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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2月16日,凌晨一点,位于台湾台北近郊的一处公寓里响起了急促的电话铃声。
没有人知道这一声响,将会成为历史久远的回音。
接电话的是个36岁的中年人,名叫宋楚瑜,正担任蒋经国的秘书。电话那头是美国驻台湾大使Leonard S. Unger,中文名安克志。他告诉宋楚瑜,有紧急事件,需要立刻面见蒋“总统”。
在这之前,宋楚瑜并没有告诉过大使自己家里的电话号码。
他直觉将有大事发生,立刻开车,前往蒋经国居住的中山区七海寓所。
此时,蒋经国已经入睡,屋子里漆黑一片。宋楚瑜摸着黑进屋,开了灯,轻声叫醒了床上的人。这种行为,此前从未有人做过。
蒋经国醒了后,说了两句话:什么事?请他来吧!
三点钟,安克志到达。在客厅里,传达了美国总统卡特的口信:
7个小时后,1978年12月16日上午10点,美国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布联合声明,于1979年1月1日正式建交。
也就是说,美国要与台湾断交,把这个小弟抛弃了。
从这一天开始,蒋经国中断了持续40年的日记。当天台北股市大跌了近一成。
不久,台湾又组织两万多人搞了一场示威抗议,并现场发布行为艺术:买了一大堆花生,扔在地上大家踩。
为啥?据说是因为当时的美国总统卡特是个种花生的农场主出身。
瞧瞧这思路,跟多年后这边砸自己买的日本车,如出一辙。
半个月后,中美如期建交。
当天,《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布了一封信:《告台湾同胞书》。
我们代表祖国大陆的各族人民,向诸位同胞致以亲切的问候和衷心的祝贺。昔人有言:每逢佳节倍思亲。在这欢度新年的时刻,我们更加想念自己的亲骨肉——台湾的父老兄弟姐妹。
信中没再使用“解放台湾”这个词,报纸头版的右上角还有一篇配文,《停止炮击大、小金门等岛屿》。很多人明白了,大陆对台湾的政策要发生变化,要和平解决了。
蒋经国正在气头上,发表声明:绝不接受。并制定了一系列政策,统称“三不政策”——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
台湾成立了一个反统战组织,名叫“固国小组”,专门负责抵抗大陆的和平统一攻略。宣传部门也坚持之前对大陆的心战策略,广播喊话,鼓动这边的人过去“投诚起义”。
那时,两岸没有直接往来的通行工具,于是有人就采用了一种极端的方式去台湾——劫机。抢一架飞机,去看阿里山。
从1971年到1998年,发生在中国大陆上空的劫机案件,已遂的有19起,其中有14起是要去台湾的,占总数的74%。与此同时,也有台湾的飞机被劫持来大陆。
这么多劫机事件,还往往涉及多个国家,不谈判解决是不行的。即使从这个最偏的角度来看,“三不政策”也维持不下去。在众多因素作用下,大陆和台湾越走越近,最终促成了直航的实现。
如今,整整四十年过去,两岸关系有了新的形势,劫机行为成了被历史抛弃的过往。
那些发生在海峡上空,既惊险又荒诞的情节,却也能给今天以惊醒。
01
1982年7月25日,一架从西安到上海的航班,再有10分钟就要降落了,突然从乘客中站出来三个人,冲进了驾驶舱。
他们拿匕首指着机长的头,大喊:给我们飞到台湾去,不准在上海降落!不听话,就要你们的命。
这是发生在中国大陆上空的,第一起企图劫机飞往台湾事件。
其实,劫机事件在国际上并不鲜见,四十年代就有了,到六七十年代时,因为冷战兴起,彼此间通过劫机叛逃,数量也达到高峰。70年代后,又不断发生为了钱而劫机,类似于抢银行。
从1960年到1977年,全世界共发生了550多起劫机案件,光是1969年就发生了86起。
为此,联合国专门制定了公约,把劫机事件列为国际犯罪,要求缔约国家要互相配合,给予劫机者惩罚。当民航客机发生劫机与暴力事件时,确保旅客人身安全是最重要的原则。
