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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月的最后一天，解放军一二一师的战士，从西直门进入北平，和城内由傅作义统领的国民党部队交接了防务。现场气氛友好，一些搭锅灶做饭的国民党士兵，甚至热情地招呼解放军一起坐下吃饭。北平在群众的欢呼声中，迎来了和平解放。

第二天，东北局副书记陈云便来到北平城里，和东北野战军的负责人商讨后勤供应、东北币和人民币比价等问题。会议期间，陈云等人接到了中央的电告，便乘坐中型吉普，前往西柏坡汇报工作。

当时的中央已经预见到了全国的解放，工作重心也开始向恢复国民经济转移，正酝酿成立统一领导全国经济工作的财政经济委员会。中央点名挂帅的，正是在陕甘宁边区和东北解放区彰显了经济才干的陈云。

7月12日，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正式成立，办公地点选在了道光皇帝第九个儿子孚亲王奕譓的府第，俗称九爷府。九爷府坐北朝南，分东中西三路，规制宏大、布局严谨。在这么高大上的办公场所，可谓意气风发，但中财委面临的经济状况却是纯正的“矮矬穷”。

国民党统治期间大量发行法币，仅3年多时间，就从5万亿元飙升到了604万亿元，增加了120倍。100元法币十几年前还可以买到两头牛，当年却买不到一粒米。祸不单行，华北地区在4月份遭遇了春旱，粮食减产。6月，国民党又派出了“太和”“太康”等四艘驱逐舰，对长江口开展了封锁行动，导致商品贸易量大幅下降。

国内工农业在连年战争中遭到严重破坏，也拖累了中央财政收入不足支出的一半，人民政府不得不也通过发行货币来弥补，仅7月底就发行了2800亿元。货币剧增碰上商品锐减，就像干柴遇到了烈火，迅速点燃了全国大规模的物价上涨。一些资本家也借机大肆囤货哄抬物价，更是有人放言，“共产党在经济方面是0分”，“打得了江山，但坐不了”。

严重的通货膨胀与极度的财政缺钱，成为了中财委经济战场上必须要攻下的两大桥头堡。

8月8日，陈云主持了以金融物价为中心的经济会议。在会议上他提出，解决困难“无非是两条，一是继续发票子，二是发行公债”。

 “继续多发票子，通货膨胀, 什么人都要吃亏。实际上有钱的人, 并不保存很多的现钞, 吃亏最大的首先是城市里靠薪资为生的人”[4]。而发行公债就是老百姓们借钱，有种自家人互帮互助的意味。而且也有苏联的成功范例。在卫国战争和几次五年计划中，苏联都利用发行公债动员人民储蓄, 从而减少货币流通量, 促进了货币价值的稳定。

尽管有苏联的借鉴，但由于公债发行涉及社会方方面面，也有可能会引起银根紧缩，对工商业的恢复和发展会产生不利，因此中央仍十分慎重。

借还是不借，这是一个问题。

在经历了近半年的讨论以及对民建、上海工界等代表的座谈调查后，1950年1月，新中国第一份公债“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发行问世。

第一期发行了一亿分，而且不同于单纯的货币计价，这份公债以实物为计算标准，每分以上海、天津、汉口、西安、广州、重庆六大城市的大米(天津为小米)六市斤,面粉一市斤,白细布四市尺,煤炭十六市斤等各项实物的平均批发价之和计算。

折实这个方式，既可以回笼货币，又能够跟老百姓最关心的物资问题挂钩，具有良好的实操性。

然而，由于在国民党政府时期，公债违约不还的情况时常发生，因此，不少民众对折实公债仍有较深的误解。为此，一些地级政府成立了推销委员会，动员各界力量进行普及宣传。

著名漫画家张乐平创作了《三毛买公债》宣传画，广为印发。《人民日报》把公债形象地比喻为人民省出钱来培养国家繁荣的种子[5]。人民大众对美好生活充满了向往，在宣传过程中，也逐渐意识到，在当下情况，公债 “不只是公债，而是公责”，是携手共创明天的凭据。

张乐平创作《三毛买公债》

民众爱国热情高涨，踊跃认购，仅用3个月，就发行了1.48亿分，远超预定目标。不到半年时间，财政收支就已接近平衡，货币大量回笼。同时，陈云又策划了 “银元战”、“棉纱战”，有效打击了依靠囤货来投机的资本家。商品供应回归正常，物价也开始趋稳，长达12年的通货膨胀得到了有效控制。

