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印闲生
来源：江宁知府（ID：jiangningzhifu2020）
5月16日，特朗普亲自表示，财政部长贝森特、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将在未来两三周内发出信件，单方面设定美国贸易伙伴国的关税税率，本质上是告诉大家跟美国做生意要付多少钱”。“我认为我们会很公平，但真的没办法接待这么多想与我们见面的人，有150个国家想与美国达成协议。”这是特朗普首次承认无法通过谈判方式解决关税问题，并事实上抛弃了“一对一”甚至“一对多”的谈判模式，继续对绝大多数国家或地区采取单边主义做法。考虑到总统说话不太靠谱，从他嘴里冒出来的政策往往得下属证实后才能算数。5月18日，美国财长贝森特在电视专访中表示，对于未能以“善意”参与贸易谈判的国家，美国将对其恢复4月2日宣布的关税税率，这些国家将收到明确税率的通知函。“美国目前专注于与18个重要的贸易伙伴达成协议，对于很多较小的贸易关系，我们可以直接设定一个数字，我也认为我们将达成很多区域性协议——‘中美洲的关税是这个水平，这部分非洲是那个水平’。”综合总统和财长两人的表述，我们可以大致推测美国修正后的关税谈判策略。对加拿大、墨西哥、中国、欧盟、日本、韩国、印度、越南等主要贸易伙伴的谈判方式为一事一议，该过程将是持久战。具体剧本无法揣测，有可能特朗普在某个时刻突然抬高加码，主动制造一场危机（比如7月8日后宣布恢复“对等关税”），也有可能退缩，然后直接宣称自己赢了。对于那些中小国家，美国不会跟它们纠缠，甚至都懒得敲诈勒索它们，会在近期直接宣布一个关税税率。这个关税税率或许介于10%至“对等关税税率”之间，比如设想一种算法：新税率=10%+（对等关税税率-10%）/2.以柬埔寨为例，它被征收了49%的对等关税，美国大概率没时间启动跟柬埔寨的双边谈判，那么最后的税率可能被单方面设定为35%。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单方面拍脑袋拍出来的税率不会太低，也不可能是10%，因为一旦过低就会削弱各国同美国谈判的动力，因此基本逻辑是“有得谈总比没得谈要强”。MAGA是没有信誉的，关税已经沦为一场“MAGA秀”。日本和加拿大就是最典型的例子，美日在特朗普第一任期的2019年签署了贸易协定，加拿大当时也重新签署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但这些都在4月2日被推倒重来。可以想象，假如2028年万斯当选下一届总统，搞不好还会再发起一场新关税战。这种情况下，各方的对美谈判策略大都是“短期让利”，比如许诺采购多少多少美国货物——大宗采购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哪怕将来美国又毁约，无非取消采购继续谈判罢了。美国对关键行业的征税决心明显大于普征关税，比如：汽车及零部件、钢铝、半导体、药品等，美方的这一立场将极大阻碍它跟欧盟、日韩等盟友达成协议。日本国内调查显示，74.3%的受访者“不期待”石破茂政府能否促使美国调整高关税政策，显示公众对日美谈判信心不足。欧盟方面则于近期明确表示，不会接受美英达成的10%关税协议模板，且提出了反制方案。实际上，一旦涉及“特定领域关税”，欧盟内部的协调难度将大大增高，比如汽车关税的杀伤对象主要是德国，波兰等中东欧国家其实不在意，但如果欧盟想通过采购农产品的方式来消除汽车关税，那中东欧国家必然第一时间炸锅。简单来说，与国家联盟谈贸易协议比两国之间谈贸易协议要难得多，美欧谈判目前已变成了最慢的一个，直到5月中旬才首次交换谈判文件。贝森特接受采访时称：“我个人认为，欧洲可能有集体行动的问题，意大利人想要的东西跟法国人不一样，但我很肯定，最终我们会达成令人满意的结果。”有一种观点认为，特朗普关税是美国新政府在进行“税源调整”，把原先施加在A群体身上的税悄悄转嫁到B群体身上。