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温伯陵
来源：温伯陵的烟火人间（ID: wenboling2020）
古时战乱年代、现代创业初期，能力超绝的人往往都要争“老大”的位置，然后用自己认定的方式带领团队走向成功，称王做祖，飞扬一世。有能力却甘居“老二”的人，绝对是凤毛麟角。如果有一个人能力超绝，却愿意死心塌地的辅佐另一人，那么这两人便是天作之合，不论事业能否成功，都会留下一段佳话。孙中山很幸运，他的亲密战友黄兴，就是这样一个甘居老二的人。1874年9月，黄兴在湖南长沙诞生，其父拥有秀才功名，其母亦是名门闺秀，家里更有良田、房产、藏书无数。可以说，黄兴的原生家庭是一个典型的晚清地主家庭。受家庭环境的影响，黄兴很小就开始读《四书五经》等传统儒家经典，接受忠孝礼义等儒家规训，学习八股文写作。经过十余年寒窗苦学，黄兴终于在22岁时考中秀才，成为晚清“士人”阶层的一员。他们可以和张良一样出谋划策，可以和萧何一样处理日常政务，甚至可以和韩信一样统兵征战，但他们从来不会谋求“皇帝”这个位置，做执掌乾坤的领袖。即便有这样的机会，他们也会主动放弃，然后拥立一个雄才大略的人，做自己的代言人。《史记·萧相国世家》里说：“萧相国何者，沛丰人也。以文无害为沛主吏掾。”“刘季曰，天下方扰诸侯并起，今置将不善，壹败涂地。吾非敢自爱，恐能薄，不能完父子兄弟。此大事，原更相推择可者。萧、曹等皆文吏，自爱，恐事不就，后秦种族其家，尽让刘季。”这段话的意思是，刘邦认为自己能力不足，无法带领沛县子弟在乱世中活下来，准备放弃沛公的身份，让给萧何或曹参。但萧何和曹参担心起义失败，被秦朝诛九族，便放弃了这个做老大的机会，继续拥戴刘邦。他们的定位就是“政务的执行者”、“皇帝的辅佐者”，最高追求是“皇帝与士大夫治天下”，如果机缘巧合得到“帝王师”的身份，那就是光宗耀祖的大事了，可以在族谱里另开一页。毫无疑问，黄兴在苦读儒家经典、考取秀才功名的过程中，已经继承了士人阶层的精神传承，并将其深深的烙印在骨子里。当然了，成为士人到以士人的标准要求自己，需要一个转变的过程，甚至得遭遇一场沉痛的失败，才能觉醒意识，重塑人生定位。1903年，黄兴自日本弘文学院毕业，年底便回到湖南长沙，邀请章士钊、宋教仁等人一起创办了华兴会，口号是“同心扑满，当面算清”。因为华兴会成员大多是知识分子，武装革命的能力有些欠缺，故而黄兴又成立同仇会，并亲自兼任会长，用一年时间招纳了万余名哥老会成员。做完这两件事，黄兴的麾下文人武士齐聚，随即又变卖长沙的祖宅和田产，准备用筹措来的资金，在湖南起义反清。然而，起义尚未开始，湖南官府便得到消息，四处搜捕黄兴。后来，黄兴从日本返回，又策划了一次反清起义，结果又失败了。这两次起义失败，虽然没有动摇黄兴反清起义的决心，但严重打击了他“亲自领导反清起义”这件事的信心。换句话说，黄兴的“心气”受损，再无法承担领袖的重任，于是，“士人”的精神底色开始主导他的人生选择。1905年7月，经过宫崎寅藏的介绍，黄兴和孙中山在凤乐园餐馆见面。其实在见面以前，黄兴就听说过孙中山的事迹，但他很不喜欢孙中山，原因就是孙中山没有读过儒家经典、没有参加科举，不是正统的中国文人。用黄兴的话说，孙中山不是绿林豪杰，就是刘秀、邓禹之类缺乏豪气的书生。但此次和孙中山见面以后，黄兴才发现，孙中山是温和端正且手不释卷的人，而且思路清晰出口成章，是个典型的领袖型人物。于是黄兴对孙中山一见倾心，开始毫无保留的畅谈自己对中国革命的理解。召开成立大会时，共有80余名代表出席，其中70人是黄兴的华兴会故人，3人是日本人，只有10人是孙中山的旧相识。这么悬殊的人事比例，如果黄兴愿意争领袖地位，其实是有机会的。但黄兴不愿意争，以一句“孙中山先生为本党总理，不必经过选举手续”的话，直接将孙中山推到同盟会总理的位置上，自己甘愿以“执行部庶务”的身份，处理同盟会的日常工作，辅佐孙中山。他做出这样的选择，其实就是和萧何一样，承认了“士”的人生定位。同盟会成立以后，至少有93名留日陆军士官生入会，黄兴认为，这批同志回国以后要掌握兵权，不能暴露革命者的身份，于是他收起这批同志的会员证，由他一人保管，并成立“丈夫团”，做为革命军官的核心组织。