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所说“欧洲”，指“美西方”阵营里的欧洲，即北约中的欧洲国家，或欧盟+英国等核心欧洲国家）

目录：

一、习惯性思维：中美俄三角关系、西方、美西方

二、正在尝试“独立”的欧洲

三、我们需要重新评估地缘政治关系

四、中欧关系的战略重要性

五、加强和欧洲关系的核心思路：经济、科技、文化交流与合作

六、审慎处理复杂关系，着眼未来

一、习惯性思维：中美俄三角关系、西方、美西方

冷战时期遗留下来的一个思维习惯，国际关系就是两极，美苏争霸。代入中国的角色，就是美苏中的三角关系。要么是中国和苏联一起对抗美国，要么是中国和美国一起对抗苏联，总之是三角博弈。 

到了今天，所谓“逆向尼克松”，很多人还是会延续原来的习惯性思维，继续用三角关系来分析国际格局。这时，中苏美就变成了中俄美：中国和俄罗斯联合起来对抗美国；或者提防美国联俄制中的企图。总之，一切都是三角博弈。 

在这个过程里，自然就把“欧洲”忽略掉了。“小跟班”永远是“小跟班”：人们延续冷战时期的思维，默认欧洲是缺乏自主性，没有独立战略价值的，最多只是美国外交政策、利益、立场的从属或延伸。在话语上，人们已经习惯笼统地使用“西方”、“美西方”之类的概念，将欧洲纳入美国。有的人甚至直接分析美国，忽略欧洲。 

二、正在尝试“独立”的欧洲

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各种驱动因素之下，欧洲正在重新审视与美国的关系，重新审视自己的战略自主性、长期发展及在全球格局中的定位。这是由几个因素驱动的。 

一是内力，欧洲的国内政治驱动：过去这些年，民粹政治运动在欧洲不断壮大发展，反映了民众对传统精英政治、建制派政治的深层不满。民粹右翼和左翼在许多问题上是有差异的（包括对欧盟本身的看法），但他们有一个共性，就是都对传统的跨大西洋关系提出批评。他们认为不能过度依赖美国、不能过度让渡欧洲的自主与独立——欧洲应该从自身利益出发，重新梳理确立与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包括在俄乌战争之后，如何正确看待及确立对俄及对华关系。 

二是外力，特朗普第二任政府以来对跨大西洋盟友体系的严重冲击，包括发动贸易战（直指欧洲的经济发展模式甚至财政税收及福利体系）、摒弃绿色经济、对美欧安全防护体系发难、干预欧洲国内政治（批判建制派、声援民粹右翼）、弃乌亲俄、要求欧洲联美制中，以及美国在以色列、伊朗等问题表现出的立场等等。欧洲和美国明显步调不一，与美国的深层次矛盾与分歧已经日益凸显。 

面对外部环境剧变，内部诉求的提升，欧洲寻求“战略自主”的呼声日益高涨，开始成为朝野共识——无论是欧盟机构层面，还是德、法等核心成员国的建制派政党，都开始强调欧洲自身的利益与主张，希望欧洲能在国际舞台上扮演更加独立和重要的角色。从经济、防务、地缘政治（俄乌战争及对俄关系），到重大国际关系上的取态（巴以问题、伊朗问题），到对华关系等。一言蔽之，百年不遇大变局之下，欧洲人也要考虑“欧洲优先”了，不能沦为“美国优先”的工具和棋子。 

有一个概念是欧洲人发明的：“去风险化（de-risking）”，2023年2月由欧洲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提出，主要目标是减少对中国的经济依赖，但也包括减少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这个概念看上去是非政治的，不涉及意识形态，更加“技术”、更加“无害”，因此也被拜登政府大力借用。所谓“去风险化，”实际上就是降低对单一国家或实体的过度依赖，追求战略自主、实现利益多元化。当年欧洲提出“去风险化”，主要在经济上针对中国，但今天地缘政治环境剧变，聪明的欧洲人当然要追求对美国的“去风险化”，不能把鸡蛋都放在美国这一个篮子里。而要“去风险化”，就要体现在经济、安全、科技等多个维度。归根结底，欧洲也不愿意在关键领域受制于人，希望掌握自身命运的主动权。 

