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温伯陵
来源：温伯陵的烟火人间（ID: wenboling2020）
秦国崛起，商鞅居功至高，但不可否认的是，商鞅操持秦国变法期间，用刑太酷、诛戮太多、权势太重，得罪了太多的人。即便是秦孝公的太子触犯法令，商鞅都以“法令不行，自上犯之”为由，坚决不同意网开一面，并将太子太傅公子虔处以劓刑（割鼻）、太子太师公孙贾处以黥刑公元前338年，秦孝公薨逝，太子继位，史称秦惠文王。商鞅是秦孝公的宠臣，现在秦孝公不在了，便没有人给商鞅遮风挡雨了。于是公子虔率先发难，向秦惠文王举报商鞅谋反，那些不满商鞅的人随即跟进，纷纷站出来举报商鞅的历史问题。秦惠文王原本就是商鞅变法的受害者之一，在举报商鞅成风的环境下，他其实只有一个选择——处理商鞅，既报私仇，又能利用“商鞅”这个共同敌人，和秦国群臣统一战线，培养革命战友情。不处理商鞅，自己心里的成见难以化解，还要站在秦国群臣的对立面。在这样的背景下，秦惠文王便接受了“商鞅谋反”的结论，命令官吏将商鞅逮捕归案。商鞅到秦国是谋取富贵的，绝不是给秦国殉葬，他见到秦国已没有容身之地，又收到“官吏即将逮捕”的消息，立即逃离咸阳，投奔魏国。然而，商鞅数次统兵伐魏，给魏国造成巨大伤害，魏国同样憎恨商鞅，又怎么可能收留他呢？走投无路之下，商鞅回到封地商於，把家奴、囚徒、属民整编成军，北上进攻郑县（渭南和华县之间），决定拼个鱼死网破。秦惠文王随即下令出兵，堂堂正正的击败商鞅，然后将商鞅车裂，全家男女老少一并处死。但，秦惠文王没有废除商鞅的法令，而是把秦国变法的成果，完完全全的保留下来。通过这种“杀人留法”的方式，秦国便从秦孝公时代，顺利过渡到秦惠文王时代。差不多相同时期，隐士鬼谷子的门生苏秦、张仪相继出世，未来数十年，他们两人都和秦国产生深度交集，并围绕着“强秦”和“弱秦”，开辟出两种大国争霸的新模式。公元前335年前后，苏秦到了秦国咸阳，向秦惠文王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大王之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东有崤、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以大王之贤，士民之众，车骑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并诸侯，吞天下，称帝而治。”苏秦的意思是，秦国被川汉、草原、大山、雄关包围，进可攻退可守，地理条件非常优越。而经过商鞅变法，秦国变成经济繁荣、甲兵强悍的天下雄国。这两项条件结合起来，秦国完全可以东征伐国，和周朝一样君主华夷。这个吞并天下、各诸侯国共同侍奉秦国的政治主张，苏秦称为“连横。”天下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与恨，苏秦提出连横，归根到底是看中了秦国的雄厚国力，试图亲身参与秦国兼并诸侯的历史进程，然后借秦国的力量，建立自己的功业，名垂青史。但秦惠文王听完苏秦的主张，非常不以为然，以“秦国准备不足”为由，拒绝了——“毛羽不丰满者，不可以高飞。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诛罚。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顺者，不可以烦大臣。”所谓的准备不足，其实是秦惠文王的托辞，他拒绝苏秦的真正原因，应该是《史记·苏秦列传》里的一句话：那时秦国刚刚诛杀商鞅，正处于政治冷静期，秦惠文王的主要任务是收权、用人、立威、固位，彻底抹除商鞅的影响力，不是出兵征战。