2053.11亿元，这也让它成为全国唯一房产投资占经济总量的比例超过30%的省份。

马云在演讲中提到，海南的机遇在于“率先进入数字化时代”。其实，地区经济发展并没有弯道超车的捷径。中国近几十年的发展，在互联网产业上的话语权，未必是跳过了工业化的时期，而只是将它压缩在了一个很短的时间范畴内，然后从东往西进行分层次的产业迁移。

同样的例子还有贵州，它打出了“中国数谷”的定位，但大数据中心美名背后的贵州，目前更多也只是全国的机房，位于产业链下游地带。至于附加值更高的研发部分，仍然牢牢掌握在北京、深圳等一线城市。

一个肉身还没有完成工业化的落后地区，哪怕一只脚迈进了数字时代的大门，离改写经济版图依然相去甚远。

所以，海南需要的并不是对标香港，而是中西部四川等地，先完成基本的工业化过度，再去发展旅游、贸易。

工业基础不足，就无法创造出足够的就业机会，来吸引人口流入。过去几年的抢人大战，揭示了相反的逻辑；同时也生产不了可以面向世界的产品，这意味着那些将世界各地货物运送来的邮轮，只能空载而归。海权时代低下的运输效益，自然不可能将港口优势发挥。

薄弱的工业之外，相对深圳来说，海南似乎缺了点经济特区所需要的敢想敢干的气质，和充分放权的市场环境。投机思路盛行，也说明海南的营商环境，在形成正向激励这一点上，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封闭的海岛环境，多少带来了海岛思维的局限性，但换个角度看，它也意味着海南几乎是中国是错成本最低、最适合进行改革试验的场地。有深圳成功的经验在先，海南的上限，在于经济特区真正能够“特”的什么程度，自由贸易港能“自由”到何种地步。

眼下，海南迎来第三次历史机遇期。但天赋满满的海南，要找回失去的三十年，需要的不是凌空蹈虚，而是脚踏实地，先把基础打牢固。

在海洋文明时代，一个地处东南亚和内陆连接线上，占据优良的深水港口，且拥有政策赋能和宽容改革环境的海南，仍然值得期许。我们祝福海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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