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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Peter Landers

一个迅速崛起的亚洲大国与美国产生了巨额的贸易顺差，威胁到美国的经济霸主地位。华盛顿怒不可遏，因为美国官员指责这个国家屡屡靠盗窃的手段获取美国技术，还利用强大的国家资源支持本国企业到海外争锋。后来，美国的一个共和党总统上台了，他在大选中意外地赢得了中西部蓝领阶层的支持，他扬言：这个经济对手要么乖乖坐下来和美国达成协议，要么等着瞧好了。

这里描述的当然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美国和日本。当时，日本的崛起被时任美国总统里根(Ronald Reagan)视为第一大威胁。美国不断发出最后通牒，威胁要用关税教训日本。现如今，美国面临着与当时类似的挑战，只不过对手换成了中国，后者已经取代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美国的头号挑战者。

12月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共进晚餐后宣布达成休战协议，中方很快提出下调汽车关税，为两国重新谈判拉开序幕。但美国设定了最后期限：如果90天内不能达成新的全面协议，华盛顿将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25%的关税。特朗普在晚宴前几天对《华尔街日报》表示：“中国市场必须向美国开放，否则不要指望达成协议。”

30年前，东京正是在这种压力下做出了一个命运攸关的决定：向美国低头让步，包括在1985年签署让美元贬值的《广场协定》。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给美国提供了重要启示——贸易争端能够以出人意料的方式终结。

在日本做出让步后，日本对美国经济霸主地位的威胁很快消失了，其败退之快超出所有人的想象。在美国的压力下，日本通过降低利率刺激进口需求。这引发了历史性泡沫，这个泡沫在上世纪90年代初破裂，使日本陷入混乱，围绕日本可能掌控全球经济的焦虑也随即烟消云散。

按这一标准来衡量，美国成为了那场贸易战的赢家。许多主张让特朗普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的人士，这一次也非常乐意看到类似的结果出现。如果中国的实力被削弱，将难以威胁美国海军在太平洋地区的地位，也难以决定全球手机的工作方式。

但日本的例子表明，打压第二强国未必能解决造成贸易失衡的根本问题，包括美国寅吃卯粮的消费习惯。目前的问题可以说是美日贸易失衡转变成了美中贸易失衡。在美日贸易战之后，里根及其后几任美国总统希望保护的美国中西部制造业蓝领工作岗位仍不断丢失，消费者可能不再像之前那样能买到美国生产的电视机或微波炉。

1981年，围绕日本贸易顺差和美国失业的问题日益升级，福特汽车公司的汽车工人联盟在伊利诺伊州芝加哥高地，用大锤和铁撬棍破坏一辆丰田卡罗拉汽车。 图片来源：ASSOCIATED PRESS

中国仔细研究了日本的经验，不太可能轻易就做出美国想要的让步。不过，不论中国是屈服于美国的要求，还是拒绝美方的要求并遭受美国高额关税的打击，中国都可能面临足以破坏经济稳定的冲击。与日本一样，中国可能会暴露出一些美国没有预料到、也没有做好应对准备的弱点。

在30年过后的今天，一些有关上世纪80年代日本曾被视为巨大挑战的记忆已被忘却。1984年，美国贸易逆差首次飙升至逾1,000亿美元。当时民主党人推动了一项立法，通过对那些对美拥有巨额贸易顺差的国家征收惩罚性关税进行报复，日本当时正是首要的打击目标。

时任日本财务省高官的行天丰雄(Toyoo Gyohten)在接受采访时回忆称，当时美国总是在威胁日本。现年87岁的行天丰雄称，日本当时意识到必须安抚其美国盟友，否则就有可能被阻挡在美国市场大门之外。所以，1985年9月份的一天，为了不让记者盯上，时任日本财务大臣的竹下登(Noboru Takeshita)穿着高尔夫球鞋溜出了家门，打了九个洞。不过，据行天丰雄在1992年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简称：美联储）前主席沃尔克(Paul Volcker)合著的一本书中的回忆，竹下登当时没有打完后九洞，而是前往机场登上了飞往纽约的航班。