而且自秦孝公和商鞅变法以来，秦国的基本战略就是东出争霸兼并诸侯，秦惠文王即便诛杀商鞅，也不可能改变秦国的大政方针，否则就违背了军功阶层的既得利益，更无法为平民提供阶层跃迁的平台。换句话说，秦国已经在执行“连横”了，只是暂时停滞了而已，根本不用苏秦专门提出来。在这样的背景下，苏秦就不可能在秦国找到自己的生态位，被拒绝是理所当然的。但苏秦不甘心，说了一句：“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不等秦惠文王反驳，就劈里啪啦的说了一大段话，总的意思是——从黄帝伐蚩尤到齐桓霸中原，大事业，都是通过战争完成的。如今秦国要兼并天下威加海内，除战争以外，没有其他途径。开篇词是秦惠文王肯定不会听他的，但苏秦的一番话，还是详细阐述了他的战略和理论，就看秦惠文王是否能用，和现代销售员推销商品一模一样。此后一段时间，苏秦又陆续给秦惠文王上书十余次，请求秦国接受他的连横战略，但全部石沉大海。苏秦无奈，只能收拾包袱，回到洛阳故乡。然而，等待苏秦的不是家人的关怀和慰问，而是冷眼相待——妻子不出门迎接，嫂子不给做饭，父母不与言语，把他当作透明人一样对待。苏秦这才明白，如果男人不能做出一番事业，给家人带来实际利益，家就不是避风的港湾，家人更是打心底里厌恶他。想到这里，苏秦长叹一声：“我遭受家人冷眼，都是因为秦国啊”，说罢，便从书箱里找出一本《阴符经》仔细研读，准备用这本书里的知识做翻身资本，将来再去游说诸侯，换取功名。就这样苦读一年，苏秦学问大成，便离开洛阳，二次出世。这次，苏秦不再寄希望于秦国“连横”，而是准备游说关东六国，并给各国君主分析他们的现实处境，找出六国的利益共同点，然后将六国整合起来，共同抗衡秦国。这个联合弱国共抗强秦的政治主张，苏秦称为“合纵。”他向燕文公说：“秦国和燕国的距离遥远，燕国不必担心秦国的威胁，但燕国和赵国相邻，一旦爆发战争，赵军朝发夕至，灭国危机就在眼前。燕国一定要和赵国相亲相爱啊。”燕文公：“你说得对，你去赵国跑一趟吧”，随后就准备了车马、黄金，让苏秦到赵国开展外交活动，改善燕国的外部环境。此后一段时间，苏秦用类似的方法论，相继说服其他五国——赵国是关东六国的最强国，秦国东出的最大竞争对手。现在秦国不敢直接伐赵，无非是担心魏韩断其后路，所以秦国只能先蚕食魏韩，再伐赵国。赵国要想在竞争中占据先机，不仅要援助魏韩，更要做六国领袖，共同把秦国堵在函谷关。韩国的宜阳、成皋是门户要地，也是秦国东出的必经之地。如果韩国臣服秦国，秦国必然索要两地，给了，韩国门户大开，不给，臣服便没有意义。与其陷入两难困境，不如和其他诸侯国一起抗衡秦国。魏国沃野千里，人口数量甲天下，雄兵百万，如果臣服秦国，羞不羞啊？齐国方圆两千余里，粮草堆积如山，临淄人口众多，二十万大军召之即来，可谓国力鼎盛。更何况，齐国和秦国之间隔着魏韩，秦军根本过不来，你们怕什么呢？楚国地方六千里，甲兵百万，自古就是秦强楚弱、楚强秦弱，要想振兴楚国，唯一的出路是抗秦。如果楚国愿意抗秦，其他五国的伐秦兵马，都可以归楚国调遣。在苏秦的战略规划中，赵、楚是抗秦的第一梯队，魏韩燕齐是抗秦的第二梯队，而在抗秦收益方面，赵国得领袖之名、楚国得统兵实权，魏韩燕齐则保国祚、延国运。正因为苏秦分析了关东六国的现实处境，合理分配了关东六国的抗秦利益，故而苏秦的战略得到关东六国的一致认可。公元前333年，关东六国推举苏秦为合纵长，统筹抗秦事务，为了方便他开展工作，各国又给了他相国的头衔。那个被父母妻子冷眼相待的穷书生，仅用两年时间便佩戴六国相印，威势动天下。而有了这样的地位，苏秦便成为家人眼中的英雄。他路过洛阳的时候，父母专门出城三十里郊迎，随口说一句话，妻子都要侧耳倾听，嫂子更是匍匐膝行，极尽谄媚之态。苏秦感慨道：“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盖可忽乎哉。”