通常来讲，每届美国政府在上台后都会推出一个“一揽子法案”，涉及国家政策的方方面面。例如：拜登上任没多久即推动国会通过了《2021年美国救援方案法》——该法案包含1.9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旨在加速美国经济复苏。特朗普第一年的重头戏是一份“减税法案”，据说引入了多项创新性税收抵免；有美媒统计，如果通过，该税收法案将每年减税约3700亿美元。根据美国海关的数据，4月份关税收入达到163亿美元，创历史新高，比3月环比大涨86%，较去年同期增幅达130%。大幅增加关税的同时，特朗普还施压沃尔玛、亚马逊等企业，要求它们“自行消化关税”“不要转嫁成本给消费者”。这种做法其实印证了我们的判断，即在“特朗普主义”里，“民粹”大于“重商”。从加征关税后美国国内的舆论、民调以及金融市场表现来看，美国人对“痛苦”的忍耐力其实非常有限，低得超出了特朗普团队预期。除此之外，在评估美国国内各个州、各个产业时，我们也不能单纯算经济账，而要算政治账。那些位于关键摇摆州的产业，如宾夕法尼亚的钢铁、密西根的汽车、威斯康星的农产品，或许它们产值没有那么高，但政治影响力却极大，政客们是得罪不起的。一般来说，越是落后的国家关税税率越高。因为发达国家产业竞争力强，不需要保护，（彼此）低关税反而可以帮助它们的产品进入到他国市场。另一方面，发达国家的财政不依赖关税，往往是发展中国家关税占财政收入比例更高。国际贸易总量与全球外汇储备在2010年代之后均维持平缓趋势。关税战开打之初国内流传着一种担忧，认为美国有可能迅速与其他国家敲定贸易协定，然后集中力量排挤中国，限制各主要经济体与中国的经贸往来。不得不说，战略规划与战术落地总是存在差距——好的战略设想常有，但真正实现的却寥寥无几。1、先亲后疏，先同盟友谈妥条件，再施压中国等非盟友国家；2、先易后难，用先达成的协议去施压待谈判的国家或地区。前者虽然设想美好，但操作起来十分困难，比如：日本坚持要求取消关税，特别是全面取消汽车关税；欧盟响应异常缓慢，慢到让特朗普失去耐心……这种情况下，美国只能采用“先易后难”的实用主义策略，而无法实施兼顾地缘政治思维的“先亲后疏”策略。某种意义上讲，中国、越南、印度等国家原本就不对美国抱太高期待，能够忍受“下调”而非“取消”关税的方案（英国因为脱欧导致贸易环境孤立，心态也放得比较低）。与之相较，欧盟、日本等美国盟友长期处于自由贸易的温室中，对关税更加敏感，也更难达成妥协。近日，日本国内已经出现了“退而求其次”的声音，首相石破茂仍表现出追求最大成果的态度，而负责谈判的赤泽亮正则暗示要寻找“妥协点”。中国之所以强硬，是因为中国从第一次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战以来，历经七年推进了相关准备，其核心是推动经济结构转型，打造没有美国也能生存的经济。中国对美以外国家的出口额在2018年至今的六年间增加了超过1万亿美元，总出口额达到约3.6万亿美元，新增的出口额相当于中国每年对美出口额的两倍左右。摆脱对美依赖，对中国来说是带着强烈意志推进的重要战略，而在这面前，特朗普式的谈判手法暴露了其局限性。所谓“先发制人让对方畏惧，然后根据社交媒体和市场反应调整策略”的威胁式手法，在面对已经做好准备、甘愿承受伤害的对手时，反而适得其反。不难体会，当下绝大多数被特朗普“对等关税”打懵的国家，它们的状态跟2018年的中国差不多，有些措手不及。经历过这一轮艰难的对美谈判后，这些国家或多或少会像过去几年的中国一样，启动摆脱对美贸易依赖的探索。这一趋势将是不可逆转的——特朗普关税本质上是在用美国几代人积累的战略优势资源（各国对美国的依赖）做短期变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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