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尼德罗

11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正式印发。《意见》重申了此前“十三五规划”中确立的目标，即到2020年，全国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到85%，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公办园和普惠性民办园在园幼儿占比）达到80%。

不过，最引人瞩目的是《意见》的第24条：民办园一律不准单独或作为一部分资产打包上市。上市公司不得通过股票市场融资投资营利性幼儿园，不得通过发行股份或支付现金等方式购买营利性幼儿园资产。

由于这一条规定的存在，昨晚，在美国上市的红黄蓝教育股价直接被腰斩，狂跌53%。要知道，去年11月初红黄蓝北京幼儿园出现虐童丑闻之后，股价也只下跌了38%。所以，随着政策上的一锤定音，红黄蓝教育的前景几乎无可挽回。

舆论上一边倒的欢呼叫好完全可以预料。在原始正义感的支配下，绝大多数人都对红黄蓝幼儿园保持着愤怒，因为去年的丑闻并未令它受到真正的惩罚——它的股价很快实现了反弹，而如今的惩罚虽然迟滞了一年，但却终于得以兑现。

成立于1998年的红黄蓝教育，今年刚刚满20周年，旗下已有超过1300家亲子园和500家高端幼儿园。20年内，这家机构从无到有，从0到1800，也可以被看作是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一枚切片。

然而，跟吃喝玩乐、购物出行不同的是，教育机构的复制规律并不相同，因为幼儿教育面对的是孩子，教育需要等待。教育的过程可以比喻成“接发球”，老师和学生需要时间来练习，才能逐渐摸透彼此，然后共同成长。但在资本主导之下，无论是亲子园还是幼儿园，扩张的欲望超越了等待的必要。

某种程度上，红黄蓝教育的扩张路径和五星级酒店、外卖平台以及网约车是一致的。资本大举介入之后，硬件条件很快就达到要求，我本人参观过红黄蓝的亲子园，硬件真的不赖。五星级酒店、外卖以及网约车也一样，只要有钱，就能很快搞定硬件。

但是，网约车中的顺风车出了人命，外卖平台助长了食品危机，五星级酒店更是洗不好一个杯子。这些看似不同的行业，实际上都折射出同样的定律，那就是“凡是看得见的都确保高端（干净或安全），凡是看不见的地方就会乱来”。

除了教育需要等待，五星酒店的服务、外卖平台的审核以及顺风车的验证，其实也都需要等待，只是等待的时间不会像教育那么长。等待的过程，就是完善流程、打磨细节的过程。

但是，所有这些资本主导的行业，他们都不可能等待，因为等待就是消耗资本，等待就是错失机遇。所以，它们全都形成了“不见棺材不掉泪”的心态。

红黄蓝的死，很大程度上是罪有应得，但从整个社会层面来讲，它又死得有些冤枉。因为红黄蓝高歌猛进的20年，恰好是中国学前教育政府投入债台高筑的20年。

来看一组数据，2010年之前，学前教育财政投入一直占政府教育预算盘子的1%以下，直到2016年这一数字才上升到8.9%。考虑到历史累计投入实在太少，即使近年来保持了较高的投入水准，欠下的债也还是很多。

此外，按照规划，到2020年，公办幼儿园占比将力争达到了50%，而在2016年之前，公办幼儿园的占比可能低于20%。也就是说，绝大部分能上幼儿园的孩子都在民办幼儿园。

即使加大了投入，但如果考虑投入的公平性，我们也会发现那些著名公立幼儿园动辄可以拿到上千万补贴，而普惠性公立幼儿园的建设速度却不敢让人恭维。此外，幼儿园最重要的其实不是场所，而是老师。但是，幼师的培养不可能一蹴而就。2016年在园儿童4414万人，幼儿教师249万，师生比接近1比18。

按照教育部规定的最低1比7 的要求，幼师缺口高达381万。这381万的幼师要培养需要时间，需要投入。而且，因为幼师的待遇一直很低，所以幼师不但无法吸引其他领域的人才加入，连本行业的人才也留不住，这种状况使得幼师行业的发展难上加难。

最后，还需要指出一点，许多公立幼儿园即使开办，也满足不了公众的需求。

例如，公立幼儿园要求必须满3周岁才可以上，这就使得很多父母不得不把不足3岁的孩子放到私立幼儿园；又比如，公立幼儿园经常下午4点甚至3点半就放学，普通上班族根本不可能有时间接孩子。而反观很多私立幼儿园，可以在支付一定费用的情况下，看护孩子到6点或更晚。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学前教育的矛盾发生了转移，原本矛盾存在于需求不断扩张的公众和财政投入不足的政府之间，但实际上却爆发在疲惫不堪的幼师和心力憔悴的家长之间。

1998年，中国住房改革的元年。从这一年开始，中国社会从熟人社会加速进入陌生人社会。对于儿童来说，丧失熟人社区的庇护之后，陌生人社会可谓充满了风险。

纷纷进入“xx小区”的城市居民，并没有能够重新建立起一个熟人社会，邻居的意义从未变得如此轻薄。与此同时，作为独生子女所生的独生子女，10后乃至15后的孩子，他们面临着史无前例的阶层竞争压力。

红黄蓝创立于1998年，但腾飞于2008年之后，因为2008年之后政府学前教育投入不足的后果几乎到达了顶点，而中国家长由于阶层流动压力传递给儿童教育的焦虑则开始迅速升级。

一方面是公立幼儿园的数量不足和质量不足，另一方面是教育需求的升级，红黄蓝的出现客观上回应了上述需要。强调孩子的“个性、“创造力”，重视“艺术”和“双语”，这些符合时代需求的教育概念，显然吸引力许多城市中产居民。

在“看得见”的地方，例如宽敞的活动室、北美的外教，以及高端的宣传词，新型早教机构、幼儿园的确很令人动心。这也是很多家长趋之若鹜，以及红黄蓝连连扩张的基础性原因。

但是，就像前面提到的，红黄蓝经常位于高端综合体、写字楼内部，它这城市、街道和社区其实没有直接联系，它其实是“飘着的”。

“飘着的幼儿园”有什么问题吗？我要说问题很大。因为这意味着幼儿园的员工无法真正融入社区，无法与社区成员形成网络、规范和互相的信任。这里举个例子，“朝阳群众”之所以无往而不利，就在于他们存在一个严密的社会网络，所以一旦有“不轨之人”出现，他们立马就能察觉。

幼儿园的工作人员和社区卖早点的大妈、倒垃圾的大爷，孩子的家长，如果能够“抬头不见低头见”，那么就会逐渐形成一种互信同时也是互相监督的关系。

这种互相既可能帮助老师获得社会认同，也可以消除他/她内心的恶意。虐童之所以会发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老师感受不到具体的人，他们也不会觉得自己在一个充满余光的社会网络中。

红黄蓝幼儿园虐童丑闻发生后一年，中央出台了重磅《意见》，除了禁止幼儿园资产打包上市，也出台了一系列保证普惠性幼儿园供应、教师培养和提高待遇，以及强化监管和定位的政策。

可以看到，这些政策并非无的放矢，只不过要真正完成需要克服无数困难。最大的困难，我认为其实不是钱，而是政策本身的灵活性，以及幼儿园本身是否能够获得社区支持。

孩子是社区关系融合的天然媒介，只要能够调动社区的力量，允许社区更多的连结和协作，幼儿园就会生长出来，幼儿园也会扎根下去。

很难想象，一个扎根社区的幼儿园会出现虐童行为，因为扎根社区，会给孩子们提供信任、安全感等宝贵的社会资本。正如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罗伯特·帕特南所说的：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社会资本比财政资本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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