黄兴是主持同盟会日常工作的人，自然和同盟会的革命军官非常熟悉，他亲自操办“丈夫团”的事务，便又是同盟会革命军官的直接领导。正是这两层关系，为黄兴日后亲赴一线领导反清起义奠定基础，黄兴也由此成为孙中山领导下的、同盟会的军事负责人。尽管黄兴在同盟会的实力雄厚，但他不争领袖地位是一以贯之的，此后同盟会有人背叛孙中山或闹分裂，黄兴也是坚决支持孙中山，维护他的领袖地位。临行前，日本政客和商人赠送孙中山1.5万元，他给章太炎等人留下2000元，做为《民报》的经费，其他款项全部带走，用作“潮州起义”的经费。孙中山这样分配款项，自然有他的道理，但章太炎等人认为，留给他们的办报经费太少，5月发动的潮州起义也失败了，起义经费完全是打水漂，所以这笔款项应该全部留给他们，不应该拿去发动起义。在这样的背景下，章太炎等人便要求召开一次特别大会，罢免孙中山的总理职务，改选黄兴为同盟会总理。“革命为党众生死问题，而非个人名位问题，孙总理德高望重，诸君如求革命得有成功，乞勿误会，而倾心拥护，且免陷兴于不义。”同年8月，同盟会员张百祥、焦达峰等人认为，孙中山不回日本主持同盟会事务，就没有资格继续担任同盟会总理，而且孙中山提出的“平均地权”会伤害地主士绅的利益，不如改为“平均人权。”随后，他们联合一部分同盟会员，准备仿照哥老会、洪门的“另开山堂”模式，成立共进会，和同盟会分道扬镳。面对同盟会内部的分裂势力，黄兴再一次站出来，用一句“革命有二统，二统将谁为正”的话，来维护孙中山的地位、维护同盟会的团结。1909年，陶成章等人在南洋起草《孙文罪状》，发起更大规模的倒孙风波，并希望黄兴和他们发表一份联合声明，召即同盟会员讨论孙中山的问题，然后改选同盟会总理。这次，黄兴亲赴南洋，和同盟会员挨个谈话讨论，向他们说明孙中山的难处，劝他们不要跟着陶成章起哄。等平息南洋的反孙情绪以后，黄兴给孙中山写了一封信，说道：1911年12月，宣布脱离清朝的各省代表齐聚南京，选举湖北都督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因为黎元洪在武昌，故而以黄兴代行大元帅职权，到南京任职，统领革命全局。根据各省代表拟定的原则，推翻清朝以后，新政权的总统要从大元帅、副元帅中选举产生。这就意味着，黄兴一旦做了代理大元帅，就成了总统候选人。那时黄兴在上海，原本不愿意去南京任职，可众人极力劝他以革命大局为重，去吧。黄兴推脱不过，只能收拾行装前往南京。但就在他启程的前一天，听说了孙中山即将回国的消息，于是黄兴立即放弃任职，并向众人解释了原因：“孙中山先生已启程回国，不久可到上海。孙先生是同盟会的总理，他未回国时我可代表同盟会，现在他已在回国途中，我若不等他到沪，抢先一步到南京任职，将使他感到不快，并使党内同志发生猜疑。”“太平天国起初节节胜利，发展很快，但因几个领袖互争权利，终至失败，我们要引以为鉴戒。革命同志最要紧的是团结一致，而要团结一致，就必须不计较个人权利，互相推让。”出于这样的原因，黄兴最后一次放弃了做领袖的机会，等到孙中山回国以后，他又极力推举孙中山做新政权的总统。可以说，没有黄兴的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可能很早就夭折了，更不可能取得“国父”的历史地位。他们第一次出现分歧，是关于革命成功以后，新政权到底用什么样的国旗。孙中山的意见是，兴中会同志举着青天白日旗，发动数次起义，留了很多血，所以青天白日旗很有革命意义，新政权的国旗就得用它。但黄兴认为，青天白日旗和日本太阳旗太相近了，不合适，而中国周朝的井田制象征平均地权，同盟会的政治纲领也有平均地权，那么用井字旗做新政权的国旗，再合适不过。为了保住青天白日旗，孙中山甚至放狠话：“高举青天白日旗的南洋同志有数万人，你们不用这面旗，就先把我干掉吧”，黄兴一听，大怒：“这面旗你们留着吧，我离开同盟会。”孙中山自幼长于国外，对中国传统文化没有太深的执念，故而对井字旗不屑一顾。此外，日本是同盟会的重要根据地，用青天白日旗，可能会赢得日本的好感，获得更大力度的支持。