要看到：

一、欧洲战略自主的方向不再是民粹政治、边缘政治，而正在转变成为建制派政治的一部分。建制派们很清楚：谁不考虑欧洲的战略自主，谁在政治上就会被削弱，就会失去民心，就要下台

二、欧洲战略自主已经不再是政治口号或构想，正在迅速转变为现实政策（德国放宽“债务刹车”，并酝酿将国防开支提升到GDP的3.5%，是最大信号）

三、不能把欧洲的战略转向视为对某一任美国总统（特朗普）政策的短期反应，而要把它看作欧洲人基于对欧洲、美国国内政治及国际格局变化深刻认知基础上的长远战略调整（如果只是为了应对特朗普，欧洲完全可以等上三四年，“熬”过特朗普再说）

四、欧洲希望重新作为一个政治集团出现，作为全球多极秩序里的一极，因为欧洲人认识到，只有成为多极世界中的独立一极，才能更好地维护自身利益，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五、作为全球多极秩序里的一极，欧洲也要划定自己的“势力范围”，与俄罗斯形成制衡

而如果这个判断是成立的，即欧洲正在尝试脱离美国的影响，追求独立自主，成为“多极化”世界里独立的一极。我们就要重新审视原有的框架体系了：“中俄美”三角关系的有效性立即大大减弱，甚至可能让我们忽视地缘政治里更为重要的平衡力量，导致战略误判、 

就这一点，只需看看欧洲的规模体量： 

人口是美国的2倍，经济总量接近美国；

人口是俄罗斯的4倍，经济总量是12倍；

作为一个整体，欧洲当然具备成为世界一极的体量、实力（或潜力）。一直以来难点只在于其政治意愿，以及能否协同一致。目前欧洲正在凝聚共识，希望削弱或摆脱美国的影响，成为独立的政治集团，并开始朝着这个长期方向迈进。 

本质上，这既可以被理解为二战后美国主导国际秩序坍塌的组成部分，也可以被理解为美国秩序已经坍塌的结果。本质上，也可以被理解为“美西方”内部的分裂——“美西方”被分为美国和欧洲。  

三、我们需要重新评估地缘政治关系

这迫切要求我们重新评估地缘政治关系。 

• 未来国际政治不是“中美俄”三角关系，而是“中美俄欧”的四角关系

• 美、俄、欧三个方面，美国和我们关系最差，俄罗斯和我们关系最好，欧洲处于中间摇摆状态，这就使得欧洲的战略价值凸显出来

• 中美俄三角关系仍然很重要，但中美欧的三角关系、中俄欧的三角关系也很重要。长期来看，影响中国最重要的关系，可能未必是中美俄关系，而是中美欧关系

• 说到中美欧，大家都知道，“三角关系”，很容易形成所谓的“二打一”。现在的中美欧，美国是明牌，其政治共识是：联欧制中。那中国应该如何应对呢？显然是要和欧洲搞好关系，防止美国联欧制中

• 因此，中国与欧洲的双边关系，必须纳入到中美关系、中俄关系、美俄关系里去评估

在欧美关系呈现新态势、欧洲加速迈向战略自主的背景下，中国与欧洲的关系也迎来了新的战略机遇期，同时也面临着不容忽视的挑战。妥善处理和发展中欧关系，不仅关乎双方的根本利益，也对全球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具有深远影响。

四、中欧关系的战略重要性 

这里还要再提一提战略重要性：为何中国一定要和欧洲搞好关系？

1.防止欧洲全面倒向美国，形成“制华统一战线”：美国的政治精英的共识是，拉拢欧洲，构建针对中国的“统一战线”，这个战略在眼下遭遇特朗普的极大干扰，但中期看，大概率会成为美国的基本战略。一个稳定、积极的、有韧性的中欧关系，能够有效对冲这种压力，防止欧洲被拉到美国阵营， 