可以说,八十年代前,中国在劫机犯罪领域,是落后于世界水平的。
因为那时中国处于封闭状态,对外界的信息了解不多,没有人想到能通过这个方式去国外。购买飞机票要有单位的介绍信,乘机人要求是县团级。飞机票的首页印的不是旅客须知,而是语录。
再说,群众运动天天搞,一点风吹草动就把你拿下了,也没那个胆量。要说有劫机,主要是空军飞行员驾机叛逃去台湾。
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始与世界接轨,能更方便地接受外来信息。有国际案例借鉴,犯罪方式就随之多元化了。
那时候民航机场普遍都没装安检仪器,只是在柜台前贴个告示,说别往上带危险物品啊。托运行李时,工作人员会问一句,但并不对包进行检查。刀子和枪很容易被带上去。
当时,中国的航班上还允许吸烟,座位旁边的扶手上有个小暗格,推开就是烟灰缸。而日本的飞机已经开始禁烟了,不少日本的烟民为了能在飞机上吸烟,就专门选中国航班坐。
所以,有这种环境,劫机迟早会出现。
不过,中国的第一起劫机,并没有成功。
这趟航班的机长是个老资格,快60岁了,解放军出身,有三十多年的飞行经验,没有被吓倒。他一边拉起飞机爬高,不停地兜圈子,一边跟劫机者对话:
——不管飞到哪里去,都要有规定的航线和飞行资料,你们有吗?
——我们有指南针。
——我飞机上的罗盘还不比你这强一万倍,快收起你这破烂货。
歹徒被机长的气势给搞蒙了。此时,飞机进入云层,开始颠簸。机长又说,都挤在驾驶舱里,没法飞行,你们去后面谈判。
他是想让歹徒离开驾驶舱,去往乘客舱。因为,主席在《论持久战》中说过一句话: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
歹徒还真给说动了,拿着匕首朝后舱走去。机长一使眼色,一个乘务员冲着旅客大喊:
同志们,是共产党员的站出来,我们一起跟坏蛋们干呀!
他拿起一个飞机上的拖把,夹头夹脑就朝歹徒头上招呼过去。旅客们也纷纷操起热水瓶、汽水瓶、雨伞、水箱盖......当时的情形,就跟植物大战僵尸似的。
最后,歹徒们被打晕在地,战斗结束。机舱里响起一片欢呼:我们胜利了!
这么一闹,飞机在天上整整拖延了5个小时。最后机长把飞机停在机场时,飞机上的油已经彻底用光了。
这飞机上有几个美国佬。中国有历史时,美国还没有地理呢。他们哪里经过这种场面,以为遇到这种事就得赶快投降。死里逃生后,他们竖起大拇指,给机组点赞,说:
真伟大,真了不起,只有中国民航才能做到!
像是法国大革命一样,每个人都勇敢地、不顾性命地冲上去!
要返回西安时,上海市特意给他们举行了欢送会。市长汪道涵亲自到场,讲了话,他说:
在国际上发生的劫持飞机的非常活动中,能在机组人员和旅客的配合下取得胜利是罕见的。这只有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才有可能。
整个机组还受到国务院的表彰。飞行组成员记特等功一次,乘务员记大功一次,各晋升一级,还有奖金。机长被授予反劫机英雄称号。
他们成了与犯罪分子做斗争的英雄,围绕这次事件做了报告,谈了体会。
机长说:
这次反劫机的胜利,是在党和人民的亲切关怀与支持下取得的。我一定要戒骄戒躁,谦虚谨慎,做一名人民信得过的航空驾驶员。
一位机组人员说:
当时我想到的只是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关键的时候到了,党需要我挺身而出。我从未忘记入党志愿书上写的一句话:要终生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
在北京首都剧场,民航总局举行了盛大的庆功授奖大会。同一天,在上海,几个劫机犯以“反革命破坏罪”被执行枪决。
不过,之后也有人提出不同意见。理由是,如果我国的飞机被劫持飞到国外去,咱们以“反革命破坏罪”提出引渡,难免人家以为咱们这是政治罪名,到时候不予引渡怎么办?