这一套组合拳，击碎了0分的预言。随后的按时付息，也加强了新中国政府的信誉形象。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发行，是一次重大尝试，尽管在当时仍被认为是民众的经济负担，是临时的举措，但提升了党和群众对借贷的认知。多年后，人们才意识到，折实公债，既借出了新中国之初经济发展的希望，也借出了一曲中国债务经济发展的大乐章。

01

1953年，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正式实施。为支持这一时期的大规模经济建设，1954年到1958年期间，政府连续发行“国家经济建设公债”，并从亲密老大哥苏联那里，获得了几十亿卢布的援助贷款。这些债务有效地促进了我国工业发展，经济也实现了年均18%的高速增长。然而到了1960年，中苏危机加剧，债务却成了政治商谈的羁绊。

于是，在领导人的号召下，全国上下勒紧裤腰带，用5年时间就还清了苏联借款。这件事也导致领导人对公债有了一些误解，认为“举债有损社会主义国家声誉、形象，应该完全靠自力更生”。因此，在1968年，国内债务也全部予以清还。

1969年5月，《人民日报》刊登文章称，“我国成为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事业高速发展、财政金融越来越稳固，这些事实生动地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10]。其实，在40年前，内外无债也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追捧。

经济学主要创立者亚当斯密就认为政府举债会侵蚀生产资本，损害国家经济。大卫李嘉图也强调，政府发债就是变相的增税，二者经济效应相同。然而，1929年经济危机爆发，号召政府干预的凯恩斯登上舞台，政府通过举债、扩大财政支出，将经济重新拉回了高速增长的轨道。举债来拉动经济，随之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圭臬。

我国内外无债的年代，又赶上十年动荡，经济体系支离破碎。所幸1978年，四人帮粉碎后，国家工作重心再次回到了经济建设上。这年春天，中央出台了规划，8年内要建设120个大项目，包括十大钢铁基地、九大有色金属基地、十大油气田等高指标。基建投资规模相当于新中国前28年的总和。

规划有了，可是建设的钱从哪里来、如何建设工业体系却成了一大难题。再去老大哥那边，时机也还不成熟。于是，中央决定，向西方其他国家学习。5月2日，曾协助周恩来主管经济工作的谷牧，带队访问西欧。这是新中国以来，政府向西方国家派出的第一个经济代表团，被美国学者傅高义称之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三个转折点”之一。

代表团在三十多天的时间里，先后访问了法国、德国、瑞士等国家，细细记录所见之事。他们看到了令人震撼的先进科学技术，了解了国际贸易中常用的信贷模式，更感受到了西欧国家的热情。西欧各国对中国今后的政局稳定非常有信心，纷纷表示希望能到中国来投资。

法国巴尔总理在会谈时直接表示，主要谈经济，政治可以不谈。而联邦德国的巴伐利亚州长卡里，更是在宴会上就表示“听说你们资金困难，50亿美元怎么样，用不着谈判，现在握握手就算定了”[1]。

6月下旬代表团回国后向中央汇报调查工作，会议从下午3点半一直开到晚上11点。与会领导人在感慨被耽误了十几年的同时，也为西欧国家的投资意愿而兴奋。聂荣臻更是态度坚决地说，“过去我们对西方的宣传有片面和虚伪之处，这反过来又束缚了我们自己。谷牧这次调查比较全面，应当拍板了! 不要光议论了! ”[1]

会议结束后，领导层也更加频繁地派人到海外学习交流，而新加坡利用外资实现经济腾飞的案例，令大家十分震撼。领导层逐步统一了思想，决定“放手利用外资，大量引进技术”、“借钱搞建设”。1979年下半年，从天津工二商学院财会系毕业的张加伦被委以重任，他拉了两个同事组成了“债务处”，对接债务事宜。

1979年11月，比利时政府给予我国贷款3亿法郎，用于河南平顶山电站项目；随后科威特政府给予我国贷款4亿元在厦门修建机场，我国外债利用的大潮汹涌而来。从 1992年起，中国连续 8 年成为世界银行的第一大借款国。这些外债也成为了我国3000 多个水利热电、铁路港口、石化冶金等项目建设的重要保障。

尽管有外债的补充，但是巨大的投资建设还是给财政带来了极大压力。1979年、1980年连续出现巨额财政赤字，这令追求“不打赤字”的中央，“也恼火了，研究怎么办”[11]。过多发行票子就会造成物价上涨，于是债务处想到了发行公债的方法，但大家对于发债的利弊却又争论不一。