苏秦的故事，后来被编入《战国策》，又被选入《古文观止》，做为第四卷的第一篇文章。出世以后，张仪的首选服务对象是楚国，但因为楚相国丢了一双玉璧，张仪做为外来人，便成了怀疑对象，被抓起来鞭笞数百次。幸亏张仪没有盗窃事实，楚相国也没有张仪的盗窃证据，张仪才被放出来。回家以后，妻子问张仪：“你不是游说诸侯么，怎么受到这样的侮辱？”张仪的言外之意，妻子秒懂，笑着说“还在还在”，张仪微微一笑，只要舌头还在，就能继续游说诸侯、建功立业，肉体疼痛不算什么。从这里就能看出来，张仪把楚国做为首选服务对象，只是职业生涯初期做出的误判，他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始终是非常清楚的。就在张仪居家修养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直接改变了张仪的命运。那时，苏秦正在游说关东六国参加合纵，秦惠文王收到消息非常恐慌，便命犀首统兵伐魏，大败四万魏军、夺取雕阴，间接告诉苏秦：如果秦国继续出兵东征，关东六国又不能抵御秦国，那么苏秦就无法得到关东六国的信任，合纵也成了一纸空文。为了挽救合纵，继续建立自己的功业，苏秦便想到一条计策——想方设法逼张仪入秦，并取得较高的地位，然后在朝堂上建言献策，阻止秦国东出。这样一来，苏秦因张仪而促成合纵，张仪因苏秦而谋取高位，一门师兄弟，共掌天下沉浮。在这样的背景下，苏秦命人招来张仪，见面以后没有叙旧，直接就是一顿羞辱，把张仪贬的一文不值。张仪出发时，满心以为苏秦会提携他，给他一条璀璨的光明大道，根本没有想到苏秦会专门羞辱他。于是，张仪大怒，决定报复苏秦，一雪今日之耻。苏秦在联络关东六国合纵抗秦，那么能对抗关东六国并压苏秦一头的，便唯有秦国。想明白这一点，张仪便收拾行李一路向西，出函谷、入咸阳，等待机会。而就在张仪出发以后，苏秦立即派出一队人马，驾着马车载着金币，悄悄尾随在张仪身后。等张仪进入咸阳以后，这队人马的首领才找到张仪，向他说明事情的真相，以及苏秦希望张仪做的事。张仪听完，又是一声长叹：“此吾在术中而不悟，此吾不及苏君明矣。为吾谢苏君，苏君之时，仪何敢言。”不久后，张仪用苏秦赠送的金币开路，见到秦惠文王，然后用自己多年所学和秦惠文王问对，一举征服秦惠文王，被任命为秦国客卿。所谓“仪何敢言”，不是说张仪要在秦国空食俸禄，而是面对“合纵”议题的时候，张仪不主动提出破解的办法。但如果秦惠文王和群臣集思广益，商议出破解合纵的方法，张仪为了自己的前途，不担负间谍的罪名，也不会刻意阻止。尽管苏秦用计逼张仪入秦，但张仪有自己的风骨，苏秦的真正目的并没有实现，所以在不久以后，苏秦的合纵战略，便遭遇巨大危机。公元前332年，秦惠文王命犀首离开秦国游说齐、魏，让两国共同出兵伐赵。犀首到底是用什么计谋说服齐魏的，史书里没有明确说明，只是写了一句：“秦惠王使犀首欺齐魏，与共伐赵，以败纵约。”一个“欺”字，说明秦惠文王和犀首的手段并不光彩，极有可能是给了齐魏群臣一些政治许诺，甚至是灭赵之后共分赵国疆土。然而，就是这么一个非常简单的计策，便调动起齐魏以及两国群臣的欲望，破坏了苏秦建立起来的六国互信关系。苏秦展现出极强的口才和分析局势的能力，赢得了关东六国的信任，关东六国也是因为相信苏秦，进而相信合纵并建立互信。基于此，苏秦才能佩戴六国相印，成为奔走联络的中间人。可以说，合纵的成功，事实上是苏秦的成功，合纵能否持续成功，要看苏秦能否持续获得关东六国的信任。现在秦惠文王和犀首挑动齐、魏伐赵，不论“伐赵”结果如何，这项行动本身就传递出一条信息——一旦关东六国产生这样的共识，那么苏秦的个人信用就会崩塌，建立在苏秦个人信用之上的六国合纵，也将随之瓦解。这层逻辑，所有人都很清楚，所以当齐魏大军来袭的时候，赵肃侯便招来苏秦一顿大骂，埋怨他耗费巨额资金却没有巩固合纵。