后来再修订刑法时,“反革命破坏罪”就被取消了。不过,已经是15年之后。
在这15年间,中国大陆又发生了几十起劫机案。
02
1982年的劫机事件发生还不到一年,1983年的5月5日,又一起劫机事件出现了。
从沈阳飞往上海的一架三叉戟客机,对,和林副统帅乘坐的是一个型号,在飞到渤海湾上空时,被几个人给劫持了。这次他们的武器升级了,拿的是手枪。
带头的名叫卓长仁,是沈阳有名的倒爷。当时全国正在打击经济犯罪活动,他听说自己的事情被列为大案处理,要遭到逮捕,就纠集了几个人,想逃到台湾去。
机长说油不够,不可能飞到台湾。卓长仁就要求先飞到韩国首都汉城,在那里加油。他在航校学过飞行,牢牢守在驾驶舱,监视飞机的航向。机长没办法,只好向东飞去。
那时,因为朝鲜战争的原因,中国和韩国一直没有建交,中国对它的称呼是“南朝鲜”。如果飞到那里去,很不好处理事务。所以机长留个了心眼,方向虽然朝东,却悄悄去了朝鲜。
他的打算是,朝鲜空军要是发现了客机,必定会升空拦截,强迫降落。在老铁的地面上处理事情,就容易多了。但是飞机在平壤的上空溜达了一圈,却毫无动静。
卓长仁朝下面一看,这城市的样子和中国差不多,没几个高楼,知道上了当,于是强迫飞机跨越三八线,继续前往汉城。也就是现在的首尔。
倒是韩国的军队,远远看见一架飞机从北边飞过来,还以为朝鲜人民军来了,马上就发出了空袭警报。五架军机升空,做出战斗准备。
机长按照国际航空的规定,把机翼上下晃动了一下,意思是说,你们别紧张,我这是客机,没有危险。
韩国一听来了架中国飞机,高兴坏了。
为啥呢?因为那时中国开始对外开放,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市场。他们早就想和中国打交道了,但苦于一直没有机会。这下好了,马上放出口风:韩国愿意合作,协商解决,并且承担全部费用。
之后,中国派了个代表团过去,韩国给予了热情接待,晚宴的餐厅里专门布置了中国的屏风和书画。外交部副部长孔鲁明说,他对中国文化非常崇拜,因为他自己就是孔子的第72代传人。
左边的就是孔鲁明,看看长得像不像孔子
孔副部长是不是孔子的后代,没法证明。反正后来,韩国人说孔子也是他们的。
这次商谈的结果是,机上的乘客跟随中国代表团回国,但劫机犯还得留在韩国,按照国际公约,交由法庭审判。
为显示友好,在那几天里,韩国把机上的乘客接到了汉城四星级的喜来登酒店居住,还安排他们四处参观。
他们去到百货公司,每层楼面的商铺都赠送了礼物。比如,服装部送了名牌衬衣和女士内衣,箱包部送了便携式旅行箱,食品部送了韩国特产......不知道是不是辣白菜方便面。
要说最讨喜的还是家电部,送了每人一台收音机,带四个喇叭的。当时这东西属于中国家庭四大件之一,可是不容易买到的奢侈品。
虽然因为劫机虚惊一场,但因祸得福,最后竟满载而归。用报纸的话说,箱子里装的都是“中国和南朝鲜人民的友谊。”
当晚,喜来登酒店为旅客准备了自助餐。一听说是免费随便吃,大家的胃口都打开了。第二天,韩国的报纸是这样报道的:
80多位中国客人,一共吃了265人份的牛排,98碗凉面,100多瓶啤酒......