1985年9月22日（周日），美国、日本和三个欧洲国家在纽约市的广场饭店(Plaza Hotel)宣布达成了一份后来被称为《广场协定》的协议，呼吁美元大幅贬值，目的是提升美国出口商品的吸引力并削减美国贸易逆差。签署协议的各国财长当时警告称，如果不采取这些措施，可能会导致各国相互采取具有毁灭性打击的报复措施。

一位当时的与会人士称，市场当时完全被打懵了。行天丰雄回忆道，美元随后出现速度惊人、甚至可以说势不可挡的贬值。《广场协定》签署前，美元兑240日圆左右，而在该协议签署后的一年内，美元就已跌至154日圆。

时任美国总统里根希望采取更多行动。就在《广场协定》签署的次日，里根指桑骂槐地向一个商业团体表示，如果一些国家的政府放任伪造或复制美国产品的行为不管，就是在窃取美国的未来，那就不再是自由贸易了。美国企业当时很迟才注意到日本对手在全球市场上的份额正日益扩大。美国公司时而会声称自己遭到了欺骗，国际商业机器有限公司(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s Corporation, IBM, 简称IBM)当时指控富士通(Fujitsu Ltd.)剽窃了该公司的主机操作系统软件；霍尼韦尔(Honeywell International Inc.)则称美能达(Minolta)在1985年窃取了该公司一款热销相机的专利技术。这两起争端后来都达成了和解，但由于担心日本会取得领先优势，美国政府禁止外国科学家参与1986年一次有关超导电性的会议，并迫使日本在该理论上进行更多基础性研究，以防止日本科学家搭美国创新的便车。

与此同时，在美国官员的敦促下，日本实施了一项旨在提振进口的快速刺激计划。日本央行在一年半时间内降息50%。之后，美国经济出现了繁荣，贸易顺差有所收窄。

不过，美国的担忧依然进一步加剧。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美国贸易官员和专家频繁就日本官员如何阴谋控制全世界发出警告。美国贸易官员曾在1989年警告称，一项名为Tron的日本技术标准可能会削弱美国在计算机领域的主导地位。

1991年出版的《The Coming War With Japan》一书由George Friedman和Meredith LeBard合著，书中预测，对美国贸易要求感到厌烦的日本将会再次寻求成为独立的帝国，主导西太平洋和东亚地区。评论家认为这本书发人深省、令人不安。James Fallows在《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中写道，两位作者关于日本和美国之间将越来越对立的预测可能极具先见之明。

1986年，时任日本财务大臣的竹下登（右）与美国财政部长James Baker在东京会面。此前一年，竹下登秘密与Baker和其他几国的负责人共同签署了《广场协定》。 图片来源：ASSOCIATED PRESS

尽管当时已经出现端倪，但几乎没人预料到，日本强大的经济力量即将土崩瓦解。《广场协定》和降息暴露了当时日本经济管理方面很少被注意到的缺陷。矛盾重重的监管机构允许银行发放巨额贷款，利用价值虚高的房产作为抵押。在当时日本世纪盛宴达到高潮之际，缺乏独立性的日本央行不愿取消刺激措施。前财务省官员行天丰雄称，宽松的货币政策没有增加消费和进口需求，却刺激了资产泡沫，所有日本人都像着了魔似的。

当不可避免的崩盘来临时，监管人员丑态毕露，而且这个丑态并不只是字面意义上的，当时日本财务省官员和受其监管的银行人士被发现一起享用“无下装日式火锅 ”，由衣着暴露的女服务员端上牛肉佳肴。

后来，日本陷入了长达20年的经济停滞。在不良贷款的重压之下，银行纷纷破产，物价开始下跌。事实证明，基于Tron技术的个人电脑软件和芯片根本无法匹敌微软(Microsoft Co.)的Windows系统和英特尔公司(Intel Co.)处理器，不可能成为全球标准。眼看着谷歌(Google)和亚马逊公司(Amazon.com Inc.)等巨头在美国西海岸地区发展起来，推动Tron技术的日本官员无能为力。

华盛顿方面认识到，要细致入微地管控一个相距遥远的经济体，使其提高进口规模，美国的能力有限，但美国的创新能力超过了日本末日论者的预测。到了世纪之交，日本已不再是美国面临的首要贸易问题。这件事也不再值得争论了。

