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农村改革40周年这个新的历史起点，我们有理由为已经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但也必须清醒认识到，距实现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目标还任重道远，改革仍在路上，而回顾和总结，只是为了使尚无穷期的改革能够走得更加蹄疾步稳、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本文转载自“瞭望”客户端, 原文首发于2018年12月7日，标题为《专访十三届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主任委员陈锡文 农村改革40年的启示》。

“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启的，农村的改革迄今已整整40年。”日前，十三届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主任委员陈锡文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中回顾农村改革这40年的历程，细数农业、农村、农民在这40年间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后感叹：“真是‘弹指一挥间’而又‘恍若隔世’。”
　　
回想40年前，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则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在描述我国当时的农村现状时，用了三个“很”字：“农村生产力水平很低，农民生活很苦，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很薄弱。”这种状况如今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改变，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农村的发展已有坚实的基础和底气。
　　
陈锡文是中国农村改革的亲历者、见证者和决策参与者，从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到1982年毕业后投身于中国农村发展改革政策研究，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直至担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须臾不离地全景感受观察研究了中国农村改革40年的波澜壮阔。
　　
这位原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深情地说：“站在农村改革40周年这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有理由为已经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同时，他也冷静地告诉本刊记者，“必须清醒认识到，我们距实现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目标还任重道远，改革仍在路上。回顾和总结，只是为了使改革能够走得更加蹄疾步稳、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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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改革的突破：党心民心高度融合

　　
《瞭望》：40年前的1978年，为什么小岗村的18颗红手印点燃的中国农村改革乃至中国改革的星星之火能够迅速燎原？
　　
陈锡文：在1978年这个关系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历史转折关头，寻求经济体制上的突破、寻求具体的改革突破口，成了全党全国人民共同关注的焦点。
　　
小岗村的这个案例表明，在当时的中国，引发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的条件正在成熟：刚刚走出“文革”十年动乱的党和人民都在进行深入思考，不仅思考如何对被“文革”搞乱了的理论、思想、观念实行拨乱反正，更在思考中国今后应当形成什么样的经济体制，才能走上一条既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又加快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民富裕的道路。党中央在思考如何对国家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进行调整和改革，农民在思考怎样改变集体经济组织中人人“吃大锅饭”的经营体制，使自己被抑制的生产积极性能够充分发挥出来，至少使自己能够吃得饱饭。
　　
这一重任历史性地落在了中国农民的肩头。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农业既是计划经济体制中相对薄弱的环节，也是制约人民生活改善、国家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为此，在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才有了被原则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
　　
当时的政策是，在采取一系列新的政策措施、加快农业发展的基础上，要求农民按规定的价格向国家交售一定数量的粮食和其他重要农产品，以满足国计民生的最基本需求。而农民在欢迎国家出台扶持农业新政策的同时，希望国家也允许农民在农业的具体经营形式上有更大的自主选择权。这就是小岗村农民在选择“大包干”时所承诺的“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才是自己的”分配办法。
　　
这三句话，可以理解为农民向国家提出的发展要求：以保证“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为前提，换取一个将农业的集体统一经营改为家庭承包经营的体制。坦率说，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也找不出比这更好的能够调动农民积极性的办法。
　　
于是，党中央和广大农民在这个重大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在不改变土地集体所有制这个我国农村基础性制度，以及保证完成国家对重要农产品收购计划的前提下，允许寻找能够更加充分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更加符合农业生产自身规律、更加符合中国国情和农村实际情况的农业经营形式。
　　
正因此，在那个充满激情的年代里，由小岗村点燃的改革星火才能迅速燎原、漫卷全国农村，而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也被就此打开。
　　
《瞭望》：在短短的三四年时间中，以家庭承包经营为主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就在全国农村基本替代了原先那种集体统一经营、统一核算、统一分配的农业经营体制。到底是什么力量能有如此巨大的威力呢？
　　
陈锡文：说到底就是两条：一是党心和民心的高度融合。党和人民都已经认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只有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充分调动亿万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让社会财富充分涌流，让广大群众共同富裕，才能实现让人民都过上幸福生活这个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初衷。
　　
二是在促进增产增收上，家庭承包经营体制以事实胜于雄辩的力量不断扩展空间。农民为了追求自己更加美好的生活，甘愿承担风险也下决心要打破“吃大锅饭”的体制；党中央在深刻分析历史经验教训的同时，也在努力从农民的创造中吸取着观念转变和实践创新的改革养分，使农村政策更加符合实际、符合农民意愿。而从1979年到1982年的四年中，全国粮食总产量从6095亿斤增长到了7090亿斤，全国农民的人均纯收入从134元增长到了270元，这样的增产增收效果，使得家庭承包经营的新体制尽管面对各种争议，但仍足以站稳脚跟并赢得越来越多人的信服。
　　
因此，也可以说，农村改革首先是从改变人民公社制度下的农业经营体制取得突破的。这一突破，实际上打破了农村集体土地只能由集体实行统一经营的僵化认识和体制，使人们认识到，在不改变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前提下，可以找到多种多样更加有效的具体经营形式。应当说，农村改革的这一重大突破，对于党和政府形成推进整个经济领域体制改革的最初思路，发挥了重要的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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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改革的成就：生产力和思想观念两大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