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掀起反转基因之战以来，主持人崔永元成为拥有众多信徒的意见领袖。到了2018年，由于举报范冰冰等人“阴阳合同”一事，引发了娱乐圈稽查风暴，崔永元的声量达到了巅峰。在他众多拥趸眼中，“正义”与“敢言”的形象更为牢固，由此也极大地博得路人的好感。

所以，当“最高院有贼”五个字出现在崔永元微博上时，一桩纠纷十多年，曲折离奇的陕西千亿矿权案，注定在众目睽睽之下，迎来最终的结局。

现实总是比小说更精彩。纵观整个事件，如同一部好莱坞大戏，其中商战、悬疑、法律、权谋诸多元素应有尽有，情节曲折，伏笔深藏。而最为抢眼的，是“演员”们可圈可点的表现。他们有的台前奔走，有的深居幕后。或许呼号无助，或许权贵交织，共同构成了一幅荒诞的众生相。

赵发琦是千亿矿权案的当事人、凯奇莱公司的法人。他出生于榆林米脂农村，是陕北最早一批外出闯荡的人。1983年，赵发琦在内蒙古额济纳旗服役。1987年，他被分配到榆林地区物资公司，担任采购员。这段采购的经历，让他学到了做生意的基本知识。

后来因为和单位汽车队队长打架，赵发琦被公司处分，让他自己承包单位采购任务，每月上缴固定的利润，差旅费自理。等于是把他给“流放”了。正是这次流放，让赵发琦有了大展宏图的机会。

他做的第一单生意是倒卖摩托车。在计划经济年代，商品匮乏，赵发琦的摩托车不愁销路，利润也很可观。赚得第一桶金之后，赵发琦逐渐开始参加一些工程投标。期间也做了其他生意。比如投资油井。但都是见好就收。总之，只要觉得赚钱的生意，他都愿意去试一把。

2003年，原煤价格已经走出了自1994年以来的低谷，整个行业正在复苏。这一年前后，大量山西商人把资金投入到煤矿，随后的四五年里，他们成为中国资本圈话题性十足的人群。煤炭资源丰富的陕北，因为交通相对落后，反应稍慢，但已有一些民营资本涌入这一领域。赵发琦嗅到了商机，觉得“搞个煤矿也挺好”。

当赵发琦瞄准煤矿时，他很快找到了一块“宝地”。幅员279.24平方公里的波罗井田勘查区。这么大的地方应该有矿，但想找到准确位置，查清储量多少，勘探要花不少钱。就像有些地方流行赌石头一样，榆林地区也流行赌矿，划一片地，交钱勘探，探着矿了就发财，没探着就打水漂。

赵发琦一发狠，押上了1200万，结果，祖坟上冒了青烟，他赌赢了。煤矿很快被找到，而且储量惊人，约有20亿吨。按当时的煤价，值3800亿。得知这一结果，赵发琦估算一年可能有几十亿收入，“哥们儿发了。”他的朋友听说后纷纷戏称他“赵盖茨”。

如同天上砸下来的馅饼，还没等赵发琦缓过劲来，他就陷入了与西勘院的合同纠纷中。起因是后者还未与赵发琦解除合同，便与“香港益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在同一标的上签订合作勘察协议，导致“一女两嫁”。

赵发琦的财富梦就此落空，并陷入长达12年的官司。他所面对的是一张无形的大网。2010年，赵发琦的凯奇莱公司被陕西省政府吊销工商营业执照，且以涉嫌虚报注册资金罪遭到通缉，被关押133天后无罪释放。

在被抓之前，赵发琦已经开始搜集对手的犯罪证据。而此次被抓，更加坚定了自己与对手抗衡的决心。此后，赵发琦连番举报，一路佛挡杀佛，包括最高院副院长奚晓明、陕西省国土资源厅原厅长王登记、陕西省国资委原主任祝作利、陕西省地矿局原局长张宽民、榆林市委原书记胡志强、陕西省委原书记赵正永等人。