至于劫机者卓长仁,被韩国政府判了6年有期徒刑。其他几个,有判五年,四年的。
但台湾却不情愿了,一心想把几位劫机犯接到岛上去。此时,那个叫醒蒋经国的秘书宋楚瑜,已经当了新闻局长,他发表讲话说:
我们对大陆同胞夺机成功、获得自由感到欣慰与庆幸。对机上的人员,只要他们愿意回到自由祖国,政府表示竭诚欢迎。
台湾认为劫机是投奔自由的政治事件,不能用国际公约来处理。岛上还掀起了一场“救援义士”的运动,组成了一个“中华民国各界支援大陆飞韩国争取自由六义士委员会”。
他们聘请了精通韩国法律和国际法的律师,专门去韩国为劫机者辩护。最终,韩国宣布停止卓长仁等六人的服刑,驱逐出境。
1984年,卓长仁等人到达台湾,受到热烈欢迎,鞭炮齐鸣,锣鼓喧天,就差没有红旗招展了。小蒋总统亲自接见,每人奖励台币500万元,相当于26万人民币。
这一年,韩国和台湾的进出口总额,占韩国外贸总量的30%。
中韩之间的这次接触,开启了中韩恢复建交谈判的机会,被称为“劫机外交”,类似于中美的“乒乓外交”。9年之后的1992年8月,两国正式建交。中国也承认了韩国的国名,不再称其南朝鲜了。
那一年,对华贸易占韩国外贸的比重是3.2%。
到了2017年,中国建交25周年时,这一比例已经是28%。中国成为韩国的最大出口国,韩国还长期对中保持顺差。
而对台贸易,已经下降到韩国外贸总量的2.5%。
就像韩寒老师说的:
小孩子才分对错,成年人只看利弊。
03
就在台湾全力“营救”卓长仁期间,又发生了一起劫机事件。
1984年3月,一架从英国伦敦经香港飞往北京的飞机,在香港短暂停留后,朝北京飞去。刚到广州上空,一位乘客掏出了一封信,递给空姐。
这可不是一封情书,因为他让空姐把信转交给机长。信上写的是:
我要求飞机改变航程(也可称为劫机)......请立刻与地面控制台联系,让他们通知北京和香港,告知我的要求:北京应处决毛的妻子江青......香港不要共产主义。
但这只是我对北京的忠告,我当下的命令是:北京应命令韩国在数小时内释放六位中国夺机者,立刻送他们去台湾。
送完信后,他还脱掉外衣说:“我身上没有武器,我是个和平人士,我要求飞机现在飞往台北。”
但是,飞机上没有一个人扑上去。英国机长也没有任何犹豫,乖乖地把飞机开到了台北,降落在桃园机场。
就这样,仅仅靠一封信,他成了第一个在中国上空成功劫机到台湾的人。他名叫梁伟强,是个香港人,做生意的,经常出入台湾,还娶了台湾的妻子。
那么他还为啥偏要劫机去台湾?在登记之前,他给妻子留了一封信,信中有句话:
人的一生,总想做些自以为是伟大或不凡的事情,我经常记挂着一句名言——中国人应有雄伟的气魄。
到了台湾后,梁伟强被强行送去精神病科进行了检查,没发现有明显精神病症状。
他的哥哥在接受采访时说:梁伟强喜欢台湾,有可能想借此冒险行为,以获得在台湾定居。
从这件事中可以看出,中外机长在处理劫机时的态度明显不同。
对外国机长来说,一听到有人劫机的消息,首先是保障乘客安全,听从劫机者的命令,哪怕对方没有武器。而中国机长,首先会想着有没有机会,把劫机犯给干掉。
在劫机去台湾的同时,也有台湾居民劫持飞机来大陆的事件出现,并且还改变了历史的进程。
1986年5月3日,一架隶属于台湾航空公司的波音747货机,在从曼谷飞往香港的途中,突然转向,降落到了广州白云机场。原来是被机长王锡爵给劫持了。