经过多次论证后，大家意见逐步一致：也甭有害无害了，主要看你用得怎么样。用的得当，有偿还能力，搞下去也没关系[7]。于是，1981年国债发行再次重启，并且换上了洋气的名字“国库券”，第二年发行对象也从企事业单位，扩大到了普通民众。借债，再次成为我国经济建设的强心针。

国库券宣传画

兜兜转转，我国再次回到了有内债有外债的状态，凯恩斯主义、发行债券也成为了中央和地方搞经济建设的上上签。尤其对于地方政府而言，从计划经济的统收统支，到市场经济的分灶吃饭，就像是从裹小脚的媳妇熬成了婆婆，手握财权，心有澎湃。一些地方发行了无息债券，甚至有些地方用债券来冲抵员工工资，造成了不小的舆论风波。

于是，1994年《预算法》出台，严禁地方政府发行债券。但为了经济发展和政绩考核，不少地方都奉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观念，通过诸如地方城投等公司来变相举债。

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资本主义国家愕然，债务原来并不总是利于经济发展。然而，此时的中国，为应对经济下滑，不得不继续举债，推出了4万亿元基建规划。一年后，中央安排了2000亿元地方债供地方政府发行。2011年、2014年又相继出台了规范地方政府自主发行债券的相关文件，至此，地方政府终于可以在法制约束下负债狂奔。

自1981年以来的近30年里，债务成为中国经济腾飞的重要燃料，基础设施建设的助推剂。一座座发电厂将亮光带到千万家，一条条铁轨将追梦的人送往各地，一个个小镇发展为繁华城市、一代代人享受着物质水平的提升。

然而，在这期间尤其是4万亿刺激之后，中国政府的债务水平快速上升，2018年中占到了GDP总量的36%，部分地方如贵州更是超过了63%。早在2013年，海外媒体就惊呼，中国这个世界债务经济的马达可能过热要坏了。甚至出现一些冷嘲热讽的声音，完全忘记了这四万亿部分原因也是为了收拾美国次贷危机的烂摊子。

尽管诸如京广沪等城市，地方债务占当地GDP比例不足20%，占财政收入比例为70%多，依然有良好的安全空间。但我国政府整体债务水平风险仍不得不令人担忧，毕竟，只有还不尽的人情，没有借不完的债。一轮轮刺激后，经济动能下降，债务经济的空间也今非昔比，和十几年前相比，如今也更接近债务和经济倒U型模型的顶点。

幸而中央也意识到了部分地方债务风险压力，自2014年就开始执行“开正门、堵邪路”的方案，避免大水漫灌，通过专项债券来进行定向发展。当然，债务只是一个角度，考核制度、人口趋势、产业结构、改革红利等等，多个角度才构成了经济的完整面貌，才组成了需要通盘考虑的棋局。

纵横而看，三十年前、三十年后，从贵州青海、到上海北京，同样的举债，却得到了不一样的答案。

债务处的张加伦曾说，“发债，就像抽大烟似的，你黏上，恐怕一时半会儿戒不了”[7]。这个比喻并不太恰当，大烟百害无一利，而债务则不同。也许用喝酒来讲更合适，冬天雪地里行走，喝上几口白酒，暖和身体手脚有力，但如果不加节制，喝得太多，就只能躺卧雪地一命呜呼了。

02

计划经济时代，国企的资金都是由政府筹措和分配，企业管理人和员工缺乏自主权。为了调动企业生产积极性，1979年8月，建设银行从财政部独立出来，同时，国家发布了建设贷款条例，建设投资资金由无偿拨款改为从银行有息贷款。

拨改贷的本意是给国企增加压力，促进其精打细算，提高效率。然而，由于缺乏配套的利润分配、激励奖励等机制，国企效益改善的效果并不明显，与此同时，新的问题却冒了出来。

一些新设立的或处在建设期的国企，因为资本金不足，一出生就背上了高负债。“好比小孩刚出生，还没有自理能力，就让他去给父母干活“[8]。

一些承担了社会民生责任的国企，不能谋取高额利润，反而因过重的利息被拖入泥潭。更有一些国企慢慢发现，当无法偿还银行贷款时，可以通过新的银行贷款来进行置换。所谓，短期贷款长期化，长期贷款永久化，永久贷款银行自己消化。

尽管拨改贷没有取得预期的目标，但这次改革将举债的理念、商品经济的意识带到了社会中，打破了在动荡时期对资本、利息等事务讳莫如深的禁锢，成为思想解放的一面旗帜，也激活了民间债务经济的活力，而温州正是这一时期的典型。