2.一个强大、独立、自信的欧洲是对美国的天然牵制：一个在政治、经济、安全上更具自主性的欧洲，自然会减少对美国的战略依附，从而在客观上对美国的单边主义行为形成制衡。这符合中国所倡导的和平互利的多极秩序（中国解决美国反华问题之历史通路，最终也许就是欧洲。）

3.争取广阔的合作空间与共同利益：欧洲是中国重要的贸易伙伴、投资来源地和技术合作方。在经济复苏、气候变化、全球治理改革等诸多领域，中国和欧洲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和巨大的合作潜力。

4.维护全球战略平衡与稳定：一个健康的中欧关系有助于消解国际冲突，促进对话与合作，成为国际地缘政治里的稳定剂。这里可以尝试从第三方国家角度思考，中美战略脱钩与对峙会给各个国家地区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和冲击；如果中欧能够形成一对稳定、可依靠的关系，就会成为国际秩序里的一个压舱石。 

一句话总结。“世界走向多极化是历史大势。中国乐见美西方单极秩序的瓦解和重构。在此历史语境下，中国必须充分认识到欧洲作为独立一极的战略价值，将其置于对外战略的优先位置。一个独立、自主、团结、自信欧洲的出现，不仅符合多极化世界的发展方向，也有利于全球力量的平衡，并为中国创造更大的战略回旋空间。

五、加强和欧洲关系的核心思路：经济、科技、文化交流与合作

如果把改善、发展、巩固与欧洲的地缘政治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目标，则中国与欧洲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都可以作为服务于这一核心目标的有效工具和手段。这里，还需要算好“政治账”，而不能只算“经济账”（追求短期利益回报） 

1.经贸关系：优化中欧经贸关系结构，实现互利共赢 

经济关系是中欧关系的基石，但也面临新的挑战。核心问题在于，中国和欧洲（尤其是德国）的经济模式存在一定的相似性，都具有较强的出口导向特征，使得双方在诸多领域存在竞争。妥善处理经贸摩擦，优化合作模式，是稳定和发展中欧关系的关键。如果经贸关系处理好了，将有利于促进中欧关系的发展；如果经贸关系处理不好，也会影响中欧关系的发展。 

1）欧洲方面的担忧：

中国制造业太过强大，竞争力太强，形成多方面的影响和冲击：a）不断削弱欧洲产品在中国的竞争力。这些产品可能由欧洲企业在中国制造，在中国本地销售，但在中国企业的激烈竞争中丧失竞争力（汽车是最好的例子）；b）中国产品和欧洲争夺第三市场，削弱欧洲产品的出口竞争力；c）中国制造产品“倒灌”欧洲，开始影响到欧洲的本土产业。一直以来，欧洲称中国对欧洲“倾销产能”，今年中美贸易战以来这种担忧尤其加剧，因欧洲人担心中国为了化解出口压力，将更多的产品低价销往欧洲。冯德莱恩预警式地指出：“欧洲不是吸收中国过剩产能的地方”。 

中国跨境电商和中国制造的合力：中国的冲击不只体现在中国制造出口，还体现在物流、零售、渠道：欧洲人担心Shein、Temu、TikTok Shop等2C跨境电商会对欧洲传统零售商产生摧毁性打击。对欧洲人来说，这种商业挑战是空前的。 

中国掌握关键产业的产能和技术：当年，欧洲人到中国进行外商投资，建厂生产，帮助中国发展了自己的产业、供应链、管理人才、技术人才（汽车也是典型例子）；如今，中国的本土产业大发展，不断在价值链上爬升，综合竞争力已经超过欧洲，而中国人仍然依赖中国制造，以出口的方式将商品跨境销售到欧洲，对欧洲本土产业和就业没有扶持（且形成冲击）。欧洲人当然也希望中国能重回欧洲的老路，将产业带回到欧洲本土，扶持当地产业发展。 

以上问题，最终往往转化为经贸方面的矛盾和冲突（“贸易不平衡”）。许多产业，例如汽车业，在欧洲还是政治上极为敏感的战略行业。对欧洲在经贸领域的担忧如果处理不当，极易被政治化，结果损害中欧的整体关系。  