王锡爵是台湾空军出身,还是美台合作的秘密侦察部队“黑猫中队”的成员,三次被选为“国军英雄”。他曾经驾着U-2侦察机,到兰州上空执行任务,差点被导弹炸死。
U-2是美国发明的王牌侦察机,携带有高分辨率照相机,能全天候执行任务。很多摇滚青年的偶像U2乐队的名字,就是从这来的。
执行空中侦察任务很危险,所以一个飞行员只需要飞满10次,就可以退役。而在黑猫中队,只有3人最终功成身退了,王锡爵就是其中之一。
退役后,他进入民航公司上班,做驾驶员。大陆改革开放后,消息开始流通,他得知在大陆的老父亲还健在,一心想回大陆见亲人,所以就趁这次机会劫机过来了。
他受到广东省长叶选平的接见,叶选平是叶剑英的长子。1979年,《告台湾同胞书》是以人大常委会的名义发的,那时叶剑英是人大委员长。
王锡爵激动地说:
我很想念大陆的山河和亲人,见到你们很高兴。台湾同胞都盼望两岸能够通商、通邮、通航。
而货机上的另外两个人不想留下来。大陆这边希望台湾能派人过来,协商处理事务。但是台湾还在贯彻蒋经国的“三不政策”,不愿直接接触,想让香港做中间人来处理。大陆没有答应。
多年前,《告台湾同胞书》发表时,虽然台湾的媒体没有报道,但这封信还是通过对台广播、空中传单、心战喊话等途径传递到了岛上,对退伍老兵群体的触动很大。
当年他们匆匆被裹挟去了台湾,退伍后很多人谋生无路,属于底层群体。他们迫切想见大陆这边的亲人,涌起强烈的思乡情绪。老兵们不断上街游行,举的牌子上写着:
白发娘,盼儿归,红妆守空帏。
抓我来当兵,送我回家去。
这次劫机事件发生后,更是刺激了这种情绪。很多人发表声明批评台湾政府,都是因为不开放探亲才造成这样的事。
最后没办法,台湾还是派了人处理劫机事件,双方在香港协商。结果是,大陆主动归还了飞机、货物和不愿留下的两个人。
留下来的王锡爵,担任了中国民航北京管理局的副局长,后来,做到了全国政协常委。能达到这个职位的还有一个台湾过来的,就是游过海峡的林毅夫老师。
受这次事件处理的影响和压力,1987年10月15日,台湾通过了《民众赴大陆探亲办法》,允许除公务员和军人以外的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一年可有一次,一次3个月。
当时,台湾准备了10万份申请探亲表格,在半个月内就用完了。
长达38年的两岸隔绝状态,最终因为一次劫机事件破了冰。
04
1988年,厦门航空2510号飞机,被两名年轻人劫持。他们警惕性很高,机组人员没有找到制服他们的机会,最后只好按要求降落到了台湾高雄。
台湾对乘客说:我们都是骨肉同胞、亲兄弟姐妹,欢迎你们留下来。
乘客说:我们的亲人都在大陆,我们还是回家吧。
和之前大陆处理王锡爵劫机事件的方式一样,台湾把两名劫机者留了下来,其他乘客又坐飞机返回了。
于是,这架飞机就成了1949年以后,第一架从台湾直接飞到大陆的中国民航客机。
这种处理劫机问题的方式,被称为“人机分离”。也就是人留下,飞机回去。在这之后,就成了一种惯例。因为劫机犯屡屡得逞,竟然掀起了一个劫机高潮。
1993年4月6日,从深圳飞往北京的一架飞机,又遭到了劫持。劫机人拿着枪,逼驾驶员将飞机开到了台湾。之后,按照“人机分离”模式,他们留下,飞机返回。