温州苍南钱库镇1000多户家庭中有1250多人从事百货餐饮等第三行业，家家有人经商，流动资金需求旺盛。然而，银行信用社提供的贷款仅占15%左右，资金缺口巨大。1984年，伴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看到资金需求的方培林，在横街29号方家老宅，挂出了一块白底红字招牌---“苍南县钱库镇钱庄”。

这是新中国第一家私人钱庄，开业第一天就受到了来自公办银行的压力。幸而温州市委、钱库镇委都给予了强力支持。钱庄批出的第一笔贷款有十来万元，借款人是李春芳。他利用这笔贷款建了一家小毛纺厂，开始自己的追梦之路。随着工厂规模提升，李春芳还申请到了中农信近2000万元的贷款来拓展业务，最终将小毛纺厂发展成了龙港威龙集团。

李春芳只是温州千千万创业者中的一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消费者缺商品，生产者缺资金，而敢闯敢拼的温州人，在发达的民间信用体系支撑下，如鱼得水：发现机会、亲友集资、加足杠杆、快速复制、垄断行业，可谓企业债务经济发展的先头兵。

1958年，经济学家莫迪格利安尼和米勒，提出了MM理论，用严谨的研究证实了“负债经营有助于提升公司价值”。伴随着1985年莫迪格利安尼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一理论也在国内广为传播。与此同时，国内经济学家也通过研究发现，债务融资能对集团高科技企业的创新投入产生积极影响。

有了理论保障，企业债务经济的车轮开始滚滚向前。1987年，任正非靠着借来的21000元创立了华为，并在随后的31年，将华为发展成为了世界前列的通信公司，中国民营企业的典范。也是这一年，宗庆后借来了14万元接手了一家连年亏损的校办工厂，发展出了老少皆知的娃哈哈集团。

然而，在企业债务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企业家们也一度混淆了资产和债务的区别，对高杠杆毫无畏惧，一味追求胆子大，最终不得不吞下苦果。

2012年，温州庄吉集团宣布破产。集团创始人是曾经的“电器大王”郑元忠，他创立的庄吉服饰也曾经风靡全国。然而，2006年庄吉介入造船业，先后投资了12亿元，其中高达10亿元为债务借款。随后航运业迎来了大萧条，庄吉船业的旗杆，也被风暴折断。

庄吉债务危机所牵涉的银行贷款近50亿元，互保贷款超过了300亿元。而这也只是温州债务炸弹中的普通一枚。2012年温州债务风波结束后，当地银行业统计亏损金额达到了1600亿元，而民间信贷亏损额也高达百亿元。

放眼望去，温州也只是中国企业经济的一个缩影。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投资人习惯了躺着赚利息，企业家热衷于借钱谋发展。尤其对于对于自带杠杆的地产行业而言，自从被定为拉动经济腾飞的重要马车之后，虽历经一轮轮猛烈调控，但举债反而成为了企业壮大的法宝。而今，房地产行业近80%的负债率，成为了高危区，在质疑中一步步走向大而不倒。

然而，2016年有70多只近334亿元的债券发生违约，2018年违约金额则达到了760亿元。寒意袭来，让企业家、投资人都打起了喷嚏，挂上了鼻涕。就连吸引了一波波风险投资的互联网公司，也出现了违规把用户押金变成了债务的情况，让一千多万用户体验了一把排队版的“黄世仁”。真是投资有路不好走，债务窄门偏闯进来。

由此看来，债务能否促进企业发展，取决于理性借贷的开始，也取决于扎实苦干、勤劳拼搏的日日夜夜。

03

民间流传一个关于中美消费理念的段子：美国老太太从年轻开始借钱买房消费，到老了去世了正好把欠款还完，既享受了生活，又没了负债。而中国老太太则是辛苦工作省吃俭用地攒钱，到老了刚买上房子，没住几天就去世了，过了一辈子苦日子。

讲真，老百姓们不爱花钱爱储蓄的习惯，得益于时代的雕刻。一方面，国家建设需要钱，但大量印钱就会带来通货膨胀，影响经济稳定。于是，政府便积极号召民众广泛储蓄，这些储蓄最终通过银行贷款成为支撑经济建设的资金。

银行储蓄宣传画

而更为重要的是，经历了动荡的十几年，老百姓几乎忘却了好日子的模样，有吃有喝有个安稳觉不被突然拉出家门就足够了，物质需求并不旺盛。美国《纽约时报》曾有篇文章总结道，“中国的高储蓄源于对饥荒的记忆”。学术界也曾广泛探讨，中国人爱储蓄到底是本能还是对未来的不安。