虎口夺食，取代赵发琦的凯奇莱公司，将陕西千亿价值的煤炭储量轻入囊中的，是一位神秘“女港商”刘娟。

刘娟是陕西泾阳县人，比赵发琦还大6岁，与赵发琦农民出身不同，刘娟出身干部家庭，其父刘鹏是安康地区平利县原县委书记，后担任陕西省科协秘书长职务。由于长得漂亮，凭借深厚的家庭背景，17岁初中毕业后，刘娟被安排在安康文工团短暂任职。她一路顺风顺水。19岁进入中国陕西省农业机械化领导小组办公室。22岁时进入陕西电视大学中文系学习三年，后就读于深圳经贸大学涉外经济法律系。

1990年毕业后，刘娟在陕西省政府办公厅当了两年的打字员。

尽管只是一名打字员，但收获也不小。在这里，她认识了后来的丈夫赵大新，赵是刚分配来的大学生，拉得一手好风琴，两人都是当时“活跃分子”。二人的结合被称为一段佳话。后来赵大新离开办公厅，官至省直机关团委书记、党委副书记。    

再后来，赵大新调往西安市雁塔区挂职，是雁塔区唯一一个副厅级副区长。刘娟则选择了下海，1992年去了香港。而赵大新在雁塔区副区长的位子上干了12年。

刘娟投身香港的最初阶段，做的是服装代理生意，但在赵大新的帮助下，很快就熟悉了资本运作。几年以后，刘娟以投资商的身份回到西安，开始投资房产领域，位于北大街附近的新时代广场就是其中之一。     

在熟悉刘娟的人看来，“刘娟锋芒毕露，而赵大新则绵里藏针”。就是这样一对互补互助的夫妻，在赵大新调到北京之后不久，传出了两人离婚的消息。   

不过，此时的刘娟拥有了自己的人脉圈子。在香港完成转身之后，刘娟开始利用并进一步培植在内地的政府系统人脉。最能证明其政治能量的是，2006年6月5日刘娟执掌企业中化益业煤化工项目开工典礼，政府官员悉数到场，或致辞，或表达殷切希望，场面十分热烈。2018年12月28日，刘娟现身人民网，她的最新的身份是广西政协常委，同时也是香港义工联盟常委副主席，香港各界文化促进会常委副会长。 

正是刘娟和香港益业的强势“插入”，让事情变得复杂起来。当赵发琦和西勘院扯皮的时候，刘娟却突然杀出来，临门一脚。她拉来了大企业中化集团，两家合资成立公司，拟投资165亿上马240万吨甲醇项目，作为配套，那片煤田就归了刘娟。

事实上，玩资本的刘娟并无心搞煤矿开发，这个活前期既苦又累。她主要把精力放在了如何把股权倒手卖个好价钱上。没多久，刘娟找好了下家，以总价2.49亿出让了两个项目51%的股权，接盘的是另一家大企业延长石油。2008年9月，合作方案正式签署。

刘娟确实是玩资本的高手，一进一出，两年时间，刘娟获利2个多亿，这财技真是牛掰。

梳理陕西千亿矿权案的整个过程，自2006年5月，赵发琦将西勘院起诉至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获一审胜诉，不久，西勘院向最高法上诉，最高法将陕西高院的判决发回重审，同样的证据材料，在二审中赵发琦却输掉了官司。于是，不服输的赵发琦再次向中国最高法院提起上诉。

2017年中国最高法院判定凯奇莱公司胜诉，西勘院与凯奇莱公司签订的《合作勘查合同书》有效，双方继续履行。然而，在最高法的判定1年多后。至今仍未在双方之间履行。

死结就在最高院那里。而承办该案的法官叫王林清。

王林清可以说是才华横溢，他是公检法系统唯一一个双料博士：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学博士后，也是‌‌“全国法院办案标兵‌‌”，‌‌“中国国家机关青年五四奖章标兵‌‌”。

这些光环依然不能掩盖他性格的缺陷。朋友说，王林清为人相当耿直。他之前办过一个山西煤矿大案。涉事方想给他送两千万，他不为所动，要秉公执法。这可急坏了这个煤矿的涉事方。最后最高法的纪检部门给他施压。具体怎么施压，这里就不详细说了。总之是各种威逼利诱，都被他严词拒绝。