2）中国的应对：

经贸问题处理不好，很容易政治化。美国现在的策略就是以经贸为切入点，联欧制华。所以中国必须有十足的敏感性。从对策来说，恐怕不能简单依赖商品出口的方式开展和欧洲的经贸关系，毕竟中欧的经济模式很相似，都以制造业为基础，以出口为导向。要避免出现零和博弈的情况。 

核心解决方式，还是“全球本地化”——即中国企业适当出海，在欧洲进行FDI投资，在欧洲当地建立生产基地、研发中心，实现本地化生产、本地化采购、本地化用工。这不仅能更贴近欧洲市场，规避贸易壁垒，更能帮助欧洲当地的零售业与制造业发展，创造就业，实现互利共赢，而非简单取代它们。此举可以满足多重目的：a）减少所谓的“贸易不平衡”问题；b）在欧洲投资产能、创造就业，满足当地的社区需求、国内政治需求；c）帮助欧洲发展产业与技术，建立供应链，提升其经济自主性与韧性；d）具体到国家，还可以结合地缘政治考虑、撬动地缘政治关系构建：道理很简单，即投资于那些和中国关系最好、投资本身（在政治上）最为安全的欧洲国家。投资也要算政治账。

中国跨境电商在欧洲展业时，也要注意帮助当地的制造商和零售商，而非用中国制造出口简单的取而代之。如果单纯变成出口机器，最终也被欧洲监管限制，并影响大局。

这里面有两个关键内容，一个是中国的技术转移，一个是中国的就业转移（和产业空心化风险）。

首先说说技术转移问题。 

这里，不同产业和产品的情况完全不同，只能说一些抽象原则，即——“既要又要”：

一方面，预见和容忍一些不得已的技术转移——因为你要在当地投资产能，不涉及一定的技术合作、完全不面临技术转移风险是不可能的。我们自己的产业在过去几十年里也是这么发展起来。另一方面，也要保证自己始终掌握最先进、最具战略价值的技术，确保自己在技术路径的前沿。如果涉及一些敏感产业的技术，则可能需要完全保护。 

这个中间的度如何把握，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但如果要在当地投资发展产业，不涉及技术合作是不可能的、 

要看到，美国和中国最后会竞相“争取”欧洲：美国有中国没有的东西——军事、制度（意识形态与政治制度），还有各种被“武器化”的制裁手段（包括美元本身）。 

中国的最大优势，就是这几十年来发展出来的产能、管理、技术。中国可能需要这样思考：要搞好和欧洲的关系，中国最终可能需要拿出自己的产业资源，“匀”给欧洲一部分的价值（“分一杯羹”）。 

第二个就是产业转移后导致的产业“空心化”和就业问题。从结构上解决这个问题的出路，不是再创造一个比美国和欧洲还大的第三方市场，而在中国本土——提振内需，促进消费，，一来，这可以减少对出口市场的依赖，因为国内消费已经消化了国内产能；二来，通过国内市场基本盘，支撑国内产能：中国制造、中国消费，不用担心把部分产能转移到欧洲就会导致我国制造业“空心化”的问题（届时，也不大可能出现中国企业投资欧洲，生产产品后重新销到中国本土的情形。全球本地化，即欧洲生产、欧洲销售）。 

解决贸易争端问题的“关键一招”，还是提振内需。通过提振内需，完成中国经济的结构性转型，为中国经济长远发展提供支撑，为向欧洲和其他国家投资产能提供底气（不必过分担心本土产业“空心化”的问题），同时避免因为经贸冲突导致地缘政治冲突。 

中欧经贸关系捋顺了，自然就能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两方共享共建，在供应链风险评估、早期预警、多元化建设方面进行充分、全面的对话与合作，并在国际上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共同抵制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的行为，共同维护全球供应链的稳定与韧性，共同维护全球化的经济秩序。  