很快，储蓄本能论便被击碎。1988年，一场价格闯关调动了亿万人的神经，差点改变了人们的储蓄观念。

当时中国实行的是价格双轨制，同一件商品，市场价格却远高于计划价格。这个价差刺激了“官倒”的产生，也成为腐败的滋生地，引得民怨沸腾。于是，高层认为“长痛不如短痛”，决心实行价格并轨闯关，并在8月19日早上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群众进行放风。

新闻一出，群众们就进入了抢购恐慌中。从一针一线到服装鞋帽，从油盐醋茶到文房四宝，从火柴蜡烛到家用电器，见什么抢购什么。拥挤的人们，恨不得将所有的纸币都换成看得见、摸得着的物品，恨不得将几代人所需要的东西都攒够买齐。

200公斤食盐、300根蜡烛、400卷卫生纸、500包洗衣粉，惊人的数字被一个个家庭视为财富。

抢购的人群把商店围了一圈又一圈。与此同时，银行门前也排起了长长的取钱队伍。一些县银行因不能及时兑付，被群众们把柜台掀了个底朝天。这场抢购风暴进展3个月，就将4000亿的居民储蓄消耗了近10%，银行挤兑危机也在酝酿。

为此，国务院紧急召开会议，开办了保值储蓄，确保3年以上存款利息不低于物价上涨幅度。同时落实商品供应等措施，才逐渐平息了这次抢购风潮。老百姓们的资金，也再次回到银行储蓄账户。

2003年，人民银行发布了2月末的统计报告，我国居民本外币储蓄存款余额首次突破了10万亿。这让不少经济学家为之兴奋，这些存款如果变成真正的购买力，可以将2000年国内企业生产出来的所有服务产品等价值，全部买光。

然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能够引起老百姓抢购的消费品，除了2011年被传可以防日本核辐射的盐，基本不存在了。

如何将储蓄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内需动力，成为不少专家学者政要官员苦思冥想的问题。于是，价格昂贵的房子，应运而生。

在一轮又一轮的考验下依然勇往直前的房价，成为群众们储蓄转移的最大刺激。自带杠杆的购买模式，也成为财富的扩大器。群众们为了符合更低的首付标准，在民政局排队领号办离婚；有的人则各种借钱凑首付，杠杆甚至可以达到9倍，真是应了富贵险中求、虱多不痒债多不愁的老话。

到2017年时，我国居民负债率到了49%，仅三年就增长了近17%，而考虑到收入和可支配收入之间的差异后，负债率会更高。而这些贷款中有50%和个人住房相关。因为群众们坚信，“砸售楼处的人从没输过”，却都忽视了2008年美国那场危机的导火索。

如果说从60后花钱抢商品，到80后借钱抢房子，让人唏嘘的话，那么90后、00后到处抢信用卡、抢着借钱，就让人瞠目结舌了。

2015年，中国大学生在校人数达到了3700万，4000亿元的消费市场吸引了无数资本介入。而校园贷则是其中一个商业模式，只需要身份证、学生证和学信网截图，甚至于手持身份证的上身裸照即可借到一笔钱。而在复杂合同的背后，则是高额的利率陷阱。

对于缺少收入来源的学生而言，基本就是借钱笑嘻嘻，还钱哭啼啼，甚至会陷入恐惧。一些人因无法偿还借款，索性放弃身份，流浪到三和，成为了无欲无求的“三和大神”。更有些人则为此付出了生命，诸如2016年河南某大学生因校园贷催款跳楼自杀；2017年厦门大二女学生在“催款裸照”的威逼下自杀；9月，陕西大二学生朱毓迪因借校园贷 20 余万，跳江自杀。

有文章称，90后的负债额是月收入的18.5倍。已经工作的90后，人均负债12万元以上[6]。而2018年11月央行报告显示，信用卡逾期半年未偿还信贷总额竟高达880亿元。这个数字在2010年仅为79亿元。这一组组数据，令人嗟叹，这代年轻人真敢穷。

在一个炒股论坛上，流传着一个少年省吃俭用依靠激进风格实现八年万倍的传奇，而跟帖中也不断有人回复，为了全职炒股追涨停，已经翘了半年课、网贷借了几万块、抵押了生产设备等等，众人皆发誓要成为下一个百万宝贝。

