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印闲生
来源:江宁知府(ID:jiangningzhifu2020)
最近一段时间,特朗普与哈佛等美国高校的交锋愈演愈烈,白宫祭出了冻结联邦经费(已针对多所大学)、取消大学免税资格(目前仅针对哈佛)等招数。5月6日,MIT前校长L. Rafael Reif在《外交事务》杂志发表了题为“即将到来的人才外流:特朗普对大学的战争可能会扼杀美国创新”的文章,直批白宫政策。接下来先介绍Reif的文章,进而聊一个有趣的话题——大学的钱从何而来。1950年出生的Reif是委内瑞拉裔美国电气工程师,历任MIT电气工程与计算机科学系主任、教务长、校长(2012至2022)。俗话说得好,你的对手最关心你的一举一动,这一点放到中美关系里再确切不过了。Reif在文章一开始先引用了2024年6月全国科技大会上的讲话,称高新技术领域已成为“国际竞争的前线和主战场,深刻重塑了全球秩序和发展格局”。简单来说,科技竞争不仅仅是科技竞争,还牵扯到大国之间争夺经济、军事和外交主导地位。2024年第四季度比亚迪纯电动车销量超过特斯拉,且比亚迪推出了侧向停车、超级快充等多项创造性技术应用。中国商飞开始与美国企业在航空航天制造领域发起竞争,2025年3月,商飞发布了一项进行中的研究,计划推出一款速度1.6马赫的超音速客机,并期望解决上世纪“协和”客机的噪音问题。同样在今年3月,中国使用一颗小型廉价卫星向南非发送了量子加密图像,被认为是量子通信技术的巨大进步。生物医药领域,中国的生物技术公司正在与美国同行竞争创造新药。可控核聚变领域,中国不断投入资源,拥有最多的新聚变项目、聚变专利和相关学科人才。Reif认为,过去几年里美国应对科技竞赛的思路偏保护主义,试图通过限制性关税、限制资本投资以及先进半导体设备出口管制来阻碍中国的进步。然而DeepSeek等产品的出世表明,仅仅通过消极手段阻碍对方进步是不现实的,中国迟早会想办法绕过华盛顿设置的任何障碍。如果美国想要赢得这场科技竞赛,必须将主要精力聚焦于自身创新。MIT校园中的Stata Center大楼,主要由计算机系使用。Reif写这篇文章的初衷是让特朗普政府不要限制联邦拨款,他是站在一个美国大学管理者的角度,所以在介绍完中国如何如何后,话锋一转:“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定期创造突破性技术并将其商业化,这种成功不应被视为理所当然。当中国决定必须在某项技术上处于领先地位时,资源从来不是问题,短期盈利能力也不是问题,而华盛顿传统上尊重市场力量,反对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特朗普政府最近采取了削减联邦大学研究资金的举措,有可能耗尽美国工业和军队新思想的重要来源,是破坏而不是培养美国的力量。为避免科学和技术停滞,必须大幅增加对大学研究的公共投资,制定合理的移民政策,允许世界上最优秀的学生到美国学习和工作……”后面Reif列举了过去几十年里诞生自美国大学校园里的一系列重要发明,诸如:互联网、支持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人工神经网络、量子计算、核酸测序、DNA扩增、C基因组编辑、mRNA疫苗和疗法、3D打印等等。Reif认为,与来自政府的资助相比,企业资本是缺乏耐心和短视的,对于一些基础技术包容性不够、投资兴趣不高。根据文章提供的数据,39%的美国风险投资流向了软件初创公司,只有2%流向了新能源类初创公司。实际上,由于能源、医学等领域的新技术孵化所需时间偏长,经常没有发展到商业化阶段就提前夭折,最终上市赚到大钱的都是像ChatGPT那样的公司。2001年,麻省理工学院华裔教授蒋逸明团队分拆出来一家名为A123 Systems的小公司,在电动汽车锂电池领域拥有超前的技术储备。但由于美国电动汽车市场不够发达,公司无法盈利,A123于2012年宣布破产,并被一家中国汽车零部件公司(杭州万向集团)收购,而如今中国在锂离子电池制造领域占据着主导地位。Reif在文章结尾警告称,联邦资金对于基础类学科的发展尤其重要,如果美国不努力保持其在该领域的领先地位,其他国家将取而代之。2025年4月28日,哈佛大学前化学系主任、国际知名纳米科学与化学领域学者Charles M. Lieber全职加入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并受聘讲席教授。很久以前,我们的大学校长在一次讲座中谈到一个小故事,有一回许多中外知名高校的校长们在某个论坛上交流,他与身旁几位欧美的同行闲聊。校长同志问他们,你们平时的主要工作都是什么呢,学校发展规划?政策制定?上级沟通?还是学术研究?出乎意料,欧美著名学府的校长们回答得惊人一致——绝大多数精力用来给学校筹款。有的还诉苦道,自己就像个化缘的,找校友要钱、找政府要钱、找这个那个企业要钱……对于中国的大学来说,收入来源主要分为三项:一般公共预算拨款,事业收入和其他收入。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即我们理解的财政拨款,通常情况下,越是综合实力强劲的大学财政拨款占比反而越低,因为大学自己创收能力强。事业收入主要包括两块:一个是学费及培训收入,一个是科研收入。前者包括各种正常全日制本科生、研究生的学费和住宿费,也包括利润丰厚的各类非学历教育的社会培训,后者则是各种横向纵向课题/委托项目收入。对于一些创收能力强的工科院校来说,事业收入往往占到全校预算收入的大头。其他收入包括校友和社会捐赠收入、利息收入、科研成果转化收入等。早些年其实还有一大块“其他收入”来自校办企业,但由于在几次巡视工作中暴露出大量问题,最近两年已批量化完成改制——让学校回归教育本位,企业回归市场主体,二者各司其职。复旦大学2024年预算(单位:万元)。两校的财政直接拨款差不多(30.8亿/29.1亿),差距主要在事业收入上,工科院校能够拿到更多的基金项目与企业委托合作。科研是非常烧钱的一件事,只有最强大的经济体才能支撑最尖端的科研人才。为什么那么多高科技人才愿意去美国发展呢,因为过去几十年里美国的科研经费投入始终遥遥领先。以美国和欧盟为例,欧盟在科研投资方面一直落后于美国。根据欧盟统计局的数据,2023年企业、政府和高校的研发总支出为3810亿欧元(4110亿美元),而同年美国的研究与开发总额估计为9400亿美元,中国则为3.34万亿人民币(约4500亿美元)。如果考虑购买力平价因素,中国的真实科研投入大概略低于美国,明显高于欧盟。从这个意义上讲,科技进步必须有强大的财力做支撑,所谓“现代化”,本质上是一个物质积累与科技发展互相促进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