2.扶持欧元 

有方方面面的政治、经济原因，导致美元地位在快速衰落，国际货币体系也在呈现多极化趋势，与政治上的多极化呈现呼应趋势。

导致美元衰落的因素（这个话题超出本文范畴，就不予详论了，只点到即止）： 

1)美国经济基本面原因（经济衰退风险，“美国例外论”的坍塌）

2)美国政府无节制预算的问题

3)特朗普对美国治理体系的破坏问题（如央行独立性）

4)特朗普政府对欧洲等核心盟友关系的破坏

5)美国滥用经济制裁，各国担心美元被武器化，或者美债被反制国债武器化

6)美国的主动为之（包括幕僚提出的放弃美元霸权地位的念头；海湖庄园协议等构想；对比特币储备资产的推动等）

7)美国的政治失效、失能（显示其无力解决当前的问题，例如预算问题）

8)针对美元的恶性循环机制已经产生（预判的预判、自我实现的预言）

9)替代方案的崛起：欧元、人民币等

10)……

美国/美元让位，很自然地就为其他国家提供了机遇，欧元也明显成为美元的一个替代选择。 

一些核心条件已经具备： 

客观条件方面，欧洲央行作为最后贷款人角色的明确，欧洲在疫情以来有过发债经验；欧洲的央行独立，不会因为地缘政治而武器化，在经贸政策上也更加稳定，美国退出全球贸易体系，欧洲也将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主观条件方面，既然要独立自主，就要搞防务、搞经济了。俄乌战争里，美国抛弃乌克兰，并试图重构之前的跨大西洋防务体系，逼迫欧洲追求独立的防务计划。欧洲最核心的经济引擎德国放宽了“债务刹车”，计划大幅提高防务预算，酝酿投资基建（交通、能源、数字化）即产业政策（能源补贴、可再生能源支持和绿色技术等），开始大规模的支出。 

这时，中国的选择是什么呢？一方面，当然还是稳步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但在此前提上，可以通过支持欧元国际化，实现战略上的“一石多鸟”：既有利于自身的金融安全，又有利于促进国际货币体系的多元化（减少对美元的依赖），还能加强和欧洲的合作关系。 

具体政策：a）在确保中国自身金融安全和人民币国际化稳步推进的前提之下，战略性地增加欧元储备资产；b）在双边贸易和投资中，提升欧元结算的比例（相对于美元）；c）积极考虑购买欧洲国家（如德国）发行的优质债券，为欧洲经济稳定提供支持，共同减少对单一储备货币和投资资产的过度依赖。 

处理好与欧洲的经贸关系，核心在于展现诚意，寻求共同利益的最大公约数。一定要看到，美国政府打“明牌”：试图以经贸问题为突破口，联欧制中。中国必须高度警惕，并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加以化解。 

3.加强中欧科技合作，秉持开放透明，互惠互利的原则 

科技是推动未来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也是中欧合作极具潜力的领域。 

1）欧洲在科技领域的考量：提防美国的技术垄断与控制。所有主要的互联网平台（特别是社交媒体）都由美国大企业控制，让欧洲高度警惕——这不仅仅是垄断和经济利润的问题，还有互联网主权问题：当意识形态冲突时，这个问题会立即彰显。欧洲国家对于X，以及受美国国内政治压力导致出现右倾倾向的Meta都让欧洲监管高度关注。卫星通讯领域，马斯克的Starlink将技术政治化，更引发欧洲的担忧：他们不希望在关键基础设施和新兴技术上完全受制于美国，不希望在科技领域遭受美国的单边限制、霸凌及武器化。简言之，欧洲也需要对美国科技“去风险化”。 

2）中国与欧洲科技合作的核心领域：诚然欧洲对中国技术崛起也有复杂心态：一方面希望从中国的科技发展中获益，另一方面也担心自身在某些领域的竞争力以及所谓“技术依赖”问题，同时也担心中国因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是否会给欧洲带来风险。尽管如此，中国与欧洲有大量的科技合作领域，且中国明显掌握领先优势或竞争力：

• 新能源技术：在太阳能、风能、储能技术、氢能、智能电网等领域，中国具有领先技术，中欧具有广阔的合作前景。双方可以加强技术研发、标准对接、产业链协同，共同推动全球能源转型和应对气候变化

