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印闲生
来源：江宁知府（ID：jiangningzhifu2020）
吴玉山认为，“特朗普主义”跨过三次选举的背后有三项因素在支撑：霸权主义（美国霸权被新兴国家、特别是中国挑战）、重商主义（美国产业在许多重要领域被超越）和右翼民粹（美国所得分配恶化且传统劳工失业严重）。如果要对这三项因素做重要性排序，依次为右翼民粹、重商主义、霸权主义。对特朗普来说，重商主义即凡事不能让美国吃亏，因此他曾威胁北约国家“必须付钱，不然俄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从这件事来看，特朗普在权衡霸权主义及重商主义两者时，是站在重商主义这边的——为了经济利益哪怕部分牺牲霸权也在所不惜。至于重商主义跟右翼民粹之间，从特朗普应对汽车工会罢工的行为来看，他选择的是右翼民粹，毕竟铁锈州选票的重要性超过一切。总的来看，在“特朗普主义”范畴内，美国与俄罗斯的分歧集中在小范围霸权领域，矛盾并不激烈，这跟民主党视角下美俄关系掺杂了价值观、意识形态等诸多因素有很大不同。而中美关系则兼具霸权主义和重商主义双重矛盾，有时特朗普甚至会把其国内的失业、分配恶化等问题也一并扣到中国头上——China！China！China！作为亲蓝学者，吴玉山主张向大陆避险。吴玉山称，同美国完全绑定并不是民进党的新发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国民党也曾这样做过，但最终结果却是被出卖。众所周知，特朗普的外交思维简单粗暴，擅长抓大放小。通过观察他本人及其核心团队成员的表态不难发现，他们均认为美国应该在2021年至2022年之交全力阻止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爆发战争，俄乌战争是拜登任内犯下的错误。既然事已至此，那就尽快同俄罗斯做妥协，并将战略重心重新聚焦于真正的威胁——中国。不同于第一任期强烈依赖传统建制派政治人物，第二任期的特朗普将带领着一个“同质化团队”，其权力更集中，思路更统一，也更容易做出让外界意想不到的突破性举动。对特朗普来说，想在地缘政治领域做重大调整是十分困难的。比如：如果特朗普想拉拢俄罗斯，那么欧洲盟友就要承受这种战略调整的“成本”，在当前局面下欧洲会觉得遭受了“背叛”，而且美国国内的阻力也无法想象。因此特朗普有意淡化甚至撤出俄乌议题，把更多精力聚焦于阻力相对较小的关税和贸易领域。过去几十年里美国通过对欧提供安全保障遮盖了双方之间大量的矛盾，而特朗普或将揭穿美欧间隐藏的仇恨。在一些自由派学者看来，特朗普再次当选的意义远远超出了通胀、移民、乌克兰、LGBT等具体问题，它代表着美国选民对自由主义理解的演变。2016年特朗普首次当选时，人们很容易认为这只是一次异常，毕竟他当时面对的是一个不怎么把他当回事的对手，而且最终也没有赢得普选票。然而2024年大选的投票结果显示，拜登当选总统才是个意外，特朗普已开启美国政治的新纪元。与2016年不同，2024年美国人在投票时完全了解特朗普是谁，以及他代表什么。过去三届大选中，特朗普的得票总数一直在增长，即使输掉的2020年，其基本盘也未发生任何“溃散”2016年：6298万票（46.1%）对6585万票（48.2%）2020年：7422万票（46.8%）对8127万票（51.3%）2024年：7511万票（50.4%）对7181万票（48%）展望未来，促使“特朗普主义”崛起的霸权、重商和右翼民粹三股因素将长期存在——中美战略竞争愈发激烈，美国传统产业持续遭受来自贸易对手的压力，以及贫富差距不断扩大。
最终的结果，或许是超级大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意愿不断下降，世界回归到集团划分时代：规模缩小的西方、松散的欧亚大陆和众多摇摆国家。加拿大自由党跟美国民主党的理念高度一致，而落败的保守党则跟MAGA理念一致，自由党在年初民调大幅落后保守党的情况下逆天翻盘，主要是因为卡尼成功捕获了这波“抗美情绪”。站在中方角度，大可采用熟悉的后发制人策略，见招拆招。未来几年，中国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构建新发展格局，基于当前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形势背景，争取一段“新的战略机遇期”。1980年代我们的战略思路是充分利用“美-苏-中”大三角，时刻调整自己与西方的矛盾低于苏联与西方矛盾，并用中苏关系正常化去策略性施压美国。1990年代是国际环境十分严峻的一段时间，当时的宏观思路为“韬光养晦”，做好对内改革，静待时机。2000年代中国抓住了美国反恐战争和加入WTO的机遇，迎来长达二十年的“战略机遇期”。时至今日，新的战略框架已箭在弦上，一旦成型，它将支撑中国走过最艰难的战略相持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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