年轻人敢穷的背后，是看到了太多依靠负债成功的榜样，还是欲望被各样因素挑逗而丧失理性，是社会重压下索性的享乐主义，还是消费理念真的改变了。逾期金额近十倍的增幅，到底是借出了未来，还是借丢了希望，这是一个值得全社会思考的问题。

自1985年珠海诞生了我国第一张信用卡中银卡以来，信用消费对经济的提升是毫无疑问的。便捷的方式提升了商业效率，一定的额度也给予使用人应急的保障。而如今银行有抵押、消费、旅游各种形式的贷款，互联网也充斥各样的网贷平台。

这些原本是更好实现求学梦想、把握扩产机会、应对飞来横祸、享受购物便捷的保障，如今却成为了一批人的沉重负担。

可以承担多少额度的借贷、借贷的钱应该怎么使用，不仅仅是借款人要自知的要素，更是放贷机构要主动普及提醒把控的风险。就像平安普惠发起的“理性借贷 不负信任”倡导活动一样，当洞察到借贷的非理性时，放贷机构应担负起倡导理性借贷的责任，而不是设计更丰富的产品利用人性漏洞，用多样的诱惑钩起人性弱点。

面对借贷，是选择理性节制，还是选择随性放肆，这是个人成熟与否的标志；而选择责任，还是选择利润，这是企业伟大与否的准绳。

正如提供信任借款服务的平安普惠所言，对于每个人而言，这都是一个充满机会的世界，越来越多的人通过借贷实现梦想，获得成功。但，也有少部分人希望通过借贷去买一种不属于自己的生活，去尝试一个不切实际的可能，去博一次心跳刺激的赌局，去做一场一夜暴富的美梦。也许，可以轻易得到很多，但也可能瞬间失去一切。

04

1972年，西方经济学家费歇尔和弗兰克尔提出了“债务五周期理论”，将国家之间的借债分为了五个阶段：不成熟债务人、成熟债务人、债务减少、不成熟债权人、成熟债权人。

大白话讲就是“乱借钱乱花钱”、“会借钱会花钱”、“借的钱开始赚钱”、“还清了钱还能乱借给别人钱”、“把钱借给应该借的人”。活脱脱一条依靠借钱走向人生巅峰的轨迹，给了不少第三世界国家向发达国家申请借贷的信心。

然而，多年历史经验显示，几乎没有国家可以走出第三阶段，进入第四阶段。因为债务有瘾，不劳而获有钱花太舒服。在为数不多实现突破的国家中，中国则是影响力最大的一位。

如今，中国早已从最大债务国变成了全球前列的债权国。我们利用外债、依靠内债，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强大的工业基础，提高了亿万人的生活水平，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堪称债务经济发展的典范。

但也要清醒意识到，债务可以让一座座大城市崛起，也可以催生一座座鬼城；债务可以让一家家企业腾飞壮大，也可以击垮曾经的如日中天；债务可以让一个个年轻人享受信用消费带来的愉悦，也可以把这批人拖入无底深渊；债务可以为一个个创业者提供成功的粮草，也可以成为自毁前程的弹药。

债有多销魂，就有多伤人。若借得多，会不能平衡。该爱就爱，该恨的就恨。

显然，经历了2009-2010年的四万亿制造业刺激、2012-2013年的政府非标扩张、2016-2017年的居民买房狂潮等三次加杠杆阶段后，留给债务经济的时间和空间，大不如前。理性，成为一念天堂一念地狱的分水岭。

理性的借贷，给了我们一个好未来的可能性，该借的时候坚决借，不该借的时候坚决不借，这是国家、企业、个人的成功经验总结，也是未来依然需要坚守的铁规。

全文完。感谢方兴钱庄创始人方培林先生对本文的支持。感谢您的耐心阅读，请顺手点个赞吧~

参考资料：

[1]. 谷牧回忆录，谷牧

[2]. 由"拨改贷"到"债转股"，董志凯

[3]. 新中国第一笔国债发行始末，苏泊

[4]. 陈云文选，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

[5]. 武汉推销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研究，罗宁

[6]. 这届年轻人真敢穷，徐艳丽，华商韬略

[7]. 我执笔起草了第一个国库券条例，张加伦

[8]. 历史再现惊人相似一幕，王雅洁，经济观察报

[9]. 破解纪录片《北平入城式》真实性之谜，史海沉钩

[10]. 中国共产党公债政策的历史考察及经验研究，万立明

[11]. 1980年恢复“国库券”发行鲜为人知的幕后故事，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