齐魏反了，赵国怒了，苏秦知道事情搞砸了，他担心留在赵国性命不保，便找了个借口逃往燕国。“赵肃侯讓苏秦，苏秦恐，请使燕，必报齐。苏秦去赵而纵约皆解。”张仪和苏秦有“何敢言”的密约，所以挑动齐魏伐赵，应该和张仪没有关系，但不可否认，合纵瓦解之后，张仪和苏秦的密约就到期了，再也不作数了。于是，张仪彻底解放，开始在秦国大展拳脚，建立属于自己的功业。公元前328年，张仪和公子华统帅秦军，攻取魏国蒲阳。蒲阳在山西临汾隰县，距离秦国核心地区较远，对于秦国来说，这就是一块易攻难守的飞地，没有任何战略价值，秦国真正想得到的，其实是统治陕北的魏国上郡十五县。在这样的背景下，张仪向秦惠文王提议，将蒲阳还给魏国，并让公子繇到魏国为质，营造一种有礼有节的大国气象，争取外交主动权，为秦国和魏国谈判奠定基础。等这两件事做成，张仪又到魏国都城大梁，向魏惠王说：“秦之遇魏甚厚，魏不可以无礼于秦”——秦军在战场上击败魏军，秦国把蒲阳还给魏国，可谓是仁至义尽，无论如何，魏国都要回报秦国一些东西吧？张仪想要什么，魏惠王很清楚，但是战场上打不赢，谈判桌上又怎么可能赢呢？无奈之下，魏惠王宣布割让上郡十五县，做为对秦国的回报。不费一兵一卒，张仪便解除悬在秦国上方的威胁，为秦国开疆拓土，凭借这项功劳，张仪被秦惠文王封为相国。仅用五年时间，张仪完成了穷酸落魄到位极人臣的跨越。而苏秦到燕国以后，没有把持住自己的欲望，很快就和燕文公的夫人发展出亲密关系，为了保住性命，苏秦又找了个理由逃往齐国，最终被齐国大夫刺死。张仪收取上郡十五县的时候，秦惠文王已经继位十年，早已抹除了商鞅的影响力，并提拔起公子华等新生力量，彻底巩固了自己的统治根基。而随着合纵破产，关东六国重新恢复到散乱无序的状态，根本无力阻挡秦国东出的步伐。公元前318年，楚赵魏韩燕同伐秦，攻函谷关，秦人出兵逆之，五国之师皆败走。公元317年，秦败韩师于脩鱼，斩首八万级，虏其将䱸、申差于独泽。诸侯振恐。整整十一年的征伐，极大开拓了秦国的疆土、提振了秦国的声望。武力开疆的同时，秦国还用秘密手段，开辟了另一条战线。早在秦惠文王亲自统兵伐魏之前，张仪就以“得罪秦王”的名义跑到魏国，被魏惠王任命为相国，但张仪身为魏国相国，却不断散布秦国强盛、秦军不可战胜的言论，试图说服魏惠王和魏国群臣，向秦国臣服，打开秦国东出的通道。在这个过程中，秦军屡战屡胜的战绩，又从侧面佐证了张仪的言论，让魏惠王和魏国群臣不得不认真考虑。经过五年的舆论攻势，公元前317年，即秦军打的“诸侯振恐”的那一年，张仪进宫觐见刚继位两年的魏襄王，又一次提出“臣服秦国”的意见。面对秦军的威胁以及动摇的魏国人心，魏襄王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接受张仪的意见，并命张仪到秦国，和秦国君臣商量具体事宜。然而，魏襄王万万没想到，魏国的相国，竟然是秦国的间谍。张仪刚到秦国，便受到秦惠文王和群臣的热烈欢迎，重新被任命为秦国相国，随后，张仪亲自拟定了“魏国臣秦”的具体方案，命魏国使团带回魏国，交给魏襄王。就这样，魏国成了关东六国中第一个“臣秦”的诸侯国，秦国也在秦惠文王和张仪的密切配合下，通过军事和外交领域的胜利，将秦孝公和商鞅奠定的基业，推向新的高峰。这样的结果，其实也检验出“合纵”和“连横”的利弊——合纵看似威势煊赫，但弊病是参加合纵的诸侯国，各有各的利益，导致人心不齐，容易被各个击破。连横看似要面对众多敌手，但胜在利益集团有共同的目标，可以集中全部力量去破局。不过，选择哪一条路线，各诸侯国的君臣，恐怕是无法选择的，因为强者必然连横，弱者只能合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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