带头的小伙子叫黄树刚,是个宾馆的采购员,他喜欢看名人传记一类的书,偶像是希特勒,老盼望着自己有朝一日也能一鸣惊人,干出番大事业。
但是在工作时,他没有经受住金钱的诱惑,贪污了20多万元公款,在那时可是个大数目,毕竟万元户就算土豪了。宾馆发现账目有异,派人来审查。眼看事情要暴露,他便想着劫机去台湾。
为了制定行动计划,爱看书的他,还特意买了本惊险小说《女劫机者》作参考。这本书是当时地摊上的畅销货,作者雪米莉,号称是与金庸、亦舒齐名的香港女作家。
其实是内地的一个创作团队,故意取的这个笔名。领头人是个留着大胡子的抠脚大汉,他们打造了100多本类似的书籍。可见,那时候中国人就会做营销号了。
黄树刚还买了两把真枪,一把玩具枪。他把真枪放在盒子里,然后在盒子外面相同的位置放上玩具枪,正好盖住。过安检时,测试到有枪支,工作人员没收了假枪,但是真枪就带上了飞机。
这次劫机成功后,从1993年6月到1994年6月,中国竟然接连发生了11起劫机案,创下了世界范围内牵涉到一个国家劫机案件的最高纪录。
劫机的成功率越高,发生劫机事件的数量就会增大。形形色色的劫机层出不穷。
有个26岁的马鞍山人,买了一张从南京飞往福州的机票。飞机起飞没多久,他就冲到驾驶室,大吼“飞台湾”!
机组安全员和其他人——这架飞机上还有103名乘客冷静地观察了他许久,最终确定,他是孤身一人,且身上没有任何武器和爆炸物。一拥而上,把他按倒。
有个人在长沙飞往福州的飞机上,把卫生纸装进保温杯里,牵一根线出来,假装是炸弹,把飞机给劫到了台湾。
同机的有他的妻子、母亲和两个孩子,共五口人。这次事件被称为“合家五口旅游式劫机赴台”。
有个天津的炼钢厂工人,买了一堆鞭炮,从里面提炼出半斤火药,用布包缠在头上,又戴了个帽子,骗过了安检。把飞机劫了。以后,坐飞机的人再安检就必须摘掉帽子了。
不过,这次劫机并没成功。乘务员对他说,飞机油不够,需要先降落加油。他就同意了。飞机在南京降落以后,机组人员立即组织旅客同时从几个舱门下飞机。人都快下完了,警察也上来了。
这个人最后被判了无期。
有个唐山人,姥爷在台湾,过得不错,经常给他们寄钱。他在唐山的歌舞厅一夜就花了一万多。他劫机到台湾,一下飞机就说:我是来找外公的。
台湾一家报纸评论说:
有理由怀疑,他是不是把民航客机当成了私家车或者出租车?
劫机案多了,发生怪事的概率也就大了。除了一架飞机会被两次劫持外,也有空姐竟然连续遇上劫机。厦门航空有个空姐就中了彩:
1993年6月24日,我随公司班机从常州飞往厦门途中,突然被一名歹徒从后面拦腰抱住,遭劫持了......11月5日,在从广州飞往厦门的班机上,我所在的飞机再次被劫持......
第一次劫机时,我以为是哪个乘客精神病发作,第二次又发生时,我感到实在不可思议,怎么老是发生劫机事件?
远离了革命激情时代,机组人员现在基本都按照对方的要求,乖乖飞到台湾,把他们放下,再飞回来。这也让劫机成功率大增。
因为频繁的劫机赴台,台湾也获得了一个称号——劫机者的天堂。
针对这种爆发式现象,两岸打起了嘴仗。
大陆这边说,根本原因是,台湾不予遣返那些逃过去的罪犯,纵容了这类人想铤而走险去台湾的行为。
台湾那边埋怨说,是因为大陆机场的安全检查太不严格了。
大陆反驳说,在同样的检查条件下,为啥这些人不劫机去别的地方,都要去你那里呢?
