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台湾的父老乡亲们，重回华夏！”大陆特使，在台湾的广场上向众多台湾居民高声宣布。

多年的乡愁和遗憾终于结束，可以“家祭无忘告乃翁”了，你欣慰地笑了。

但你的笑容很快凝固：因为那位大陆的特使，头上金钱鼠尾，身着僵尸戏服；而他面对的众多台湾居民，则峨冠博带。

这一幕不是台湾1450的宣传心战，而是大陆方面的电视剧《天下长河》的片段。

不久之后，电影《澎湖海战》将上映，讲的也是这段清朝消灭明郑，实现统一的历史。

多年前上映过一部电视剧《施琅大将军》，编导说：“希望这部剧能为为解决台湾问题提供参考和决心。”

而近期的《澎湖海战》据说也被给予了文宣方面的厚望。

只是不知道上映后是否会有全军组织观影并号召向施琅学习。

“我国俄罗斯族的民族英雄彼得大帝（《彼得大帝怎么也成了中华英雄？》）准备率兵南下进行民族融合，将给我们带来一千多万平方公里版图的嫁妆，只恨康熙皇帝阻碍统一，背离历史潮流。”

当解构主义者们把曾经用于描述岳飞文天祥朱成功的话语奉还给清朝时，讨论清朝对统一的贡献已经没有多大意义。

另一方面，民间有自己的历史记忆。

今年5月20号，花店影院生意寥寥，酒店旅馆万马齐喑。同时，一些祭奠的动态在网络上自发流传：

“铭记历史，我辈自强。”

这和每年12月13日公祭日官媒的发言一样，唯一不同的，是祭奠的对象：

“祭奠扬州十日380周年。”

八十万亡魂的呼喊，在近四百年后又有了回响。这是华夏对历史的执着，所以有人说“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

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这才是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很多人经文背得烂熟，开口就能“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然而，区分“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之前，更重要的是搞清楚“我们是谁”。

上一个搞不懂自己是谁，在迷茫和徘徊中内耗衰落的，就是美国。

1996年，当整个美国还沉浸在冷战胜利的喜悦中，并准备把自己的意识形态推广到全球时，撒缪尔亨廷顿却认为，美国非但不应该向苏联势力撤出的地区扩张，甚至不应该维持现有的势力范围，反而需要收缩巩固基本盘。

在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中，美国不再是占世界三分之二的“自由世界”的领导者，而只应该做仅包括北美澳洲和西欧部分国家的“基督教文明”的领袖。

他认为，定义美国人的不应该是普世价值的意识形态，而是基督教（新教）的传统生活方式和价值观。

然而，我们知道，美国选择了完全相反的道路。他们自信地声称，谁都可以有美国梦，美国能融合任何人。

10年后，垂垂暮年的亨廷顿看着衰败的街道上各种肤色的人群，以及即将跌破一半的传统白人婴儿占比，用最后一本书的标题提出了自己生命的最后一问：

Who are we? 我们是谁？

书的开头，亨廷顿提到，即便是来自落后的拉美甚至非洲的移民，对升星条旗依然存在抗拒，特别是拉美移民，即便已经入籍而且居住了几代，依然会在社区里升原来国家的国旗。

赴美后和母国恩断义绝甚至反目成仇的，只有润人。

然而，亨廷顿绝望地发现，那时的美国人依然乐观，相信美国作为民族大熔炉能融化一切差异。

如今，又过了二十年，美国成了我们眼前鲜活的反面教材。

在划分敌友之前，首先要想清楚的问题，是谁才是自己。

据说，人三十岁时容易有心理问题，因为三十而立，这个年纪的人真正开始做自己，成为自己，爱自己。

同理，当一个民族开始思考自己是谁时，也会有痛苦和迷茫；但这并非坏事，而是说明，一个民族开始学着爱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