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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深海斯基

你可能是写字楼里的白领，也可能是工地上的农民工，也可能是还没出校园的学生。

或者你都不是，但你肯定有亲戚朋友和他们一样，离家千里，求学工作。

每年到了这个时候，不管之前从哪里来，他们现在都想要到同一个地方去——回家。

回家要坐车，坐车要买票，买票要靠抢。今年，你抢到回家的车票了吗？

1995年春节前，一架飞机从深圳机场缓缓起飞，目的地西安。

这是中国春运历史上第一架农民工回乡包机，已经走上中国经济舞台十余年后，农民工才积累了足够的能量，从社会的角落渐渐走到了聚光灯下。

当然，在国家刚刚取消“购买机票必须持介绍信规定”的两年后，能舍得花上普通人两个月的工资买张机票回趟家，是少数先富来的农民工的特权。

在接受采访时，一位来自陕西的农民工说：“最主要的是坐飞机速度快，快去快回，春节一过还有个大工程等着开工呢。”

一晃30多年过去了，大工程离普通人还是很遥远，坐坐飞机对不少普通人来说还是个新鲜事物。每当寒冬时候，春节来临，数以亿计的中国人就要凝神屏气，等待着铁路放票的时刻到来。

尽管中国铁路已经从1997年开始经历了6次大提速，尽管高铁网通车里程已经达到2.9万公里，但这些在2018年近30亿人次的春运客流量面前，依然捉襟见肘。

也许只有在春运期间，整个交通系统会在短短的几天内遭遇天量的乘客，抢到票的洋洋得意，落了空的垂头丧气。

春运真的是个无解的难题吗？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实现在春节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归程？

这个难题对于一部分人来说，太简单了。既然人多票少，涨价不就行了嘛，一个成功的典型，就是民航。

从一出生，民航就带着“经营”、“投资”、“股份”等市场经济的种子，在几十年发展中，一直在市场化定价方面走在铁路前面。

2015年《关于推进民航运输价格和收费机制改革的实施意见》更是明确了民航市场化时间表，到2017年，对已经形成竞争的国内航线客票价由政府指导价改为市场调节价。

反映到我们的生活中，就是无论在什么日子，只要你愿意多花钱，你就能买到机票。

(火车票定价还未实现市场化)

照这个思路，原来活跃在火车站广场的“黄牛”才是我们的大救星，他们用真实的市场价格，满足了最想回家的人。

2010年的初春时节，来自上海铁路局的干部孔兆平，在大会上忍不住说了点个人想法：

老百姓买不到火车票是因为铁路运能提供不足，与实名制没有关系。实名制只能增加售票成本，使老百姓买票更困难。

正是在这一年的春运期间，广州和成都铁路局开始“车票实名制”的试点，并逐渐在全国铺开。无数次的整治，无数次的口诛笔伐，都丝毫奈何不了“黄牛”。人多票少价格低，这是“黄牛”背后坚实的群众基础。

但在车票实名制的大杀器面前，“黄牛”立马缴了械。曾经对“黄牛”又爱又恨的群众们，终于坐在了一起，抢票面前，人人平等。

脑袋里装满市场意识的精英们，继续为火车票价市场化摇旗呐喊，当年的孔兆平也在2014年4月落马。

有人赞同，就有人反对。精英要效率，大众要公平。

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那个靠拳头靠力气获取资源的原始社会，已经消失上万年了。

现在的社会，力气大个子高不再是多么值得夸耀的优点，你必须要把自己变成钱，再用钱去购买资源，可以靠智力，可以靠体力，也可以靠关系。

当看到不会在网上抢票的农民工，打地铺在火车站排队抢票的时候，除了同情关怀，我们却很少意识到，这种方式才能最大发挥他们的优势，肯吃苦，有耐心，放得下架子。

低价车票，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福利，是只需要委屈一下自己就能得到的实惠，多好啊。它尊重了人类的直觉，却违背了自然的规律。

茅于轼抛出过一个骇人听闻的观点：“廉租房应该是没有厕所的，只有公共厕所，这样的房子有钱人才不喜欢。”“我绝不是在为富人说话，恰恰是出于对社会上最困难人群的关心。”

一言既出，不少人表示茅于轼这是要向全国人民“谢罪”的，廉租房为啥不该有厕所，穷人的屁眼也不是铁打的啊。

在我的想象中，有一套廉租房，时尚时尚最时尚，装修肯定棒。当我满怀期待自己也能搞到一套的时候，却发现里面早已停满了宝马奥迪。

表面上看是运气问题，仔细想想估计是实力差距。

不合理的车票定价规则，其实会损害所有人的利益。

让坐得起飞机的人去坐飞机，让坐得起高铁商务座的人去坐商务座，让有车的人开自己的车回家，让愿意挤硬座的人去坐硬座，让所有人各就其位各得其所，需要有一个市场化的车票定价，人少了就降价，人多了就涨价。

造高铁架铁路是生产力，一个合理的游戏规则也是生产力。

可是我们倾尽一切力量，真的能彻底解决春运的问题吗？偌大的中国，一年一度，短短半月，几十亿的人流量，这不仅是一个简单的交通问题。

1978年，中国只有15万农民工。当东南沿海的经济发动机一经点火，煤炭、石油、钢材木材，还有井喷增长的农民工一起，汇入了增长爆发的熔炉里。他们往往来自中西部人口大省，穿越大半个中国为了获取比家乡更高的收入，打工的收入，够他们贴补家用，但支撑不了在此安家。

为了省钱，甚至有人穿着草鞋，随身携带米磨碎的粉，饿了就用开水冲冲吃，用这种方式一路走回家。

当1987年还在使用“盲流”这个带有歧视性词汇称呼他们的时候，他们便已经和春运绑在一起，每年只有到了这个时候，作为一个群体的他们才会被关注一次。

1995年春运期间，全国铁路旅客量已经突破14.28亿人次，这一年第一代农民工的孩子们，已经要踏入学校大门，父母在外打工养家，他们则肩负着未来的希望。

2018年春节，当他们已经长大成人的时候，大学生越来越多，农民工越来越老，他们和父辈们一样，像候鸟般在春节完成像信仰一般的迁徙。

只要这种大规模迁徙还在，春运就永远是一个问题。希望有一天，这些为了生活奔波的人，能真正在要去的地方扎下根，回家不再是刚需，而是变成了怀旧，谈笑间买张车票，来个说走就走的回家，这样我们就能过上一个从容的新春佳节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