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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对欧盟服软

前几天，一直难产的意大利2019年财政预算终于获得重大突破。

了解我们的时间比较长的朋友都知道，我们对意大利的财政问题还是很关注的，因为它是欧洲经济的一个中游指标，对观察欧洲很有意义。

今年新上台的意大利政府想要刺激经济，设定的2019年财政预算中的赤字目标是GDP的2.4%。尽管2.4%这个数字低于欧盟官方的“财政预算中的赤字不得高于GDP的3%”的限制，但欧盟仍然拒绝了该预算案。

因为它违反了欧盟的规定，即各国应努力降低预算赤字，尤其是意大利现在面临着欧元区第二高的债务问题，2017年债务占GDP的131%，仅次于希腊。意大利还要坚持扩大赤字，自然惹得欧盟不高兴。

于是欧盟责令意大利限时整改，如果欧盟如果仍然拒绝接受意大利新版预算案，可能对意大利处以罚款，金额最高可达意大利GDP的0.2%。现在的结果似乎是皆大欢喜的，欧盟批准了意大利将2019年财政预算中的赤字目标由原来的2.4%下调至2.04%，并表示不对其采取处罚程序。

可是如果下调财政预算中的赤字目标，意大利政府要花钱该怎么办？

按照总理孔特的说法，意大利政府此前的竞选承诺，如提高最低工资标准、降低法定退休年龄等福利支出措施，并未作出大幅修改；虽然新预算案削减了约40亿欧元的支出计划，但明年将通过征收新税、缩减投资、出售政府资产等计划，帮助政府缓解财务紧张，基本不会影响到此前承诺的“福利”。

对于民选政府来说，削减福利这种损害选民利益的事情不能干。但另一方面来看，为了适应欧盟要求意大利必须去杠杆，减少投资，那么意大利经济想要提振经济就困难了——去年意大利的经济增速也就1.5%。欧盟对意大利的约束和意大利财政政策的矛盾，可能会导致意大利经济复苏减缓。

在那篇文章里，我们还提到，现在的意大利政府是由对欧盟有怀疑态度的民粹政党和团体组建的，这次对欧盟还是服软了，而不像没当选的时候那样气势汹汹嚷嚷着要脱欧。但以后很有可能意大利经济状况继续改善不多，民意走向如何就不好说了。

说起来，欧元区目前的设定有着内生性缺陷，以欧元区的体制问题以及目前衍生出的经济问题，脱离欧元区真不一定是个错误的选择。

资本流动制造的难题

在欧洲建立使用一种货币的单一市场是一个长期的梦想。在欧洲委员会1990年发布的文件《一个市场，一种货币》中就曾经表达过，单一货币制度能改善欧洲资本市场的流动性，促进资本流动，提高资本配置效率，使资本流向生产率较低的地区，从而抹平欧洲各地发展差异。

理想是这样的，但是在实际操作中，欧元区可不是什么国家都敢收。如果内部差异太大，哪怕资本流动再快也难抹平差异。按照《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规定。欧元区准入条件是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分别不超过GDP 的3%和60%，这就是上文那个 “财政预算中的赤字不得高于GDP的3%”的来源。

但是这个硬指标在实际操作中仍然一言难尽。比如希腊仅在加入欧元区之前的1999 年实现3.1%的财政赤字率，勉强接近这一标准，感觉就是为了混进欧元区突击考了一把及格，之后就又自暴自弃了。

希腊可不是个例，90年代，各国为加入欧元区，预算赤字大幅减少，不过这里面也有一些“创造性的”技术手法帮助的成分在。欧元区设计者对此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觉得随着欧元的统一使用，各国的赤字状况就会好起来。

然而事与愿违，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为了提振经济，就顾不上预算赤字问题，大举借债搞投资。

2009年，欧元区整体预算赤字占GDP的比例已经高达6.3%，仅有卢森堡和芬兰两个国家赤字占GDP的比重在3%以内。至于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2009年只有芬兰、塞浦路斯等5 个国家的债务占GDP的比重在60%以内。

另一方面，人们在设计欧元的时候想要的资本流动带动经济发展却没怎么体现出来，甚至还有负面效应存在。

欧元区的建立确实提高了区域内的资本流动，投资者乐于投资欧元区内部国家的债务证券。比如希腊借债的时候，别人看重的可不是希腊国债，而是希腊欧元区成员国的身份。

但是这种融资活动里，资本并没有流向提高生产率的部门，反而容易进入投机领域。资本维持着希腊不可持续的公共财政赤字，而流入西班牙和爱尔兰等国家的资本则推高了当地的房地产。等到发生债务危机的时候，资本流出，希腊政府财政当即就崩溃了。西班牙和爱尔兰等国的房地产泡沫也就被戳破了，家庭的负债率大幅上升。