其实,去的人多了,尤其还都是在大陆犯了事的,不是贪污、诈骗,就是逃债,台湾那边也受不了,很厌烦。
台湾当时的“内政部长”叫吴伯雄,对,就是那个吴伯雄。当1993年第八起大陆劫机去台湾的事件发生以后,他感慨地说:
真是世界民航史上前所未有的笑话。
尽管如此,1994年,中国民航总局还是紧急拨款近3亿元,进口了一批国际上先进的安检设备。有X光机、安全门、监控设备等。在那之后,劫机急剧减少。
05
随着两岸局势的变化,这种冷战时期的对抗也缓和了。
1988年小蒋去世,接班人李登辉上台后,开始了全面的政治转型。1991年5月1日,他终止了“动员戡乱时期”,等于说是放弃了反攻大陆。
在处理两岸事物上,台湾在1990年成立了海基会,大陆在第二年成立了海协会,担任会长的正是接见过反劫机英雄的前上海市长汪道涵。两岸关系开始进入一段蜜月期。
此时,那些去往台湾的劫机者的命运,也发生了变化。
曾被封为“反共义士”的卓长仁,到台湾后,除了拿到一笔钱外,还被安排到“大陆问题研究中心”当副研究员。但他一个混子出身,没文化,也研究不出啥东西,被认为是“志大才疏”。
之后,派他去大学进修,但也没混到文凭。见自己不是从政的料,他又想到做生意,拿着劫机给的奖金,进入了房地产行业,结果被骗得血本无归。
最终,他和台湾的黑帮接上了头,算是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组织。1992年8月,因为参与绑票杀人,他被警察逮捕,最后被判处死刑。
台湾媒体吐槽政府说:
坏人改不了犯罪的本质,本有劫机案底的卓长仁落到今天的地步,不啻给当局自己脸上打耳光!
但是这些消息,并没有被广泛传播,大陆这边妄图劫机的人,还以为他们在那里过好日子呢。
对于处理劫机事件的方式,1993年,担任行政院长的连战也宣布,将按照国际惯例审判劫机者。所以,那年黄树刚劫机到台湾,接待他的不是鞭炮和锣鼓,而是监狱。
台湾法院判处他有期徒刑十年。他下巴都惊掉了,说:“不可能,我不相信会有这种事。”
而大陆这边对台湾的审判结果,也没有进行报道。毕竟是丑事,不好张扬。所以,当一些人在大陆犯了罪后,还继续想着跑到台湾去,开始新生活。
其实,他们一下飞机就落了网。1993年到1994年动手的那些劫机者,在台湾大都被判处了9年到13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但是,两岸在关于遣返劫机犯问题上一直没有达成协议。
大陆要求把所有劫机犯都遣返,而台湾那边只想遣返在大陆犯过罪的,对于一些出于政治目的投奔台湾的人,还在考虑。
事情的改变发生在1997年3月10日。一架台湾的客机,被一个台湾人劫持,要求飞往大陆。真有点风水轮流转的意思。
台湾人叫刘善忠。他劫机的理由是,他是外省(大陆)人,但他工作的周围都是本省人,说台湾话他听不懂,所以他不想呆在台湾了,要回大陆。
飞机最后降落在厦门机场,这是第一架从台湾直接飞往大陆的台湾客机。飞机所属的台湾远东航空公司,也成了两岸实现“直航”的第一家公司。
而在这架飞机上,恰好坐着一位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叫高育仁,他之前一直反对两岸实现直航,没想到自己却成了“直航”的第一批人。
他的女婿叫朱立伦,后来当选了国民党主席。
刘善忠没想到,大陆人对他的见面礼是一副手铐。他一个劲大喊“轻点,我是自己人,是来投诚的”,也不管用。
几个小时后,被劫的飞机就原路返回了。两个月后,刘善忠也被遣返台湾。最后蹲了整整10年监狱。