有一个地方的人们从未忘记美国与日本的贸易之争，那就是中国。

中国知名经济学家、前政府规划工作顾问余永定称，中国一直密切关注日本的经历。行天丰雄和其他经历过日本经济泡沫及其余波的日本高层官员表示，中国代表经常到访日本。

最初，很多中国人关注《广场协定》最简单的教训：需要控制本币汇率。即使现在与中国经济状况差不多的大多数国家已经允许本币兑美元自由浮动，但中国政府仍设立人民币汇率每日中间价，保持人民币在一个窄幅区间内浮动。

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在8月份表示，他奉劝那些认为可以将另一份《广场协定》强加给中国，认为中国会屈服于恐吓、威胁和无端指责的人放弃幻想。

直到数年前，操纵汇率一直是美国对中国的一项主要抱怨。在特朗普上任后，该讨论已经扩大为对中国整体经济运作方式的批评。

中国的官方规划曾经并不引人注目，但现在取代日本的Tron，成为全球贸易冲突的焦点，尤其是《中国制造2025》，中国在2015年采取的这项政策呼吁本国制造商增加关键的高科技配件的国内生产。知情人士本周表示，面对美国的压力，中国正考虑对该政策做出调整。经济学家余永定表示，他对这引发如此大的关注感到惊讶，他认为任何政府都不可能这么聪明，足以了解新技术。

在军事紧张关系方面，日本与中国则没有太大的可比性。尽管一些人在上世纪80年代曾担忧日本可能重新配备军队，成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但中国已经扮演了这个角色，中国在存在争议的南中国海(South China Sea, 中国称南海)建立坚固的前哨基地，挑战美国海军。中国人口是日本的10倍有余，而且拥有核武库，因此与日本相比，中国更能在全球对美国构成挑战。

不过，日本央行前政策委员、现就职于东京野村综合研究所(Nomura Research Institute)的木内登英(Takahide Kiuchi)说，在讨论超级大国之间的冲突时，人们可能会忽略中国走向另一个方向的风险。他说，中国金融体系是对全球稳定的最大威胁，美中贸易争端出现在最不应该出现的时候。

中国经济不同于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例如，中国人均财富远低于当时的日本，但一些结构性的问题是相似的。中国监管机构对金融系统风险的掌控仍不足，尤其是规模达上万亿美元、类似于存款的投资产品风险。大城市房价上涨远远超出了一般人的预算，让人想起了上世纪80年代末日本人使用100年期限贷款来购买东京一处小公寓。并且由于低生育率，中国的劳动人口已经开始萎缩，有些像拖累日本经济长期停滞的人口定时炸弹。

随着与美国的贸易冲突继续发酵，木内登英等经济学家表示，中国领导人已经在放弃诸如让国有企业参与更激烈市场竞争这样的改革。他们可能会转向公共工程等短期刺激，而在《广场协定》之后日本曾采取过这类举措，之后后悔不已。

若中国经济陷入停滞，美国将有充分的理由松一口气。届时北京可能不得不放弃军事扩张，同时中产阶级的失望与不满可能令习近平中止的政治自由化进程重新启动。

然而，其中的风险在于这种不稳定可能波及全球，不仅仅是中国购买的艾奥瓦州的大豆或是南卡罗来纳州生产的宝马汽车(BMW)。当前，全球商业相互交织、错综复杂，已远非30年前能比。若中国减少购买日本的机器人或德国的燃气涡轮机，这些国家可能受到冲击，进而波及到美国。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达到六分之一，仅仅是对像中国这样的国家经济衰退的担忧，就可能重挫市场，创造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

如果美国被认为是导致中国衰落的源头，那么可能会以另外一种方式自我实现，将一个与美国有着一定共同利益的国家，或者一些人所说的亦敌亦友变成一个完全的敌人。特朗普本人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些风险。在11月7日的一个发布会上，他回答了一个问题，开头听起来像是典型的自卖自夸，对自己政策取得成功很是得意。他说：“中国受到的冲击很大。以前中国的经济实力曾有望在两年内超过美国，但现在他们落下了很远。”

但之后他话锋一转，说：“我不希望他们倒下，我们会看看，我们能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