也就是说，统一货币时，经济实力较强的国家为经济实力较弱的国家提供了隐性的信用增值，确实让欧元区内经济实力较弱的国家享受到了廉价的资本流入。但由于这些国家的劳动生产率低，资本持有者并不愿意让钱流入当地的产业，而是积极参与当地投机。一旦资本停止流入，这些经济实力较弱的国家就要面临债台高筑的窘境。

有些国家如爱尔兰和西班牙，杠杆加在了居民部门，导致民意翻脸比翻书还快；有的国家如希腊杠杆加在了政府部门，导致其面对危机的时候不得不减少政府开支，结果还是百姓上街。

货币政策不独立的问题

欧元区各国还存在着其他方面的差异。

比如资本可以自由流动了，但欧元区内部还没有到劳动力能够自由流动的程度。各国的就业、工资和福利政策不同，文化、语言等也不同，这就阻碍了劳动力的流动。（相比之下生在中国的企业家和打工仔都足够幸福）

对于欧元区内经济实力较弱的国家来说，劳动力只能在国内的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之间自由流动，而劳动力的工资由贸易部门决定。以2000-2008 年德国的工资变动为基准，同期希腊的工资相对上升16.5%，爱尔兰的工资上升12%，葡萄牙、西班牙的工资分别上升7% 和8%，意大利的工资升幅为3%。

考虑到各国相对德国劳动生产率的变动差异，同期希腊、葡萄牙、西班牙、爱尔兰和意大利的劳动成本相对上升幅度在25%到47%之间。

也就是说，这些经济实力较弱的国家光劳动力成本就大幅上升，生产的产品竞争力自然要下降了。

成本高了，如果按照以往的办法，可以对本国货币贬值以取得成本优势。然而，当欧元区统一使用欧元的时候，各成员国也失去了利用汇率手段刺激经济增长和增强竞争力的机会。汇率政策不掌握在自己手上，刺激出口的一大绝招就使不上了。

在发行本国货币对于这些国家来说还有一个很大的坏处，那就是没有能力通过法定货币的创造来偿还必要的债务。

通俗点说，以前我还不上你的债，我也可以印钱还债，可是现在我用欧元就没办法印钱还债了。这就导致这些成员国面临着特有的违约风险，而拥有完整主权的国家发债则不存在这种风险。所以欧元区国家需要比其他国家支付更高的债务利息。

统一的货币意味着欧元区有着统一的货币政策，然而欧元区又没有统一的财政政策。钱袋子一样松紧，花钱的人想法又不一样，这就无法协调两者为欧元区国家的经济刺激计划服务。

在面临债务危机时，欧元区的主流政策思路是进行货币宽松政策，刺激经济增长，降低银行融资成本，增大流动性，降低家庭和企业的贷款利率。但是对于一些深陷债务危机的国家，首要的任务是去杠杆，所以即使放宽了流动性，也很难再加杠杆刺激经济了，这个时候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就出现了冲突。

目前的意大利一方面需要加大投资刺激经济，所以政府要扩大支出，提高财政赤字，不可避免地加杠杆。另一方面意大利政府的债务累积确实很严重，再加杠杆怕是会出问题，所以欧盟还是阻止它扩大财政赤字，继续加杠杆。所以哪怕意大利财政预算中的赤字没有高于GDP的3%，欧盟还是出手约束了意大利。

能够最终达成妥协，实在是太不容易了。

欧元区经济停滞

2008年的金融危机爆发后，欧元区的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直到去年才恢复到2.37%的经济增长速度。对比一下日本的经济增长率，你会发现这十年里日本和欧元区的经济增长率好像还真差不多。

这么说起来，难道欧元区会和日本一样，面临“失落的十年”？

从经济增长率上看，确实如此，不过欧元区和日本的情况有共性，也有区别。共性在于二者面临着相同的高债务累积，尽管都采取了量化宽松政策，利率降低了，但投资仍然难以提升，经济刺激不温不火。

