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

——伯尔曼 

这几天，中国舆论界出了一件怪事。 

早在2010年，陕西千亿矿权案已被《中国新闻周刊》封面报道，被《中国青年报》整版报道，但在2018年年底，在央视报道之后，报道的中心从矿权转移到王林清身上——

崔永元在社交媒体爆料；《中国经营报》报道了最高法丢卷事件；《华夏时报》调查部公众号爆出了王林清的第一段视频，谈到了丢卷事件；凤凰周刊头条号爆出了王林清第二段视频，谈到了山西案。 昨天崔永元微博又放出王林清第三段视频。

王林清，最高法院法官、千亿煤矿案的案件承办法官。

他才华横溢，是公检法系统唯一一个双料博士：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学博士后。

视频发布出来，意味着王林清搭上一生的“前途”。一直处于判决和规则背后的王林清，被推到前台，成为新闻主角。

如今正是凛冬时刻，而视频中，王林清身着短袖说：“真的有一天遭受了不幸，我要通过别人，把视频向社会公开。”

01

以下为王林清自述：

各位领导同志，各位亲朋好友。利用这个机会，我给各位汇报一下，我在最高法院工作期间，审理的两起离奇的案件， 以及由此个人遭受的一些奇特的经历。我想，通过这个视频的目的，就是要为自己、为保护自己，免遭不测，留下一点证据。

我想先说的第一个案件，就是在2018年2月份被中央电视台两次报道过的，陕西榆林凯奇莱公司和西安地质勘察院的合作勘查合同纠纷。

这个案件发生在2003年，当我写判决书的时候，我打开工作柜，准备拿出一审卷、二审卷的时候，要写判决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厚厚一摞子的一审案卷都在，而二审的一本正卷和一本副卷竟然不翼而飞了。这个案件多么的重大，如果这个案卷一丢，我可能就会被开除了。所以当时，我当时就懵了。我赶紧把办公室的边边角角、犄角旮旯全部找了好几遍，根本就没有见到这两本卷的下落。

我又赶紧跑去向程庭长报告，程庭长倒是表现得相当的镇静，说让我回去再好好找找。回来以后，我又找了办公室十几遍，还是没找到。我想到了我们院在我们的办公区的每一层都安装了若干个摄像头，而我办公室门口外正好有一个，在我办公室的走廊尽头还有一个监控，等于有两个监控。于是我赶紧找到程庭长，要求调取监控摄像，查看我丢卷的那几天到底有没有什么人到我办公室把卷宗拿走了。

程庭长让我和保卫处联系好了以后，程庭长中午就自己一个人去调取了监控录像，我就焦急地等在程庭长办公室门口。

下午2点多，程庭长调取监控回来以后，我赶紧问怎么样，有没有什么线索。程庭长说，监控录像能够显示出我那天第三次汇报以后，带着卷宗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我把卷宗放到办公室以后，一会我就空着手走出了办公室，进了一个同……第二天监控就坏了，我一听就感觉这个事情非常蹊跷，监控怎么可能说坏就坏，而且是安装不久的监控，并且我的办公室门口有两个监控，坏一个也不可能两个都坏呀。

第二个案件，就是山西省王永安和王建刚侵犯财产权一案。王永安把自己的矿产转让给了王建刚，事后，发现铁矿资源相当丰富，就反悔了，要求王建刚把转让出去的矿权再转回来。为此，双方打起了官司，打到了山西高院，以此，山西高院做出了一审判决，认定王永安没理，这个铁矿就应该给王建刚。所以，一审法院就判决王建刚胜诉了，王永安就败诉了，当然，王永安不服，上诉到最高院。

这个案件又分到我手里了，分到我手里以后，我一审，经过开庭、调查、取证，就认定，双方的这个矿产转让合同有效，而且，王建刚也支付了转让的对价，也办理了相应的批准手续，所以，我们合议，一致意见认为，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没有任何问题，应当维持。

在我审理这个案件的过程中，我们院纪检组办公室主任延长林两次要我到他的办公室，要求汇报这个案件，并暗示我院里的一个领导非常关注这个案件，明示我做出对王永安有利的判决，我当即表示，不可能，并且我告诉延长林，王永安曾经托人给我巨额行贿，被我当场也给拒绝了，延长林说，我书读多了，不懂人情世故。

回来以后，我就按照合议庭的意见，把这个案件给判了，维持了一审判决，也发给了当事人。然后，王永安就给我打电话，威胁我，说，你等着吧，早晚有你好果子吃，而且我这个案子，在最高院肯定要改过来。我当时一听，以为当事人败诉了，发泄一下不满，没当一回事。

没想到，2014年6月17日，厅里拍我到江苏苏阳县给法院法官讲课，讲课的当晚，我们院纪检组的张建楠、何丽两个人给当时的江苏高院党委书记、院长许贤飞打电话，告诉他们，因为我犯了严重罪行、要求对我采取抓捕行为。许贤飞一听，不敢怠慢，就亲自坐镇南京、指挥抓捕行动，指令宿迁中院院长汤晓夫，率几十名法警，把我从苏阳宾馆抓到了苏阳法院。当天晚上，我们院的两个同志对我连续审讯了一个晚上，要求我交代各种各样的经济问题，我实在是没有任何问题交代。第二天，他们就派法警把我押回了北京，关押在人民法院招待所一楼的房间里，让我继续交代经济问题，给了我一沓纸、让我写自己的罪行，我实在写不出来，没想到，张建楠和何丽又指示了东城区检察院反贪局要把我带走，采取刑事拘留措施。最后，因为我们院领导的协调，东城区检察院反贪局就没有带走我。这样，就由我们院纪检组对我继续关押、继续审讯。审讯了几天，把我的银行的卡、账全部调出来，没有发现任何的犯罪线索，也没有发现任何的党纪危及问题，最终，关押几天以后就把我放了。