开了这个头后,1997年7月,台湾也开始遣返大陆的劫机犯。第一批是两个人,黄树刚和韩凤英。对,就是喜欢看小说《女劫机者》的那位,如今他真和一个女劫机者成了同路人。
另外那些劫机者,也在之后相继被遣返。有个插曲是,韩凤英的丈夫刘明德在被遣返时,他拿出一把锉刀,又要劫持飞机,结果被警察制服,押回台湾,又给判了八年。
他成了两次实施劫机的人,估计是对台湾的监狱眷恋很深。
至此,想要靠劫机方式去台湾过新生活的梦想,是彻底被击碎了。台湾不再是劫机者的天堂。
那些在台湾被判刑的劫机犯,多少都表达过这样的意思:
如果早知道是这样,就不会劫机来台湾了。
他们更不知道的是,大陆和台湾互相不承认对方的司法裁判。
劫机犯在台湾判刑后,被遣返回来,大陆还要再判一次。也就是说,在那边被关十年,回来后还得再关十多年。
那一刻,这些劫机犯想必是最盼着两岸统一的人。
06
事情总是在变化中发展的。
2003年,两岸达成协议,在过节时,可以采用包机的方式,实现两岸通航。这年春节期间,台湾的飞机首次以合法途径飞抵大陆机场,但是中间要在香港象征性停留。
5年后的2008年12月15日,马英九在任期间,两岸开始直接通航。这天早上八点,一架飞机从上海浦东机场起飞,前往台北桃园机场。同一天,两岸还实现了海运直接通航和直接通邮。
这意味着1979年元旦,《告台湾同胞书》中提倡的两岸“三通”,终于得到了全部实现。
也是这一年,大陆最后一名在台湾的劫机犯,服刑期满后被遣返。
还记得那名劫机来大陆的外省人刘善忠吗?
他在台湾蹲了十年监狱后,洗心革面,重新做人,最后当上了一名记者,还娶了个大陆来的太太。
2014年,他被派遣到大陆,担任驻地记者。驻地就在他当年劫机降落的地方,厦门。
去台湾变得方便了,而劫机过去又没有好处,劫机赴台自然就成了历史。
现在,旅游是大陆人去看阿里山的主要方式。在2015这一年,大陆游客去台人数达到418万,是历年的最高峰。
但是当两岸关系紧张时,这种交往的态势就减弱了。比如2017年,蔡英文上台后,大陆赴台湾旅游的人,只有273万人次,整整少了三分之一。台湾的经济顿时萧条了不少。
所以,两岸避免敌对状态,增强交流,才是人心所向。疏则双方受益,堵则害人害己。
人生如一个8字,兜兜转转,循环往复,最终都会回到原点。四十年间,两岸的地位发生了巨大变化,也调转了位置。
1979年时的台湾,经济已经起飞,远远走在大陆前面。最高峰时,台湾的GDP占到大陆的45%,接近一半。那时,很多人把《告台湾同胞书》看成笑话,认为大陆凭什么提统一条件。
四十年后,中国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台湾的GDP,只占据大陆的4.7%,总量能在各省中排名第六。
台湾到底以什么样的态度看待两岸关系,是追求偏安一隅的小确幸,还是追求更大的幸福?
回想起1981年,人大副委员长廖承志,在会见华侨领袖陈香梅、也就是飞虎队队长陈纳德的太太时,托她交给蒋经国一张照片。那是蒋家在浙江奉化的祖坟被修葺一新的样子。
给经国捎个话,告诉他,如想派人回来扫墓,我们欢迎。还记得当年于右任先生题赠经国的一副联语“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于老先生的话至今仍可作为我辈的座右铭。
蒋经国看完照片后,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了句:
好,我晓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