种种迹象表明，王林清这个人确实“有点轴”。2016年9月还入围“首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的王林清，2个月后就遇到了一桩奇事：他承办的案子，案卷不翼而飞。

这个千亿煤矿案卷丢失之后，王林清感到暗流汹涌，已经超出了自己能够把控的范围，只能主动要求撤换自己。他的同事发现，他几乎一夜苍老，憔悴万分。但是大家都知道，丢卷一事与他完全无关。

王林清录视频自证清白这事儿，一个最高司法系统的法官，尚且依靠这种方式自保，那普通人该是何其艰难。如果世界上多一些这样的人，可能这个世界就少了很多冤案，多了更多公平。

事实上，我们叫他‌‌“王法官‌‌”，其实有一些勉强。其实，他的‌‌“法官‌‌”身份，恰好处于一个尴尬的交叉地带。本次曝光视频，将他的身份问题凸显了出来。

这两年，法院推进‌‌“员额制‌‌”改革，虽然一般大众并不关心，但这确实是中国司法史上的大事件。法院工作人员，将分为三类：法官、司法辅助人员、司法行政人员，只有入额法官才可以独立办案；同时，实行法官单独职务序列及工资制度，拉开薪酬。所以，入了员额，才是真正的、完整意义上的法官，没有入员额的人，包括助理审判员，不能独立办案，将逐步过渡，转为‌‌“法官助理‌‌”或者行政人员。

这一改革的精神，符合世界潮流。但是，对王林清来说，却是尴尬的。2017年7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首批367名法官入员额宣誓，名单中没有王林清。

在目前‌‌“最高人民法院内设机构主要人员‌‌”网页上，有所有审判员的名字，每个庭室都有，总共五百人左右，但没有王林清的名字。所以，他并不在‌‌“主要人员‌‌”名列。

反正已经被排除在“主要人员”之列，王林清把心一横，决心与赵发琦成为同一战壕里的战友。

截至1月8日，王林清已经发出了3段视频，在最新的视频中，王林清表示对于合议庭一致的矿权归属意见，杜万华要求他重审。“尽管你们合议庭意见一致，但鉴于这案件的关注度高，而且背后的利益很大，不能因你们合议庭一致意见就这么定了。”还说：“周强院长有明确指示，要发回重审”。 而王林清表示作为案件承办人，不同意重审，这违反民事诉讼法。但杜万华表示，“你保留个人意见，赶紧回去合议。”

王林清在视频中表示，根据2012年修订的中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原审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子做出判决后，当事人如果继续提起上诉，那么二审法院不能再次发回重审。而在最高法审理的这起案子已经是二审。

所以，视频中王林清提及领导明确指示“发回重审”，明显是违反法律规定。而二审中离奇丢失的卷宗，或许掩藏着一些不可言说的秘密。在这场波诡云谲的最高院失窃案中，参与的“演员”包括周强、杜万华、赵正永等人。或许，后面还会有更重量级的“演员”浮出水面。

2018年，崔永元引发了一场娱乐圈的稽查风暴。2019年伊始，他又在司法系统领域扔了一枚重型原子弹。

“陕西千亿矿权案”其实并非一个新案件，十多年来该案引起几百家媒体的关注，相关的公开报道达上万篇。其威力却不及崔永元一条简短的微博。他以王林清的案卷丢失为切入点，炮轰最高法。来回几个回合后，崔永元取得了初步胜利，调查正在进行。

如同举报范冰冰等人“阴阳合同”一样，崔永元有条不紊地把握着节奏，他一边漫不经心地发着微博，一边又警觉着各方的反应，其中的风险也可想而知。崔永元1月4日在脱口秀中表示，“现在据说有二三十拨人要暗杀我。二三十拨，就不用担心了。”

然而，围绕这一桩最高院判决一年，仍未能执行的悬案，谜团和暗影依旧云山雾罩。可以肯定的是，它将考验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健康度，并见证着司法改革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