而黄兴是科举秀才出身，对平均地权、上古三代是发自内心的尊崇，在这样的背景下，他坚持用井字旗就不足为怪了。不过，也正是因为两人的精神世界不同，黄兴还是向孙中山做了让步，说：“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亦功成而不居。先生何定须执着第一次起义之旗？然余今为党与大局，勉强从先生意耳。”他提出井字旗是因为士的身份，放弃井字旗也是因为士的身份。1913年，同盟会改组的国民党在大选中获胜，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得到组阁执政的机会，所到之处人山人海，政治前途一片光明。初登总统宝座的袁世凯，为保住来之不易的权力，便派人到上海刺杀了宋教仁。到底如何处理宋教仁遇刺案，不仅全国各界议论纷纷，国民党内部也有不同意见。黄兴认为，中华民国已经成立，再以武力解决政治问题就不合适了，宋教仁遇刺案，应该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例如向法院起诉国务总理赵秉钧，然后由法院发出传票，请赵秉钧到法院接受质问。孙中山认为，虽然反清革命已经成功，但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集团，又成为国民党的新政敌，围绕着江山归属，双方仍要进行长期斗争。这种你死我活的事情，怎么可能用法律解决呢？必须武装起义，为宋教仁讨个说法。争论的结果，还是黄兴屈服，同意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然而，战争开始以后，北洋军的攻势非常猛烈，不到半月时间便攻克江苏徐州、安徽安庆、江西湖口等地，占尽地理优势。黄兴见大势已去，便没有遵守“死守南京”的命令，悄然离开重镇南京。事后，孙中山大怒，斥责黄兴是逃兵，让国民党丧失了割据东南的机会，但黄兴辩解说：“我如奋斗到底，将使大好河山遭受破坏，即获胜利，全国亦将糜烂，且有被列强瓜分之虞。”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来，黄兴有士的懦弱，也有士的仁义。二次革命之后，孙中山将失败原因归结为“党员不能坚决服从命令”，于是在1914年，他决定另外成立中华革命党，党的最高宗旨便是完全服从孙中山的命令、全身心忠于孙中山个人、全部党员都要在孙中山的指挥下一致行动。为了实现这样的目的，孙中山甚至在党章里写下“如有二心、甘受极刑”之类的内容，并要求党员在此类条款上按手印，以示忠诚。在黄兴看来，领袖和党员都是革命同志，政治地位应该是平等的，怎么能说谁誓死忠于谁呢？而且按手印是罪犯承认供词的行为，怎么能用在高尚的政治活动中呢？于是，黄兴拒绝参加中华革命党，也拒绝了中华革命党协理的职位。黄兴英年早逝，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是不满孙中山的做法，从而心灰意冷，影响到身体健康。因为他要的是合作而非臣服，是“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而非跪受笔录。黄兴离世以后，章太炎在追悼会上送了一副挽联：“无公则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黄兴是孙中山早期最重要的合作伙伴，没有黄兴就没有孙中山，没有孙中山又何来民国？其实放眼中国历史，任何领袖人物能遇到黄兴这样的人，都是极其幸运的，例如刘邦和萧何、曹操和荀彧、刘备和诸葛亮、孙中山和黄兴、教员和周总理等等。这些和黄兴地位类似的人，不论他们出自哪里、做出什么样的功业，归根到底都是士。史书会记载领袖人物的光辉，但不会忘记士的价值，这也是“有史必有斯人”的另一层意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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