放了我之后，就以我在2013年参与过人民法院出版社搞的几个培训为由，说我是在非法经营，违反党纪国法、从事盈利活动，给了我党内警告、行政记过处分，同时让我把讲课费、培训费11万元全部上交，并且还不给我收据。

我事后才知道，为什么纪检组对我如此的心狠手辣，原因就是我没有按照我们院领导、纪检组办公室主任延长林的指示，没有违心的判王永安胜诉，所以才遭受了如此大的打击报复。

后来，王永安果然有本事，通过我们院审监庭的于松波和贺体把他的案子提起再审了，提起再审了，他们想把我做出的二审判决改判，改判为王永安胜诉，经过我们院审委会讨论研究，还是认为我原来判的二审的是正确的，所以又维持了二审的判决，但是到目前已经快三年了，当事人仍然拿不到维持二审判决的判决。

这就是我给各位领导、各位亲朋好友说的经历的这两个案件，这两个案件背后都有重大的利益，只不过我只是公证的、无私的去审理了这两个案件，所以遭受了如此不公的待遇，我要把我这段经历通过视频记录下来，真要是遭受了不幸，我就要通过家人把视频向社会公开。

02

1月6日上午，崔永元微博放出王林清第三段视频，视频原文如下：

之前我们院没有一个院领导提出对这个案件关注的，但是到了16年3月份，当时分管我们民一庭的院领导杜万华专委就把我叫去了，叫到他的办公室，问我：“你们合议庭对这个案件是怎么研究的？”

我说：“我们开完庭了以后，在16年的3月，我们合议庭研究了一次，我们认为这个合作勘查合同，我们合议庭一致认为还是合法有效的，西勘院尽管不是他自己的本意，是受政府领导或者是其他的人为的操作的因素，他这种做法肯定是构成违约了，应该按照合同的约定承担违约责任。”

“同时鉴于2005年陕西省国土资源厅做出了2005 65号文，而这个文不仅抄送给了陕西省政府和有关部门，还抄送给了凯奇莱公司和西勘院，这个65号文同意了双方探访权的责任。所以我们认为，既然政府的行政机关都认可允许双方进行探访权转让，我们的司法局机关更没有理由去否认这种探访权的转让，而且这种探访权也符合我们国家的矿产资源法。”

“所以我们合议庭基本上形成了一致的意见，内容大概就是三个：第一，合作开发合同有效；第二，西勘院构成违约；第三，西勘院应当把探矿权转让给凯奇莱公司。”

那么杜专委听完我的汇报以后，就做出了指示说：“这个案件，尽管你们合议庭的意见是一致的，但是鉴于这个案件的社会关注度非常高，而且，背后的利益很大，要提交到审判委，最高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不能因为你们合议庭一致意见就这么定了。”

当时我就表示同意，我也认为尽管我们合议庭虽然是一致意见，但是呢，提交最高院审理会讨论可能会更慎重一些，把握也更大一些。

那么到了16年的五月份。杜专委又把我叫到他办公室去说，这个案件周院长有明确的指示，要发回重审，问我个人有什么意见，我说：“作为这个案件的承办人，我个人肯定是不同意的”。

为什么不同意呢，因为12年我国修改了民事诉讼法，其中就明文规定：二审案件发回重审，只能发回一次，176条早就有规定。这个案件，我们之前09年最高法院已经发回陕西高院重审一次了，如果我们现在再把它发回重审，明显违背了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我个人是坚决不同意的。

杜专委就说：“你保留个人意见，赶紧回去合议，拿出发回重审的裁定来赶紧报批，16年5月，好像周强院长正好要到英国访问，访问之前这个裁定必须要做出来”。

我回去以后，根据院领导的指示就开始草拟发回重审的裁定，这个裁定我还没开始写的时候又接到了杜专委的电话指示，说让我暂缓草拟发回重审的裁定，先等一等，先不要写。

后来才知道，杜专委又有新的指示，要求把这个案件判令不发回了，实体判决，解除双方的合同，要解除双方的合同。

我当时又提了反对意见，我说：“这个案件不能解除，解除没有法律依据，一是双方有继续履行的可能性，只要把探访权转让了就行。第二，都没有提结束合同，我们人民法院按照不告不理的原则，人家当事人不提这个诉求，我们怎么主动去解除呢？”

所以我又提了个反对意见，杜专委听了以后，沉思良久没有说话，那么我就回来了。

点评：

质疑最高法的舆情发酵，罕见的未受干扰，似乎几方都在角力，这会有一场大风暴吗？

最高检察院已经介入，一切静观其变。

这是好事。

就像有人说的，所有事到最后都会是好事。如果还不是，那它还没到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