欧盟比日本还糟糕的是更高的失业率，欧元区消费就更难提振，可能面临比日本还严重的紧缩。

而且说到量化宽松，日本量化宽松的空间还比欧元区要大。这是因为日本毕竟是一个国家，搞量化宽松没有什么太大的阻碍。而欧洲中央银行却很难以就更大规模且可逆的量化宽松达成一致。因为国家太多，德国等低负债国家不相信高负债国家能够信守承诺，就怕量化宽松给自己带来风险。

所以欧元区很有可能陷入长期低增长和低通胀的循环难以摆脱，就像日本那样，甚至有可能比日本还糟。

都说日本在90年代后经济增长速度减缓，通胀降低，至今未能有效刺激经济。但是即便如此，日本仍然是个发达国家，失业率也很低，顶多是民众看不到希望，感到压抑罢了，生活质量和水平还是很高的。而且日本是单一民族国家，不会出现北九州等地公然指责东京把它当成经济殖民地的声音。更妙的是日本是个岛国，目前的难民问题不会波及到它。

反观欧元区，如果经济增长停滞，现在就闹出各种危机了，就连意大利人都说：“我们口袋里没有欧元。 我们有他们称为‘欧元’的德国马克。”可想而知欧元区其他国家对德国的怨念。

而且政治风险上，欧元区显然比日本要大。日本各地不会闹分家，但是欧元区各国民族、文化等都存在差异，分家是很容易的。更何况欧元区在地理上靠近这些年动荡的中东和北非，难民不断涌入欧洲，在类似难民这样的问题上，欧元区各国也更容易离心离德。

说起来日本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比欧元区还高，但是按照之前的分析，日本印钱还债比欧元区各国容易多了，欧元区在这个问题上也不比日本从容。

日本能这样稳定地发展停滞几十年，没有社会动荡，也算是很不容易了，如果欧元区遇到类似的局面，可能真不一定做得比日本强。金融危机这才过去十年，欧元区内部矛盾就已经很明显了，正如我们在《欧洲民粹刚开始》中提到的那样，民粹主义伴随着反对欧盟的声音开始抬头。如果明年再爆发一次金融危机，后面的十年欧元区怎么调整就关系到其存在了。

“一个市场，一种货币”需要代价

欧元区是蒙代尔“最优货币区”的一次实践。而理论上，最优货币区必须满足工资和价格具有弹性、财政转移具有高度流动性以及劳动力自由流动等三个基本条件。

显然欧元区缺乏有效的工资协商机制和统一协调的财政政策体系，这就让欧元区的自我调整能力先天不足，崩溃其实难以避免。

“一个市场，一种货币”终究是美好的梦想，实现起来需要先决条件和强有力的措施。就还是上面日本的例子，日本有统一的民族、文化、语言，这些都为统一市场提供了先决条件。欧元区这几样条件显然都不具备，而指望在欧元区内搞更大规模的转移支付，富裕国家就不乐意；如果强制要求一些国家，如希腊接受苛刻的援助条件，它们也未必就那么心甘情愿——这个时候又不像是一家人了。

想要享受统一市场的好处，就得接受它的代价，它不可能如天上掉馅饼一样掉下来，而需要长时间的磨合，有时候甚至需要血与火的磨练——德国历史上就有松散的几百个小邦国和自由市变成统一国家的经历，德国人的心理建设应该是很完备的。

所以现在欧元区松散的组织形式，怕是很难具有长期的稳定性。想要从体制上赋予欧元区更强的韧性，恐怕得进行彻底的改革，比如将亚主权层面发行公共债务的权利削减，公共债务由欧元区联邦的层面发行，以限制某些国家靠欧元区成员国的身份背书乱发债务的问题。

但这又要以削弱现在欧元区内的主权国家的主权为代价，等于进一步推动欧洲一体化。这当然是很可喜的进步，但不知道现在的欧洲各国是否能够承受这一步，它们现在正在为着各种问题而争吵不休，显然难以团结一致，走向下一步一体化。光一个难民问题，内部的意见分歧就已经很突出了。

反而是现在这种经济增长停滞的状态，容易激起各国民众的不满，民粹主义发酵，更有可能把主张脱欧的政党选上台。

现在来看，选上民粹的领导人甚至脱欧，不一定就没有好处。起码脱欧后可以发行自己的货币，也可以管理自己的边界。时间长了，民众迟早也会明白自己的国家离开欧元区究竟还有几斤几两重。

至于民粹，在如今的世界上，也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这真是个令人失望的图景。

本回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