• AI（人工智能）：美国已经率先将AI政治化（JD万斯在巴黎AI行动峰会上的讲话），试图主导全球AI标准和技术体系，并要求欧洲加入美国的体系，同时摒弃固有的监管框架。但欧洲希望保持其独立性。中国可以：a) 推广开源AI体系：积极向欧洲推广中国的开源AI框架、算法和数据集，降低欧洲发展自身AI技术的门槛；b）支持欧洲发展本土AI能力：通过联合研发、人才培养技术共享等方式，帮助欧洲建立和发展自主可控的AI产业生态

• 5G/6G通信技术：中国实质上已赢得5G之战，并在6G上也“遥遥领先”。在遵循市场原则和安全标准的前提下，中欧可以在5G技术的应用推广以及6G技术的标准研究、技术预研等方面开展合作，共同构建安全、高效、普惠的数字基础设施。

• 其他前沿领域：在生物医药、航空航天、新材料、高端制造、数字经济、智慧城市等领域，中欧都可以探索合作机会。

  
  

核心在于，支持欧洲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 

要看到，美国的特征是打压、排他、武器化、小院高墙；为了寻求竞争，中国与欧洲的科技合作应该特别强调透明、开源、开放等原则，与美国形成良性的竞争：包括a）透明度：在技术合作中，确保规则的透明、数据的安全、以及知识产权的保护，以消除欧洲人的疑虑；b）开源共享：在基础研究和共性技术领域，倡导开源精神，共享研究成果，共同推动技术进步；c）开放合作：反对技术封锁和“小院高墙”，坚持开放的市场化环境，鼓励企业间的正常技术交流与合作。 

通过建设性的合作，中国可以与美国在科技领域形成一种基于规则和创新的良性竞争，而非恶性对抗。 

4.促进人文交流

虽然经济和科技合作是中欧关系的重点，但人文领域的交流对于增进相互理解、消除认知偏差、夯实民意基础同样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目前，欧洲对中国的认知是存在挑战的：背后有多种原因：1）美国一直以冷战时期形成的意识形态对立思维来描绘和刻画中国，使得对中国的描述高度政治化、标签化、脸谱化、妖魔化；2）究竟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中国还在摸索过程之中；3）中国发展太快，一定程度上也突破了欧洲的认知范围，导致误解甚至负面认知；4）俄乌战争以来，中俄关系也对中欧关系产生了负面影响。 

但要看到，美国的国家身份是构建在政治意识形态基础上的（自由、民主、宪法）；欧洲的国家身份是构建在民族、历史、文化基础上的。欧洲人比美国人更有可能打破偏见，用一个民族国家、一个文明、一个历史古国的视角去看待和理解中国。 

在这个过程里，文化交流就是极为重要的辅助手段了。要鼓励和支持双方的教育、文化、艺术、旅游、青年、智库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其中，为了搞好两国关系，也要把中国入境旅游作为重中之重：考虑如何让更多的欧洲人来中国旅行观光。旅行是了解中国最好的方式。也是中国讲好中国故事最有力的途径。

需强调的是，文化交流的核心在于：“润物细无声”地改善认知，不用追求短期轰动效应。通过潜移默化的文化影响，可以逐步改善双方的认知环境，为地缘政治关系的改善和经贸科技合作的深化营造良好的氛围。 

六、审慎处理复杂关系，着眼未来 

在发展中欧关系的过程中，还要保持敏感性，审慎处理各种复杂因素，着眼于长远战略愿景。

短中期最核心的因素不是美国，而是俄罗斯。长期则是更大的“文明冲突”问题。 

1.短中期最大的影响因素：俄罗斯

欧洲的视角：欧洲国家，特别是东欧和北欧国家，对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影响和安全威胁极度敏感。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无疑会影响欧洲对中国的信任和判断。 

中国的考虑：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与俄罗斯保持正常的国家关系符合自身利益。然而，在处理对俄关系时，要充分考虑到欧洲的关切，而且看待各个欧洲国家，也不能“一块铁板”的分析，对于每个国家，都要深入其中，看执政党和在野党及民情对俄罗斯的看法，达到一定的精细度与颗粒度。最终，其实就是做好平衡。不因俄罗斯得罪欧洲，也不因欧洲得罪俄罗斯。 

