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权思想，是与为人民服务思想相违背的价值观和世界观。

它的背后往往隐藏着违法乱纪和腐败堕落行为，这种现象如果发展下去，就会形成一个完全与人民群众脱离的变质阶层。

反对特权，防止腐败，是一个事关国家命运的重大课题。

这也是毛主席他老人家一生为之殚精竭虑、夙夜忧患的问题之一。

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老人家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一向都是深恶痛绝，高度警惕。

一方面他对中国几千年来各个封建王朝兴衰有着深刻理解；另一方面，他对国民党政权为何会被打得落花流水有着切身了解。

1924年初，三十岁出头的毛泽东就当选了国民党一大的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进入了41人领导集体，并担任过国民党宣传部的代理部长（因为候补执委不能担任正职）

他清楚那些国民党要人在掌握权力之后的特权作派，更深知其危害性。

1949年，毛主席带领着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在离开西柏坡前，他就告诫全党，“我们是进京赶考，我们绝不当李自成。”

那时，他已洞察到某些高级干部在新中国建立后可能会产生特权思想，走向堕落。

1952年2月，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 天津地区专员张子善因贪污罪被公审枪决，就验证了毛泽东当时的担忧。

刘张二人都是参加革命20多年的干部，经历过枪林弹雨考验，但在掌握一些权力后，就开始膨胀。

我前几年在天津参观过杨柳青石家大院“新中国反腐败第一大案”展览馆，里面有很多很多细节。

这两人膨胀后，就要在衣食住行方面处处显得高人一等，家属亲戚也跟着沾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他们心安理得地搞特权，为了满足私俗，把手伸向了民工工钱，中央救灾款，与奸商进行利益输送，贪污国家和集体资财……

在当时，单单在北京市就发现腐败分子650人，部委当中有500多人，全国各省各大城市上报的腐败案件更是令人触目惊人。

杀了刘张二人，极大震慑了那些意志动摇的各级干部，也挽救了许多人。

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可以用来为人民谋利益，也可以用来为自己谋私利。任何国家、任何社会、任何体制都一样，关键是如何去遏制以权谋私现象？

老人家一辈子都是以身作则，他不仅是反对特权的提倡者，同时是反对特权的示范者。

在延安，留守兵团司令员萧劲光给他送来棉衣棉裤（主席衣服被水打湿），毛泽东坚决不收，因为当时是配给制，衣服什么时候烘干是一回事，收下额外的棉衣是另一回事，这是制度问题。

如果主席因为意外打湿的衣服就搞特殊化，那么萧劲光他们同样可以再扩把生活物资超标送人，下一步就是所有中高级干部都可以特殊化，那延安的制度还要不要？

蒋介石就是这样把国民党制度毁掉的，因为谁也别说谁。

特权是一种会上瘾的东西，尤其是在今天经济高速发展背景下，有些部门的权力拥有者、行业权威，就用手中的特权编织起一张利益网。

有的人甚至进入了人命关天的行业，而其所谓的专业知识水准，只不过是业界权威大佬的一纸背书。

他们未必都是人才，却肯定都是天才。

这不就是制度之外的捷径，阳光之下的黑幕吗？

“为常人所不为，行常人所不能行”，本是一句具有正面含义的话，但那些存在特权思想的人所理解的意义却是扭曲的。

普通人连想都想不到的事情，她通过家庭的地位资历、权力人脉却做到了，而且这条门路只属于他们。

这不仅是特权对特定专业的羞辱，更是特权对社会公平的破坏。

要论地位、论资历、论功劳，谁比得过毛泽东？

他老人家对亲属是怎么要求的？解放后，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曾写信给他，希望能安排到北京工作。

对这样一位为革命作出过贡献，并营救过毛岸英两兄弟的亲戚，毛泽东回信，要求他“服从湖南省委分配，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一切按正常规矩办事，不要使政府为难。”

特别是“不要使政府为难”这句话，意思就是你不要打着我的招牌去磨缠地方领导，否则人家工作怎么做？

给你走捷径，违反规定；拒绝你，怕得罪主席。

这说明毛泽东心思之细腻通透，一边是在劝说杨开智，一边是在体谅别的领导。

毛泽东是以家风带党风，不像那位把孙中山“天下为公”四字天天挂在嘴边的“老朋友”。

干部特权思想如果根深蒂固的话，就会完全脱离群众，将自己一家子利益置于人民群众利益之上，根本忘了自己手中权力是从哪里来的。

蔓延并发展下去后果是极其严重的，轻则毁了自己，重则就是苏联的教训。

实际上当年在苏联，最急不可待想要破坏体制，毁掉国家的，就是那些特权阶层及其子女亲属。

因为他们害怕被追责，害怕失去非法窃取的利益。毕竟，他们头上还悬着一把刀，只有国家毁灭了，他们才能安全。

不要小瞧这些行业里魑魅魍魉的危害性，因为他们有一张盘根错节的利益网，而且行事比那些大贪巨恶更加隐蔽。

热衷于搞特权的人，心里也不会喜欢毛泽东，因为他老人家最看重的“群众路线”正是他们特权思想的克星。

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

如果各级干部能牢牢记住老人家所说的“为人民服务”这五个字，实则民族之幸，国家之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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