“大神打架要让一让”：特朗普第二任政府以来，国际秩序有进一步回到二战之前秩序的态势，即大国及集团重新划分势力范围。a）美国认为加拿大、墨西哥、格陵兰岛是它的势力范围，并容许欧洲和中国有自己的势力范围；b）欧洲要独立，确立在自己的地盘上能够自主，同时忙着和俄罗斯划定势力范围及地缘政治边界；c）俄罗斯也在忙着确立俄罗斯与周边国家的势力范围。这个过程中属于“大神打架”，很容易出现摩擦与争端。由于这些国家历史经纬非常复杂，利害关系又重大，建议有所“避让”。中国需要做的，是在原则问题上保持战略清晰：凡涉及欧洲核心安全利益的问题上，中国既要保持中立，又要保持建设性的立场，清晰传递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信号。有的时候，也可以少说多做。在维护欧洲方面，可以用身体力行去支持欧洲（包括购买欧债、开展投资及技术合作等）。这都有助于减少欧洲的疑虑，为中欧合作创造更有利的环境。 

要看到，虽然中俄战略关系非常重要，但从长远看，欧洲的战略价值和合作潜力也很巨大，不亚于俄罗斯。如果要确立一个简单的原则：即不将对俄关系置于对欧关系之上，也不将对欧关系置于对俄之上，而应当根据国家长远利益和国际格局变化，动态调整策略。 

2.中长期风险：西方合流、“文明冲突” 

我们看亨廷顿讲“文明冲突”时，美国和欧洲是一个文明，在文明版图上是划到一起的——西方文明。在他写书的时候，伊斯兰正成为西方文明的最主要挑战者。

文明是几千年历史形成的，不可能在历史长河的某个瞬间里主观改变。从更长远的历史维度看，美国、欧洲确实在文明上更加接近，走到一起更加容易。说白了，一个美国人和一个欧洲人，坐到酒吧里，更容易聊到一起去。他们吃的，想的，说的，待人接物、价值观，都更加接近。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实际上俄罗斯也是广义的白人基督教文明圈，与美国和欧洲存在文化和价值观上的共性。 

如果我们仔细看今天的美俄欧政治的话，还会发现一个趋势：这些国家的政治有合流的趋势。

——美国有特朗普/MAGA；

——欧洲在台上的有匈牙利的欧尔班、意大利的梅洛尼；在台下的有法国的国民联盟、德国有德国选择党；英国有改革党。罗马尼亚的小特朗普本有上台机会，却被政治精英强行剥夺了权利

这些政党及其背后的政治运动，都是民粹右翼。文化上是传统主义、保守主义、民族主义、反对和批判自由主义（包括政治自由主义、经济自由主义、文化自由主义） 

这些主义，和俄罗斯（及大多数东欧地区的民粹主义）有很大的相似之处。

他们有没有可能在未来合流呢？坦白来说，是有可能的。对于中国来说，不利之处在于，这些白人基督教最终走到了一起，甚至有可能联合起来针对我们。但另一方面，民粹右翼都是民族主义者相互之间都有矛盾。如果只是因为文明一致，意识形态一致，就能做到利益一致，那也就不会有第一次世界大战了。所以，他们中间始终会有冲突。 

似乎正反话都说了。那么，作者想表达什么呢？作者想表达的是，今天研究国际关系，必须带着历史视角，以更高的精度和颗粒度去看待各国的国内国际政治，这样才能理解各国的行为和政策，预判大的趋势，找到最符合自己切身利益的战略。

但说到地缘政治，有一句话是万变不离其宗的真理：政治的核心，就是“把我们的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敌人的朋友搞得少少的”。“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孤立少数，各个击破”。“增加对手的孤立、减少自己的孤立”。 

当今的大国博弈里，欧洲极为重要。 

中国应牢牢抓住欧洲寻求战略自主的历史机遇，以长远眼光和战略智慧，积极发展与欧洲的建设性伙伴关系。这不仅是应对当前挑战的现实需要，更是着眼未来的战略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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